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卡尔·丹泽尔·史密斯在其短小但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美国梦醒之后的生活》（Stakes Is High: Life After the American Dream）尾声处，道出了困扰着他进行政治写作的恐惧。他说：“当孩子们在边境上的集中营中苦苦挣扎时，我们很难认为写出更多的词句是有意义的。”陷入困境的时代似乎需要我们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向“风起云涌的内容领域”输入更多词句的徒劳姿态。

在末尾，史密斯拆解了这种恐惧。他说，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像美国人时，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时，这种恐惧才会出现。只有当人们想象自己是“单一的，像救世主一般的人物”，而其斡旋是胜利的关键时，它才会出现。他解释说，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冲动”会“解散国家”，它揭示出“一种对于因为不可能的英雄主义而受到崇拜的自恋欲望”。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动荡时代要求人们采取行动。但是，这种行动应始于用不同的方式想象自我。这通常需要更多的言语，而不是更少的言语，这使得像史密斯这样的作家成为反思道德的宝贵资源。

但是，“更多言语”并不意味着以任何方式加工出的任何言语。关键字最有效，最好是经过散文的方式处理过的文字：它们有助于反思和自我批评，并具有微妙、谦逊和人性化的特点。简而言之，这些文字应有史密斯所表现出的美德，而这些美德是现任美国总统所公开否认的。

《美国梦醒之后的生活》找到了四个具有上述特点的词，并用它们考量了特朗普的崛起，以及造成这一现实的美国社会。这些关键词是：妄想（delusion）、正义（justice）、问责（accountability）、自由（freedom）。以它们为题的四篇短文构成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一篇前言和一篇后记为四篇短文提供了框架，并反映了史密斯是如何着手这本书的写作，该项目如何影响了他，以及他对该项目的成果的预期。

本书的论点很简单。我们在前言中了解到，史密斯对2016年的选举感到惊愕，后记再一次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他在某处用了“破碎（broken）”这个词，又在另一处用了“粉碎（shattered）”一词。这促使他思考关于需要他那些关键词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忧虑。

这些忧虑包括：对于美国的认知植根于幻想；我们通常所说的“正义”，完全是真正的正义的反面；我们企图要求人们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负责，这常常掩盖了我们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我们经常混淆为寻求真正的自由而进行的艰苦努力，与对不受束缚的自我创造、不考虑历史和后果的危险追求。

后记提到，特朗普的崛起使作者长期以来感到沮丧。之所以导致这种情绪，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行为加速了对气候的破坏，降低了人类生存的几率。史密斯还提到了对作家的徒劳的担忧，并最终对社会、对希望、对可能性的信念发出了微弱的呼吁。

这本书中不乏紧凑而雄辩的段落，它们将这些忧虑联系在了一起。例如，在指出对国家迷思（national myth）的非批判性接受限制了我们为进步而做出改变的自由之后，史密斯解释道：

“只要对损失的恐惧战胜了对正义和问责的渴望，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一个不愿向自己道出关于自己的真相的国家，只会绕着其妄想打转，直到其与现实的联系消失殆尽。”

我们不愿道出什么真相？美国是一个帝国，拥有波多黎各等殖民地。资本主义是一种欺诈行为。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们憎恨警察，并公开地表达这一点。污名化和监禁罪犯是一种掩盖人为因素导致的社会功能失调、而又不解决这种失调的方法。总统制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迷思和心理文化投入的库房，这使其在实现正义与民主方面无益。

这些主张似乎很显而易见——显然，是对还是错，这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为什么要纠结于一本花了将近200页“告诉你‘我希望你已经知道、感受到的东西’”的书呢？因为史密斯是按照詹姆斯·鲍德温、乔治·奥威尔和奥德丽·洛德的传统在写作，因此本书符合政治文章的传统，就像布道和小说一样，其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内容，而是要重申我们与我们所做之事的关系。

不妨思考一下史密斯对资本主义的讨论。他为劳动剥削和持续产生的贫困感叹不已。在别的书中，这样的感叹可能会转向沉闷的道理或不切实际的理论。但是，他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在这里，他引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一课，是我在读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也叫Iceberg Slim）的回忆录《皮条客》（Pimp）时学到的，而不是从马克思那里。”他接着解释道，拉皮条是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这种批评资本主义的方式，或许以最纯粹的形式揭示了散文家的美德。

贝克只是书中各章节用来戏剧化其论点的人物之一。例如，比尔·寇司比（Bill Cosby，美国喜剧演员，在职业生涯中曾下药性侵多位女性，但直到2018年他才被追责）是“问责”一章的主要反面人物，该章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一个镇定自若的年轻女性，她在地铁上无视了充满性别歧视的言语攻击。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是一位先锋黑人女议员，她在1972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她的选民和政治后裔（例如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草根出身，在年轻自由派群体中有很高人气））在多处均有浓墨重彩的描写。奇瑟姆在史密斯的书中尤其有意义，这既是因为，她是一个总体而言未被重视的人物，又是因为，她使关于我们对总统职位的盲目痴迷的讽刺变得如此易懂——“把奇瑟姆选为总统的国家，恰恰并不需要她来当总统。”

史密斯将这些人物像合唱团一样地收录在书中，他们的存在放大了他的声音，也论证了他的论点。通过表明我们的困境，以及一个道理——理解、承受这种困境所需的，是在社群中居住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或者某一个救世主，这些人物阐明了其研究的风险。

这就不得不提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来源。“Stakes Is High”（意为，“高风险”）是经典嘻哈乐队De La Soul的歌曲。该歌曲的MV描绘了不可能出现的情形，一如其他许多MV。在这部MV中，一位说唱歌手在篮球比赛中击败了NBA精英球员。这是不现实的幻想。但这是一个具有玩笑意味和自我意识的幻想。它描绘了可能性的扩展，而没有试图取代现实。正是以这种方式，它区别于描绘美国国民生活的幻想，区别于促使可憎的政治家上台、为每个人增加政治参与的风险的幻想。

史密斯的书讲的是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幻想。但它也关乎记住、实现想象力的更具生产力和革命性的实践。它从沮丧展开，与恐惧斗争。但它用智慧和勇气面对这一刻，并邀请读者也这样做。

本文作者Paul C. Taylor是范德堡大学的哲学、非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研究教授。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