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夏奇·贝恩》（Shuggie Bain）

我是妈妈的儿子。一直都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我的母亲是一个迷人、胆大但悲惨的女人。她心地善良，以家庭为荣。但她的伤痛是我的爱所无法弥补的。我的母亲是个酒鬼，我对她的记忆全和酒有关。在我16岁那年，她一个人死在家里，我正在上学。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火花四溅的灵魂，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从容的离场。

当你和酗酒的母亲一起长大时，你会发展出一些机制、策略与技巧，不仅要保持完整、不受她的病情影响，还要努力拯救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她醉酒的夜晚，当她的醉意昭示着一些特别棘手或不祥的东西时，我会试图用我的纸笔扮演秘书，让她口述她的回忆，以转移她对酒的注意力。她总是以含糊不清的对伊丽莎白·泰勒的献词开始，我们的进度也就到此为止了。虽然《夏奇·贝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小说作品，但它的核心是我对母亲与酒、与男人、与她的微薄梦想抗争的记忆。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天都在想念她。

我长大后成为一名面料设计师。我曾想学英语专业，想当作家。但在我童年的世界里，男孩子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学英语专业是中产阶级的事，在格拉斯哥东区，连“英语”这个词都显得刺耳和危险。作为一个在城市住房计划之下长大的男孩，看书会被视为同性恋和娘娘腔——公平地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接受了纺织业的培训——这是一个踏实的、苏格兰的行业——并最终在纽约为美国大品牌设计面料。这里与我家乡的感觉有着天壤之别。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我并不满足。我需要写作。我的生活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篇章，我难以调和它们。我怀念曾经的我，怀念我仍然热爱的格拉斯哥。所以我开始写《夏奇·贝恩》，试图把我的生活重新缝合起来。

事实证明，格拉斯哥人是世界上最热情、最机智、最有同情心的人，他们居住在基督教世界中最豪华、最奢侈、最平易近人的城市。我有没有说过我们颜值都挺高的？但我们会缺乏自信，我们的谦卑会让人麻痹大意，这也是事实。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冒牌货，所以我偷偷地写作，不告诉任何人（除了我丈夫）。所有的周末、清晨、几条地铁线——我试图在完成快节奏和高要求的职业的同时，在生活的间隙里尽可能多地安排写作时间。我很喜欢去远东的工厂参观，因为在飞机上14个小时不受干扰的时间，对我来说如同写作疗养圣地。

来自苏格兰西岸的男人并不以透露他们的柔情闻名。小说让我能够理解我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东西。写这部小说花了十年时间，因为我在我创造的世界中感到如此舒适，我喜欢和这些人物相处——即使是他们中最坏的坏蛋，我不希望和他们一起的时间画上句号。

布克奖提名改变了一切。我不想说谎，我惊呆了。当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非常感激。对我来说，看到十年来的工作得到认可，我很高兴。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夏奇·贝恩》的提名能提醒我们，在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出版业中，各种背景和社会阶层的故事都有存在的空间。

阿芙尼·多西：《焦糖》（Burnt Sugar）

八年前，我开始写《焦糖》，它那时还只是一系列片段，是我从其他工作中避难的竹筏。我搬到印度做策展人，写关于艺术的文章，至少这是我兜售给别人听的故事。事实是，我完全在漂泊。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是不去谈论它。

艺术写作就像一场闹剧，文字永远无法与对象本身相抗衡，永远无法支撑自己的重量。我对探索其他东西感兴趣——写作与艺术本身的对话或抵抗。

小说成了我的叛逆形式。我在祖母的房子里写下了第一个字，在普纳，这个城市最终成为故事的背景。我脑海中的画面栩栩如生。一对母女，一个女人和她的分身，一幅被部分抹去的画。

我在写每一句话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乐趣，一种平凡的奉献。我可以消失在虚构事件中，而不必与任何人分享。很快，很明显，我发现我在写一部小说，虽然不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一个草稿变成了好几个，我开始学习如何在错误中写作。

记忆的主题一直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但当四年前我的祖母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时，这个主题就变得紧迫起来。我钻进了关于老年痴呆症的研究中，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也被写进了书里。最终将出版的书稿是在迪拜写的，这时距离我开始写书已经过去了七年。我觉得自己和多年前开始写作的那个人已经不一样了。

当我的编辑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布克奖提名的消息时，我感到一种间接的喜悦，就像我很喜欢的人被赞美时的那种喜悦。我想这是因为我和这本书之间、写这本书的人和现在的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在某些时候，我觉得小说的读者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为我提供了一种重新回到它身边的方式。

布兰登·泰勒：《真实生活》（Real Life）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真实生活》的创作。当时，我专注于写短篇小说，但我那时的文学经纪人建议我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长篇，但似乎在没有写出来之前，我是无法安心写短篇小说的，所以我考虑了一下自己想写什么样的书。最后，我决定写一本校园小说，因为我对这种类型的小说很有感情，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校园里和校园附近度过的。

把书的背景设定在科学的世界里，也是因为我想利用手头的东西。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在小说上花很多时间。我想回去写短篇小说，而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快方法，似乎就是把我生活中的部分内容或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写成小说。

当然，小说随着我的写作而改变——小说总是这样。我开始真正关心人物和他们的困境。在紧张的五周时间里，我除了写作和做实验室工作外什么也没做，有时两者同时进行。我在Word文档、测序数据、显微镜间游走，一小时内好几次回来写小说。在那几个星期，这就是我的生活。当我写完这本小说后，我和那个经纪人分道扬镳，我以为这本小说将永远不会见天日。当我把这本书卖给我的出版商时，我以为它的生命会比较短暂。所以几乎每一步都很惊喜，看到这本书找到了它的读者，听到人们是如何读到它，如何喜欢它，它是如何被看中或认可……我觉得这本书除了我之外，还有自己的生命，它现在是属于读者的。

