记者 陈鹏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提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对界面新闻表示，中国是不可能带着8亿农民实现现代化的。要走向现代化，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变为以城市化为导向的“一元化”，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融入城市，农民的身份慢慢消失。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的市民化，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等等，是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曹远征说。

对于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点，曹远征表示，中等发达国家首先是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000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达到10276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他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就能进入高收入社会，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有望升至2万美元左右。

人均国民收入，又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所生产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值。人均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前者按国土原则统计，后者按国民原则统计。在中国，二者数值相差不大。

曹远征的预计符合高层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有关情况的说明，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曹远征在采访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要收入提高，其他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收入扩大，就是内需扩大。”他说，这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

他进一步指出，城市化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渠道。“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证明，工业化、城市化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过程，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现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由过去以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转变为以服务业推动的城市化。这是中国居民收入提高后的一个自然表现，同时也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中间的一个应对策略。”

以下是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的访谈内容

界面新闻：根据五中全会公报，到2035年，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

曹远征：现代化有一系列的标志，首先是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第二，城市化达到一定的高度。当然，经济、社会其他方面也要有相当的发展，比如说受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等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带着8亿农民，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消灭”农民的过程，因为农民和所谓的市民，他们的经济行为、社会行为都是不一致的，农民的很多行为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留下来的传统。

要走向现代化，“二元经济”必须“一元化”，必须是以城市化为导向的“一元化”。农民逐渐融入城市，农民的身份就会慢慢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的市民化，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等等，是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界面新闻：十九大五中全会公报提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您认为这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曹远征：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高收入社会。高收入社会是人均GDP高从而人均收入高。

2010年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两个翻番的任务，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这被广泛认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性指标。今年因疫情，GDP增长有所减缓，但预计全年增速可达2.5%左右，若如此，今年的GDP将是2010年的1.97倍，基本实现了翻番，而人均GDP今年将超过一万美元。与此同时，由于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增长略高于GDP增长，今年有望实现翻番，中国人均收入已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内外各主要经济研究的估计，预计在未来十五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越来4-5%之间，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2-3万美元，基本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若。

界面新闻：这次疫情之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因为低收入群体受到疫情冲击更大，在货币政策刺激下，资产价格上涨，反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贫富差距如何缩小？

曹远征：在疫情冲击下，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尤其农民工收入主要来自于务工，疫情使就业机会减少，收入自然减少。因此，千方百计保住就业就成为抗疫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疫情终究会过去，从长期看，解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问题，最重要还是城市化。这也被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所证实。

如果从收入的角度观察，中国现在的贫困线大约是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但是在40年前，97.5%的人口是达不到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过程，还是居民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其基本原因就是工业化、城市化，更多的以农村劳动力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进入到工业，转入到城市。过去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61%，将近6亿农民进入到城市，而城市的务工收入显然高于农村的务农收入。如果城市化率继续提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的收入也会持续提高。所以，城市化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最主要的一个渠道。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在61%左右，如果按发达国家水平，一般要达到75%~80%以上。中国还有十几个点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存在，就业的扩大，使居民收入，尤其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收入仍会持续增长。

界面新闻：您说到城市化，但对于现在的城市化，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异，这部分差异主要是城市农民工，那只要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就够了吗？

曹远征：前面说过，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存在着二元结构，表现为工农和城乡差距甚至对立。反映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两个部门的成员社会行为的不一致性。唯有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改变了农民身份，其社会行为才能一致，形成一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成员行为一致性即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城市化因此成为历史趋势。而过往的中国城市化也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

或许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或许由于传统体制的羁绊，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呈现为半城市化，常住人口中仍有将近20%为农民工，人数在2.8-2.9亿人。这种半城市化情形表明，土地城市化了，但人却未全部城市化。因此，解决的途径就是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的市民化首先是个户籍问题，但在根子上却不是户籍问题，是涉及与户籍相关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诸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的住房，还有社保、医保等等社会福利。所以，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需要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还有生态文明体制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改革深化；才能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

这些改革正在推动之中。特别是今年4月9号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有关农民工市民化，请注意文件中提到的两个要素，即劳动力和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深化。通过深化改革，不仅因农民可以在城市定居改变其社会行为，尤其消费行为，而且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使其可以市场化配置，并因此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城市务工收入与农村的财产性收入加在一起，将支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使其融入城市，社会行为因之市民化了。

界面新闻：公报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另外，习总书记说，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在您看来，这些环节中，关键是要把哪里打通？

曹远征：核心是居民收入，尤其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只要内需持续扩大，其他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内需扩大作为一个战略基点，进而通过规则等制度性的开放，由全世界共享中国市场，那就促进内外循环了。

按我们的推算，过去10年，中国居民收入翻了一番，有4亿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2019年中国的消费总额已几乎与美国持平。今年预计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如果未来15年，也就是到2035年，中国居民收入再翻一番，中等收入阶层可达到8亿人口。这样的话，局面就大大改观了，那是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消费市场。而这个市场向全球开放，中国就在拥抱并引领全球化。

