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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受够了专家,还是我们的专家并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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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受够了专家,还是我们的专家并不足够?

疫情期间,依赖权威专家的必要性可谓不言而喻……这是对终身学习的一次深入探索。

新冠肺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公共健康危机,疫情期间,专家再度成了“香饽饽”……图中人物为Uğur Şahin和Özlem Türeci,他们在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图片来源:Eilmes,

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前,当时的英国脱欧派领导人、保守党法务大臣迈克尔·戈夫曾宣称,英国对专家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认为专家距离普通人太远,而且都是精英主义者。尽管保守党对国家政策数次“朝令夕改”,但这种反智主义言论很快在英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中蔓延开来。今年,新冠肺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公共健康危机,疫情期间,专家再度成了“香饽饽”。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政客和公众都把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关键词挂在嘴边,包括社交距离、自我隔离、封城、新冠白痴(covidiot)、疫情解禁(covexit)和巴纳德堡(Barnard Castle)。但谁的专业知识才是真正权威的呢?

这个问题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其中既涉及了“真理”的含义,也包含了科学方法的演进过程。“专家”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中期,当时的人们聚焦于客观真理,各种职业兴起,特别是白人男性的科学事业(它们与女性化的,以及“陶冶情操”的艺术类职业相对立)。这种科学凌驾于人文之上的等级体系依然存在,只是在充斥着假新闻的时代,由于人人都能获取数据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显然变得更加平易近人了。

据紧急情况科学咨询独立小组(Independent Sage,为与英国政府下设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互为替代的非官方组织)称,一个人只有拥有解析数据的能力,且能不受政治和社会影响,才能掌握真正的专业知识。然而,与客观性相比,透明度更加难以保证。因为正如科学无法与政治分割(在制定议程、定义成功,以及决定“搞科学”之人的性别和种族等方面皆如此),我们谈及“专家”时,也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这是一个科学与医学历史学家所熟悉的主题。

《专家》

罗杰·尼伯恩(Roger Kneebone)的作品《专家:走向精通之路》(Expert: Understanding the Path to Mastery)没有过多聚焦于社会与政治背景,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专家最根本的重要性上,他们丰富我们的生活,保护我们平安:从医生、律师到艺术家和水管工,尼伯恩认为,专家为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创新和公民价值。“修炼”成专家的过程与中世纪工匠的成长历程颇为类似:首先是“学徒”,接着成为“熟练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最后成长为真正的“大师”,继续把这学之不易的知识传递给后辈。

罗杰·尼伯恩身兼外科医生导师、科技传播者和“最懂专家的专家(expert on experts)”三职。他的文字温暖而谦逊,并且饱含着对哲学和医学原理的深切同情。他叙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成长历程:先是在曼彻斯特作为一名实习医生为病人采血,然后在南非索韦托为病人重接断裂的动脉,接着他回到英国特罗布里奇做了一名全科医生,后来他在帝国理工学院取得教职,领导公众参与和教学工作。书中,尼伯恩邀请读者也尝试追溯自己成长为专业人士的历程。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曾在其作品《异类》中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一万小时定律”(这个定律是对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的理论过分简化后的成果),但尼伯恩告诫读者,仅仅依靠训练并不能让我们变得出类拔萃,尽管想要成为行业翘楚少不了训练。这种慢速学习与21世纪盛行的“急于求成”文化是相悖的。

尼伯恩优美地阐述了在掌握新的技能时,一个人的所见与所做、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这些技能刚开始看起来高不可攀,但很快我们就能做到熟能生巧。他认为,由于每项工艺的学习都得经历“学徒-熟练工-大师”的成长过程,因此,通过对不同专业技术之间共同点的关注,它们的共性也显露出来。这些共性存在于情感、身体、智力和感官层面。无论是给病人开膛做手术,演奏管弦乐器,还是炖鱼汤和修洗碗机,通往不同领域“大师”的道路都是极其相似的。