黛安·库克：《新荒野》（The New Wildness）

当我开始写作后来成为小说的《新荒野》时，我有两个想法——写自然与文明世界的关系，写母亲和女儿。我一开始并没有对气候变化有什么大的想法，也没有想写一个惊心动魄的荒诞故事的冲动。我的野心更简单，我想探索大自然是如何影响人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这本书是从一个想象中的地方开始的。一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一片荒野。最后的荒原。我在职业生涯之初就有了这个想法，当时我还在写短篇故事，这些故事组成了我的第一本书《人与自然》（Man V Nature）。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做笔记，关于这个我想象中的地方，故事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关于谁的，然后我把它放在一边。尽管我想了很多，但要过几年才能再拿起来。

在写《新荒野》的时候，我很少谈及它，但当我谈及时，我会把它描述为“前世界末日”。在我的脑海里，未来的世界和如今很像，只是更糟。在那里，我们所担心的政治、文化、环境上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因为我们无法或不愿阻止它们。但在我的书中，对人们来说，没有决定性的前后时刻。没有灾难改变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改变了，没有攻击、病毒或政变，这是一种缓慢的侵蚀。他们的日子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充满了烦躁和欢乐，充满了无力和绝望的时刻，但也总是有生存的理由。这就是我写作时的兴趣所在。在这个越来越充满敌意和荒凉的世界里，找到让生命值得活下去的原因。

在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正在长久地为死去的母亲悲痛。我数次穿越全国，试图找到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哪怕只是暂时的。而在经历了不孕的焦虑和创伤之后，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有了一个女儿，以一种新的方式为我的母亲悲伤。小说是一种艺术，它吸收了写作时的时间，也吸收了被阅读时的时间。不同年份的布克评委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本展望未来的书，关于母亲和女儿，关于土地和权力，关于气候变化和自然界，关于失去。我非常感谢这些评委做到了。

齐齐·丹加雷姆加：《哀悼之躯》 （This Mournable Body）

十几岁时，我读过的唯一一本讲述非洲黑人女孩故事的书，是卡玛拉·莱伊的《非洲孩子》（The African Child）。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很好奇地看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个和我一样的黑人女孩。我找过其他关于黑人女孩的故事，但没有找到。作为一个实用型的人，我决定填补这个空白。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叙述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角色，她想要什么，她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它，并准备采取行动来获得它，哪怕要面对相当大的困难。

《哀悼之躯》是三部曲的第三卷。1980年代，在津巴布韦独立几年后，我开始写它。一个新国家的希望贯穿了这个故事。第一卷《局势紧迫》（Nervous Conditions）于1988年出版后，出版商要求我写一部续集。我在2006年出版了《否之书》（The Book of Not），但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显然还是不完整的。当我开始写《哀悼之躯》时，新国家的希望已经破灭。很明显，我们正在走下坡路，而这正在将个人扫入深渊。我想研究津巴布韦人是如何陷入这种境地的。我的论点是，一个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一个国家不可能比其人民更健康。同时，我想指出人们在做出选择时的个人责任。我想把女性放在讨论个人能动性的中心位置。入围布克奖，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和意图得到了证明。

马萨·蒙吉斯特：《影子国王》（The Shadow King）

想象一下：凶猛的埃塞俄比亚战士，光着脚，穿着白色衣服，用过时的步枪向意大利坦克发起进攻。很容易看到他们从锯齿状的山丘上冲下来，在被墨索里尼的轰炸机染得漆黑的天空下，高喊着战斗的口号。他们如此脆弱，却几乎不可能被杀死。在我的想象中，这是特洛伊战争在非洲土地上的复活。这些人，其中一些是我的亲戚，是荷马史诗中的半神，他们在愤怒中不顾一切，光荣无比。作为一个在美国的、有时有点傻的年轻非洲女孩，我可以闭上眼睛，看到他们聚集在我身边：一千个愤怒的阿基里斯不顾自己致命的伤口，向所有敌人发起进攻。

《影子国王》就是从这些童年的灵感中成长起来的。在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我上了意大利语课。等到《在狮子的目光下》（Beneath the Lion's Gaze）问世时，我已经会说意大利语了。我搬到罗马，在档案馆里进行研究，然后很快发现我读到的是一个国家被删减的过去，是对战争的修改版描述。我联系了驻扎在埃塞俄比亚的士兵的意大利后裔。我在跳蚤市场寻找殖民时代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隐藏着幽灵的历史口袋。我受这些照片的启发，写下了我认为能看到的死者的故事。

写了近五年，《影子国王》的初稿完成后让我绝望。我扔掉了那份手稿。我拿出那些陈旧的照片。我推开摄影师，向他们镜头下捕捉的埃塞俄比亚人靠拢。一系列曾经被忽视和沉默的生命，从阴影中走出来，把语言借给我。他们给我指明了新的方向，把我推向他们的战争。

我发现了一张穿军装的女人的照片。然后是一篇文章：一个女人带着军队上战场。一个接一个的女人出现了，要求被倾听。我学会了倾听，于是又开始写作。等到快写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曾祖母也参加了这场战争，而我的家人也不能免俗地对此保持沉默。

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入围布克奖的名单。这一年，这几年，这本书一直是我的避难所。我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了教训和启发。在某些日子里，想到我完成了这本书，我抵达这个地方，总让我焕然一新。我深感谦逊和感激。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