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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焦虑与不满,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精神分析学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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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焦虑与不满,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精神分析学家吗?

我们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需要安全感,需要被爱。塔利斯在《生活的行为》一书中认为,阅读弗洛伊德等人心理治疗传统的著作会有所帮助。

塔利斯在《生活的行为》一书中分析了爱德华·霍珀的画作《自动贩卖店》 图片来源:Artiz/Alamy

一位留着蓬乱白胡子的白发老人站在一群探求者和花童面前。他们正在设法扩展他们的人类潜能,设法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感知。这一幕发生在1960年代末加州大苏尔的伊萨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1950年代,弗里茨·珀尔斯和他鲜少被提及的妻子劳拉,以及曾经备受赞誉的社会评论家保罗·古德曼,一起创立了格式塔疗法。到了六十年代,珀尔斯名声鹊起,他的格式塔祈祷广为流传:“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达到你的期望,/你活在世上也不是为了达到我的期望。/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我们碰巧找到彼此,那是多么美好。/如果没有,那也只好这样了。”即便在那时,格式塔已经失去了它的智识魅力,从早期的治疗意图转向了瑜伽和陈词滥调的世界。

1920年代末,珀尔斯还是维也纳的一名学生,参加了威廉·赖希的“技术研讨会”。赖希于1927年写了《性高潮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一书,1930年在柏林担任他的指导分析师。这本书是赖希献给、并亲自赠送给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喜欢才华横溢的赖希:他在门诊诊所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为穷人提供治疗,并且通过流动诊所为工人阶级地区提供咨询和避孕措施。但是,正如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中以一贯的不动声色所说的那样,赖希在一种生殖器功能中找到了治疗所有神经症的灵丹妙药,这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人类的心理。

珀尔斯后来讲述了他与这位精神分析及谈话疗法创始人某次会面的一件轶事。1936年,珀尔斯即兴上门拜访了年迈的弗洛伊德,宣称他从南非远道而来。弗洛伊德对这种冒失的打扰不以为然,问道:“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弗洛伊德1939年在伦敦 图片来源:Roger-Viollet/Rex Features

在弗兰克·塔利斯《生活的行为》(The Act of Living)这本书中,他试图让读者熟悉心理治疗传统中的思想家(几乎都是男性),但珀尔斯和赖希并不在同一章。这是因为他既不是按时间先后,也不是按照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根据心理治疗解决过上“充实”生活的种种困难的不同方式来给他们排序的。

他写道,人类有复杂的需求。“我们需要交谈,需要被理解,需要有凝聚力的自我意识,需要有洞察力,需要被爱,需要安全感,需要满足生理欲望,需要解决内心的冲突,需要被接受,需要克服逆境,需要有目标,需要找到意义,需要接受自己的死亡。”

塔利斯给自己定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系列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珀尔斯是在与谈话疗法有关的前面章节出现,而赖希则出现在随后讨论性的章节。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本书能包含如此多的内容。它的主题包括墨迹测试、认知行为疗法、汉斯·艾森克臭名昭著的智商测试、ECT疗法,以及威廉·萨甘特、R·D·连恩和进化心理学等声名狼藉的疗法。

塔利斯还分析了爱德华·霍珀的许多画作,尤其是著名的《自动贩卖店》(Automat,旧时用自动售货机供应食物的餐馆——译注),画中孤独的女性形象,孤独地映衬着城市的夜晚。最后,还有他从自己作为临床心理学家的那些年里挑选出来的个案片段。这些都令人回味,有时读起来就像塔利斯以1900年代维也纳为背景的系列犯罪小说《利伯曼文件》(The Liebermann Papers)中的场景——主角利伯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生活的行为》

莎拉是一个被锁在病房里的年轻女子。她不说话,吃得很少,几乎不动,对别人也没有反应。她患有抑郁症和厌食症,表现出了这两个诊断术语所代表的和隐藏的所有症状,而且对治疗没有任何反应。塔利斯阅读了她的住院记录,得知她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数学家和钢琴家。他决定把一套立体音响带进她的房间,让空气中充满莫扎特的音乐。莎拉开始哭泣,哭着听完了几首钢琴奏鸣曲。这一反应标志着漫长治疗过程的开始,在她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感到幻灭之后,通过治疗,她重新意识到生活对她仍有意义。

在最后一章,塔利斯详述了弗洛伊德艰难的最后一年,1938-1939年,他逃离纳粹,落脚于伦敦。弗洛伊德的思想贯穿全书,但最后,塔利斯推崇的是他斯多葛式的听之任之——他接受痛苦和死亡,同时始终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塔利斯在书中认为,尽管许多人都能说出许多哲学家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熟悉除弗洛伊德以外的任何心理治疗思想家。塔利斯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疾病普遍存在的时代,全世界自杀的人比死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人还要多;在英国,由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太多,提供适当治疗已经变得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有那么多人正在接受治疗。那么,为什么伟大的心理学家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了解呢?

