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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贝多芬是不是黑人?”今年6月,在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之际,这一话题在推特上成了热点。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梳理,贝多芬是黑人的说法来源于美国一份学生报纸2015年的一篇文章。文章称,贝多芬的长相和黑人很相似,他的母亲还可能有摩尔人血统,我们之所以认为贝多芬是白人,是因为后世的欧洲人出于殖民主义心态改写了历史。这一话题看似荒谬,但我们如果考虑到当时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或许也能够理解:真正重要的不是贝多芬究竟是不是黑人,而是对反思殖民主义心态和种族歧视的迫切呼吁。

贝多芬的生平事迹及其音乐受到的政治影响,绝不局限在“贝多芬是不是黑人”的讨论中。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年代里,贝多芬都被不同的政治风潮所裹挟、所定义、所利用。
贝多芬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看似和音乐无关的讨论呢?或许他并不像一些艺术家那样,厌恶把自己的作品进行政治解读。实际上,贝多芬正是一个深受他所在时代的政治影响的人。贝多芬生活的主要历史背景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他对两者的态度都是认同和拥护。《贝多芬的政治共鸣》一文作者Emily Bootle看到,在贝多芬18岁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1792年,从家乡波恩到维也纳的途中,他亲历了政治动荡带来的后果——他的马车被黑森军队拦下来,这些士兵正打算从法国人手中夺回自己的领土。后来,法国军队占领了莱茵河左岸,贝多芬因此无法回到波恩。身处维也纳,贝多芬却沉浸在拿破仑的自由思想之中,他坚定地拥护共和体制,并常常在信件和谈话中提及自由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贝多芬本人受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的影响,贝多芬作品中的政治意义也一直被后世强调。比如,他受委托创作的两部早期作品将奥地利皇帝当作人民的救世主来赞颂;他的《第三交响曲》最初是打算献给拿破仑的,但是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他就转变了心意;《第五交响曲》开头的音符与英文字母“V”的摩尔斯电码对应——短、短、短、长,成为二战期间同盟国胜利的象征。他还是第一个为大众写作交响乐的作曲家,而过去的交响乐听众仅来自宫廷或者贵族之家……
贝多芬的生活和音乐本身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后世的诠释者们更是在包罗万象的贝多芬音乐里各取所需。
在苏联,列宁对《热情奏鸣曲》的喜爱就是一段著名的故事。据高尔基回忆,1920年,他和列宁见面:“列宁听到伊撒亚·多波洛所奏的贝多芬的几支奏鸣曲,他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 《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超越人力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苏联人也常常引用青年恩格斯听过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之后给妹妹写作的信——“这一交响曲和《英雄交响曲》是我最喜爱的作品……真是了不起的音乐!假如你没听过这部壮丽的作品,那你可以说等于一生没听过什么好音乐。”
虽然列宁和恩格斯并不一定刻意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寻求政治维度,我们也看不出他们有对音乐家进行阶级分析的意思,但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苏联人提炼的贝多芬关键词就是“斗争”。由于认同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贝多芬被划为资产阶级,但是他没有被划分进“腐朽的”一类,而是被划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侧重强调其反封建、争取自由的精神。在《国外贝多芬研究的新探索》一文中,作者张洪模看到,配合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研究使得苏联的贝多芬研究具有偏向。例如,在交响乐方面,苏联学界就侧重研究第一、三、五、七、九,对第二、四、六、八不是很重视,这是因为前者更容易提炼出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相符合的维度。
在美国,在有史以来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讲座式音乐会《年轻人的音乐会》“永远的贝多芬”(1968年)一讲中,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提取的关键词是“自由”。他以第三交响曲《英雄》著名的开场曲第五小节那意想不到的降D——一般是A或者降C——提出,自由意味着取舍。他进一步引申称,“舍弃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自我审查的自由、自我限制的自由,这就是民主的全部意义。我们在其基础上希冀一个和平世界的自由,就和伟大音乐创作中的自由含义类似。”就这样,伯恩斯坦在与年轻人的对话中,把贝多芬在音乐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在讲述贝多芬的音乐,又何尝不是在重申美国精神?通过讲解贝多芬,伯恩斯坦把美国精神中的“自由”传播到了转播音乐会的四十多个国家。
在中国,《关于中国贝多芬接受历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作者张乐心看到,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最早在中国系统性介绍贝多芬的萧友梅、王光祈等人,不约而同地把贝多芬的生平事迹和司马迁的故事相提并论,“更为压抑和内倾”。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变革难以实现,贝多芬音乐中的“苦恼”和“愤懑”等便成为了关键词。另一方面,贝多芬音乐中的“叛逆”“革命”也受到了重视。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的贝多芬,因其叛逆的革命者形象而受到欢迎。《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探》作者严宝瑜看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文译本在1927年传入到中国,引发了盛况,译者在五四运动中参与过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法]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8年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序言里讲述了此书在法国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是“被压迫的理想主义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这句话讲解的虽是法国的情况,但与《贝多芬传》译介到中国之后的情况十分类似。当时,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听贝多芬,但是贝多芬的故事无疑读来令人感到畅快。例如贝多芬可以愤怒地把《英雄》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的那一页撕毁,又例如贝多芬和歌德散步时,路遇奥地利贵族,歌德脱帽致敬而贝多芬视若无睹,书中的这类故事情节切中了新文化运动一代青年们的心理。
在抗日战争中,贝多芬让位于更加脍炙人口、更大众化的旋律;建国后, 贝多芬的音乐常常被以阶级对立与斗争来阐释,诸如“整个乐曲的情绪……表达了人民坚强的斗争意志和对胜利的无限信心”这类评论成为了对复杂音乐的单一解读;在“四人帮”时期,贝多芬更是被当成“资产阶级文化渗透”而被锁在国门之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其在中国更多更丰富的诠释才成为了可能。如何阐释贝多芬的作品,如何理解贝多芬的政治意涵,在两个世纪之后依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
参考资料:
《贝多芬的政治共鸣》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464001.html
Young People's Concert-Forever Beethoven
https://leonardbernstein.com/lectures/television-scripts/young-peoples-concerts/forever-beethoven
掘火中译:伯恩斯坦《年轻人的音乐会》| 永远的贝多芬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A411Y7jU?from=search&seid=17673865430521355348
《关于中国贝多芬接受历史的几个问题》张乐心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yyyxyxb201102003
《国外贝多芬研究的新探索》张洪模
https://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ZYYE198701003.htm
《贝多芬在中国的接受史初探》严宝瑜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a2j0ee09j440xs0ya1k0gy0xj443507&site=xueshu_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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