罗杰·尼伯恩与外科医生劳拉·科茨在帕丁顿圣玛丽医院的模拟手术室中  图片来源:Graham Turner/The Guardian

但重要的一点是,“成为真正的专家”与“被他人视为专家”是有区别的。有人可能会说,专业水平不仅指对专业技能、行业规范和执行能力的获取(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之为“惯习”),而且包括他人对你专业知识的心照不宣的接受和认可。从这个层面而言,成为一名“专家”依旧受到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影响——与19世纪中期各种职业兴起时的状况一模一样——在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今时今日的工作场所,女性的专业技能一直饱受贬低质疑,这一点就是最好的佐证。

这种现象在尼伯恩本人的经历中也可窥见一二:他写道,自己在做实习生时曾被病人错称为“医生”。对于这段经历,他感到“很自豪,但也有种冒名顶替的心虚感”。女性和有色人种的职业道路往往有别于其他人,因为社会认为他们显然缺乏专业知识。因此,医院中的女性和黑人医生经常会被误当成护士或勤杂工。相比男性,女性时常不被取信,不被倾听,即便她们是专家。护理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很少被看作是一种“专业技能”,就因为它拥有“女性化”的本质。

尼伯恩的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这些不平等现象,并反思这个假新闻时代中的知识、专业技术、信任、合法性等所有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聚焦终身学习的本质,以及对技能的获取、学习和传播进程的关注,尼伯恩表示,“成为专家”是一个持续的、具体的过程。但同时,它也更加深化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等级体系,尽管这并非出自人们在专业实践中的本意。通往“专家”的道路不仅意味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获取,也揭示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本文作者Fay Bound Alberti的新作《孤独传记》(A Biography of Loneliness)由Oxford出版社出版。罗杰·尼伯恩的作品《专家:走向精通之路》(Expert: Understanding the Path to Mastery)由Viking出版社出版。

(翻译:黄婧思)

来源:卫报

原标题:Expert by Roger Kneebone review – the value of expertise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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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受够了专家,还是我们的专家并不足够?

疫情期间,依赖权威专家的必要性可谓不言而喻……这是对终身学习的一次深入探索。

新冠肺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公共健康危机,疫情期间,专家再度成了“香饽饽”……图中人物为Uğur Şahin和Özlem Türeci,他们在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图片来源:Eilmes,

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之前,当时的英国脱欧派领导人、保守党法务大臣迈克尔·戈夫曾宣称,英国对专家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认为专家距离普通人太远,而且都是精英主义者。尽管保守党对国家政策数次“朝令夕改”,但这种反智主义言论很快在英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中蔓延开来。今年,新冠肺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公共健康危机,疫情期间,专家再度成了“香饽饽”。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政客和公众都把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关键词挂在嘴边,包括社交距离、自我隔离、封城、新冠白痴(covidiot)、疫情解禁(covexit)和巴纳德堡(Barnard Castle)。但谁的专业知识才是真正权威的呢?

这个问题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其中既涉及了“真理”的含义,也包含了科学方法的演进过程。“专家”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中期,当时的人们聚焦于客观真理,各种职业兴起,特别是白人男性的科学事业(它们与女性化的,以及“陶冶情操”的艺术类职业相对立)。这种科学凌驾于人文之上的等级体系依然存在,只是在充斥着假新闻的时代,由于人人都能获取数据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显然变得更加平易近人了。

据紧急情况科学咨询独立小组(Independent Sage,为与英国政府下设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互为替代的非官方组织)称,一个人只有拥有解析数据的能力,且能不受政治和社会影响,才能掌握真正的专业知识。然而,与客观性相比,透明度更加难以保证。因为正如科学无法与政治分割(在制定议程、定义成功,以及决定“搞科学”之人的性别和种族等方面皆如此),我们谈及“专家”时,也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环境——这是一个科学与医学历史学家所熟悉的主题。

