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噩梦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是，“现实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只是哲学上的推演，而是现实中的紧急情况。在这个充斥着“煤气灯操纵”（指一个人或团体隐秘地让受害者逐渐开始怀疑自己，使后者质疑自己的记忆、感知和理智），“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的时代，现实任凭捏造。一切被令人作呕的、无处不在的阴谋论掩盖，人们必须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出于胆怯，我看了一本书关于图书馆及其它们的毁灭的书。

阴谋论是偏执狂的臆想，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迎合人们想要相信的东西。图书馆提供了永久性的记录，它们可以帮助抗击这些理论。但是它们并不总能长久地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需要我们的忠诚，这意味着保护，即金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馆长理查德·奥文登（Richard Ovenden）在其著作《焚书：蓄意破坏知识的历史》（Burning the Books: A History of the Deliberate Destruction of Knowledge）中，记载了图书馆如何在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充当知识的庇护所，以及这对现在和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的基调是写实的，但是它关于图书馆遭到毁坏及其包含的信息的历史记载令人痛苦。事实证明，知识的破坏不需要危言耸听的修辞来修饰，那种恐怖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奥文登的尝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还着眼于在武力和被忽视的双重威胁面前，图书馆对于知识的存续是多么的必要。虽然他宽泛地看待这一问题，但我们不应忘记图书馆的实际好处。在许多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对研究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指导、影响着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一直以来是一个面向各色人等的场所——自习人士，偶尔感到好奇的人，以及无法直接访问那些充满繁文缛节且昂贵的、被特权人士把持的场所的人们。探讨图书馆对人们有怎样的积极作用似乎是一种陈词滥调，但这是或许因为，我们首先把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问题在于，权力似乎总是妨碍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与当下美国的情况不同的是，了解各种事务在历史上对某些当权者来说很重要。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hurbanipal）在尼尼微（Nineveh，伊拉克城市）建立了皇家图书馆，但是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对知识的天真追求。这座图书馆收藏了从邻近区域获取的黏土片。通过剥夺他人的知识，亚述巴尼拔确保他的对手对历史知之甚少，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很好地预见未来。因此，说“知识就是力量”的确是陈词滥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奥文登主要关注的仍是作为权力天生的对手的探究精神（这话出自图书馆员，不足为奇），以及权力如何受到阻碍。他说，16世纪的英国改革是知识保存史上最惨淡的时期之一。由于知识受到围攻，当时的古董商是防止书籍被销毁的最后一道防线。奥文登引用作家约翰·厄尔（John Earle）的话说，这些人“格外珍惜过去的时光”，他们是“古迹”的崇拜者，他们迷恋“时光的印痕”，他们喜欢“发霉了的、被虫子啃噬的”东西。如果是坐着阅读一本“被蛾子啃没了封面的”手稿，他们能“一坐就是一辈子”。《焚书》表明，当被印刷成册的知识受到权力的威胁时，介入的是那些誓要保卫它们的人们，而不是军队。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者或许是纳粹分子，和大多数种族灭绝政权一样，其目的不仅是让人退化，更是消灭一个民族及关于它的任何记录。在著作中，奥文登提供了20世纪上半叶维尔纽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原称Vilna）的犹太居民的描述作为有力的说明。在希特勒于1941年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一群被当地人称为“书队”（‘Paper Brigade’）的书籍走私贩，在维尔纽斯的犹太人聚居区秘密地将他们从各处搜集来的书籍和文件尽可能多地偷偷转移到安全地点。悲剧的是，“书队”中的大多数人在纳粹占领的最后阶段，被迫从事劳动或被谋杀，但所有文档都没有丢失。纳粹分子被击败后，在苏联的支持下，维尔纽斯建立了一个犹太文化博物馆，曾经被藏匿的“装满书和文件的马铃薯袋子开始重新现身。这展现了烈士们的英勇精神——保护知识免遭有组织的种族清洗的毁灭。

当然，并非所有为保存知识而进行的斗争都是反对残酷政权的。奥文登对一场不那么激烈但仍很重要的斗争特别感兴趣：如何将数字数据存档为公共记录，以及如何读取它。一个问题是，科技公司持有的许多数据根本无法向公众公开。它们是私人手中的永久记录，这应当足以吓到任何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图书馆该如何为公共利益保存这些数据。他在谈到本书的主旨之一时告诉我：“由于许多最为有用、有趣的知识是‘无形的’，我们未能保存它们——这是危险的。”

他说：“我们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我指的是推动广告技术行业发展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于建立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数据资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数据已通过剑桥分析公司和脸书被用来影响2016年的美国大选。存档那些不断被交易的数据，以及我们通过在线行为生成的数据，对于社会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

奥文登认为，图书馆在存档数据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公众将能很好地浏览那些以印刷或数字形式被保存的、值得被存档甚至必须被存档的知识。不过，这要花钱。然后，许多有钱有势的人会问（他们在为公共利益做任何事情事情时都是如此）：你将如何为此付费？令人毫不惊讶的是，白宫一直在削减联邦政府对图书馆的资助，而且，当预算紧张时，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本地图书馆的资金都非常脆弱。奥文登建议，政府可以对科技公司的利润征收至少0.5％的“内存税”，这能创造出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数字数据所需的资金。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从长远来看，图书馆的资金来源在整体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一个由于短期思维的普遍弊端而存在的问题。

如果没有暴君或侵略军，那么图书馆最大的威胁就是缺乏资金。它们是社会记忆的基础，社会记忆是我们身份的核心，而我们的身份是社会的核心。图书馆保护着脆弱的过去，即那脆弱的记忆，免遭残酷的利润和权力冲击。未来充满可能，但前提是知识占上风。阅读《焚书》让我清楚地知道图书馆有多么脆弱。如果我们没有为它们提供适当的资金，我们就有可能让谎言成为真理，让真理成为笑话。

本文作者Nicholas Cannariato是一位作家，现居芝加哥。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