界面新闻：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我们提出要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要达到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当我们有能力实现自我循环时，外循环的定位究竟是什么？

曹远征：第一个问题是牵扯到卡脖子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来讲，现在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在关键领域有自己的技术，那么卡脖子问题就大大缓解了。这个缓解不仅是说突破了这些技术，国内可以自给，而且也因为突破使海外不得不提供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只要有了这个能力，供应链才能安全，国内国际才能循环起来。这个供应链不仅仅是在国内，也包括国际。

第二是说外循环，市场扩大，人家自然就来了，不在你这卖东西到哪去卖？关键是要形成一个规则等制度性的开放体系，使海外有稳定预期的同时又能依法合规进入这个市场。这方面正在做，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其中负面清单在不断缩短中。海南自贸港的负面清单目前仅保留了三十余项。

中国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市场持续扩大，成为许多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这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全球消费中心转移的问题。美国人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美国有最大的市场，大家都去美国卖东西。在十四五期间，如果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又是按规则对外开放的，那么中美至少在经济含义上就不会出现所谓彻底的脱钩。

界面新闻：数字经济在今年这样的环境下展现出的超强生命力，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这次五中全会也提到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并提出要建设数字强国、网络强国。一方面这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我们之前也有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教训。这方面问题如何权衡？

曹远征：在4月9号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技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也就是说，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多要靠科技推动，而且很重要一个方向就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据的使用。 坦率的说，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列。这次公报再次确认了这个方向，这跟4月9号的文件是一脉相承的。

数据作为资源跟其他是不一样的。它可以重复利用，关键在于开发。高质量的开放使利用几乎无止境。而高质量的开发的，关键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产能与实体经济的产能不能同日而语，它几乎不存在过剩问题。即便因技能老化而出现跟不上蹚的情形，也可以通过学习进行纠正和提升。简言之，现代社会是学习社会，就不会出现在数据开发能力投入上的过剩。事实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数字经济更多是和电商、网购高度相关的，除了阿里巴巴、京东以外，别的平台、电商也出来了，现在增长最快的是美团跟拼多多，它们是更深度的挖掘，更下沉了。一个市场上可以同时容纳这么多巨无霸的存在，这在其他行业是很难想象的。

界面新闻：大家现在也很关注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问题。当数字强国、网络强国成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之后，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地位是不是会进一步强化？

曹远征：第一，我想说数字经济本身是个拓展的概念。以对数据的使用为例，我们现在数据还更多是用在消费场景上，将来在生产，在其他场景还有很多的开拓空间，比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所以我们对数字经济不能狭义地理解，以为就是目前这样了，它还是持续发展的。

第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利用数据来做的业务，是个网络业务。网络有个特性，就是“赢者通吃”。这种特性在过去其他行业中间都没有出现过。即使过去我们讲的自然垄断行业，比如说供水供电和铁路交通等等，它们的垄断也都是有区域性的。但是互联网是另外一个东西，这种物理特性决定垄断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本身还值得探讨。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经济学告诉我们，无论何种性质的垄断都会影响竞争，影响公平，影响技术的进步，从而需要反垄断。但是具体怎么来做？仍然需要摸索。因为互联网的特性就是拆不开，而传统反垄断的办法基本就是拆，无论金融企业还是实体经济企业，都照此办理。 中国当年在克服行政性垄断的时候，也用这个方法拆过，比如说石油拆成三个，电网拆成两个，电信拆成五个公司，连铁路车辆制造也拆成了南车北车等等。在国外也是如此，比如金融机构，像摩根本来是个垄断企业，1933年以后按业务分成两个，一个就摩根大通，专门做商业银行，一个是摩根士丹利，做投资银行。并且，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领域，还要鼓励竞争，引入竞争对手，避免形成新的垄断。

国内外这些反垄断的安排关键看一个指标——市场占有率。过高的市场占有率就意味着垄断。但是对互联网还能用这种办法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互联网一拆就什么都不是了，但是不拆，它又形成事实上的垄断。曾经一个思路是，它的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应该分开，增值业务引入竞争。但现在看来，似乎这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三个我更想说的是，互联网也带来新的风险。核心有两点：

一，如果它如此高度集中，一旦出了问题，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因为互联网进入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全国全世界的。它出了问题，就是全国全世界的问题了。那么应该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互联网应该怎么发展，怎么监管？这是一个新问题。

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互联网对数据的使用，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依然还是热烈讨论的问题。还不仅仅涉及侵犯个人隐私，而是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最后究竟会引发什么问题，现在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西方很多国家都开始对数据的采集与使用使用进行监管和限制，中国这方面也在探索之中。

我想这些涉及数字经济的问题都还是开放性的，还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摸索并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