《专家》

罗杰·尼伯恩(Roger Kneebone)的作品《专家:走向精通之路》(Expert: Understanding the Path to Mastery)没有过多聚焦于社会与政治背景,而是把关注点放在了专家最根本的重要性上,他们丰富我们的生活,保护我们平安:从医生、律师到艺术家和水管工,尼伯恩认为,专家为我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创新和公民价值。“修炼”成专家的过程与中世纪工匠的成长历程颇为类似:首先是“学徒”,接着成为“熟练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最后成长为真正的“大师”,继续把这学之不易的知识传递给后辈。

罗杰·尼伯恩身兼外科医生导师、科技传播者和“最懂专家的专家(expert on experts)”三职。他的文字温暖而谦逊,并且饱含着对哲学和医学原理的深切同情。他叙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成长历程:先是在曼彻斯特作为一名实习医生为病人采血,然后在南非索韦托为病人重接断裂的动脉,接着他回到英国特罗布里奇做了一名全科医生,后来他在帝国理工学院取得教职,领导公众参与和教学工作。书中,尼伯恩邀请读者也尝试追溯自己成长为专业人士的历程。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曾在其作品《异类》中提出了广为人知的“一万小时定律”(这个定律是对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的理论过分简化后的成果),但尼伯恩告诫读者,仅仅依靠训练并不能让我们变得出类拔萃,尽管想要成为行业翘楚少不了训练。这种慢速学习与21世纪盛行的“急于求成”文化是相悖的。

尼伯恩优美地阐述了在掌握新的技能时,一个人的所见与所做、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这些技能刚开始看起来高不可攀,但很快我们就能做到熟能生巧。他认为,由于每项工艺的学习都得经历“学徒-熟练工-大师”的成长过程,因此,通过对不同专业技术之间共同点的关注,它们的共性也显露出来。这些共性存在于情感、身体、智力和感官层面。无论是给病人开膛做手术,演奏管弦乐器,还是炖鱼汤和修洗碗机,通往不同领域“大师”的道路都是极其相似的。

罗杰·尼伯恩与外科医生劳拉·科茨在帕丁顿圣玛丽医院的模拟手术室中  图片来源:Graham Turner/The Guardian

但重要的一点是,“成为真正的专家”与“被他人视为专家”是有区别的。有人可能会说,专业水平不仅指对专业技能、行业规范和执行能力的获取(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称之为“惯习”),而且包括他人对你专业知识的心照不宣的接受和认可。从这个层面而言,成为一名“专家”依旧受到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影响——与19世纪中期各种职业兴起时的状况一模一样——在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今时今日的工作场所,女性的专业技能一直饱受贬低质疑,这一点就是最好的佐证。

这种现象在尼伯恩本人的经历中也可窥见一二:他写道,自己在做实习生时曾被病人错称为“医生”。对于这段经历,他感到“很自豪,但也有种冒名顶替的心虚感”。女性和有色人种的职业道路往往有别于其他人,因为社会认为他们显然缺乏专业知识。因此,医院中的女性和黑人医生经常会被误当成护士或勤杂工。相比男性,女性时常不被取信,不被倾听,即便她们是专家。护理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很少被看作是一种“专业技能”,就因为它拥有“女性化”的本质。

尼伯恩的作品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这些不平等现象,并反思这个假新闻时代中的知识、专业技术、信任、合法性等所有主要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聚焦终身学习的本质,以及对技能的获取、学习和传播进程的关注,尼伯恩表示,“成为专家”是一个持续的、具体的过程。但同时,它也更加深化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等级体系,尽管这并非出自人们在专业实践中的本意。通往“专家”的道路不仅意味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获取,也揭示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本文作者Fay Bound Alberti的新作《孤独传记》(A Biography of Loneliness)由Oxford出版社出版。罗杰·尼伯恩的作品《专家:走向精通之路》(Expert: Understanding the Path to Mastery)由Viking出版社出版。

(翻译:黄婧思)

来源:卫报

原标题:Expert by Roger Kneebone review – the value of expertise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