他无意中给出了某种解释。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经典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弗洛伊德和唐纳德·温尼科特就是其中之一——是特别有趣的思想家及作家,不管他们推荐的治疗方法效果如何。今天在世的少数几位引人入胜的精神分析作家,如英国心理治疗师亚当·菲利普斯和一些法国思想家,在书中没有提及。

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是应用学科,其理论最常在大学和专业机构接受检验。该书的副标题是“在焦虑的时代免于不满”(Surviving Discontent in an Age of Anxiety),满足这一需求的更好方式除了弗洛伊德,可能是阅读小说、哲学和诗歌,而不是解读快速眼动疗法的方案。

(翻译:刘溜)

来源:卫报

原标题:The Act of Living by Frank Tallis review – what the analysts can teach u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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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超越焦虑与不满,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精神分析学家吗?

我们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需要安全感,需要被爱。塔利斯在《生活的行为》一书中认为,阅读弗洛伊德等人心理治疗传统的著作会有所帮助。

塔利斯在《生活的行为》一书中分析了爱德华·霍珀的画作《自动贩卖店》 图片来源:Artiz/Alamy

一位留着蓬乱白胡子的白发老人站在一群探求者和花童面前。他们正在设法扩展他们的人类潜能,设法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感知。这一幕发生在1960年代末加州大苏尔的伊萨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1950年代,弗里茨·珀尔斯和他鲜少被提及的妻子劳拉,以及曾经备受赞誉的社会评论家保罗·古德曼,一起创立了格式塔疗法。到了六十年代,珀尔斯名声鹊起,他的格式塔祈祷广为流传:“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达到你的期望,/你活在世上也不是为了达到我的期望。/你是你,我是我,/如果我们碰巧找到彼此,那是多么美好。/如果没有,那也只好这样了。”即便在那时,格式塔已经失去了它的智识魅力,从早期的治疗意图转向了瑜伽和陈词滥调的世界。

1920年代末,珀尔斯还是维也纳的一名学生,参加了威廉·赖希的“技术研讨会”。赖希于1927年写了《性高潮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the Orgasm)一书,1930年在柏林担任他的指导分析师。这本书是赖希献给、并亲自赠送给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喜欢才华横溢的赖希:他在门诊诊所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为穷人提供治疗,并且通过流动诊所为工人阶级地区提供咨询和避孕措施。但是,正如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中以一贯的不动声色所说的那样,赖希在一种生殖器功能中找到了治疗所有神经症的灵丹妙药,这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人类的心理。

珀尔斯后来讲述了他与这位精神分析及谈话疗法创始人某次会面的一件轶事。1936年,珀尔斯即兴上门拜访了年迈的弗洛伊德,宣称他从南非远道而来。弗洛伊德对这种冒失的打扰不以为然,问道:“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弗洛伊德1939年在伦敦 图片来源:Roger-Viollet/Rex Features

在弗兰克·塔利斯《生活的行为》(The Act of Living)这本书中,他试图让读者熟悉心理治疗传统中的思想家(几乎都是男性),但珀尔斯和赖希并不在同一章。这是因为他既不是按时间先后,也不是按照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根据心理治疗解决过上“充实”生活的种种困难的不同方式来给他们排序的。

他写道,人类有复杂的需求。“我们需要交谈,需要被理解,需要有凝聚力的自我意识,需要有洞察力,需要被爱,需要安全感,需要满足生理欲望,需要解决内心的冲突,需要被接受,需要克服逆境,需要有目标,需要找到意义,需要接受自己的死亡。”

塔利斯给自己定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系列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珀尔斯是在与谈话疗法有关的前面章节出现,而赖希则出现在随后讨论性的章节。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本书能包含如此多的内容。它的主题包括墨迹测试、认知行为疗法、汉斯·艾森克臭名昭著的智商测试、ECT疗法,以及威廉·萨甘特、R·D·连恩和进化心理学等声名狼藉的疗法。

塔利斯还分析了爱德华·霍珀的许多画作,尤其是著名的《自动贩卖店》(Automat,旧时用自动售货机供应食物的餐馆——译注),画中孤独的女性形象,孤独地映衬着城市的夜晚。最后,还有他从自己作为临床心理学家的那些年里挑选出来的个案片段。这些都令人回味,有时读起来就像塔利斯以1900年代维也纳为背景的系列犯罪小说《利伯曼文件》(The Liebermann Papers)中的场景——主角利伯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生活的行为》

莎拉是一个被锁在病房里的年轻女子。她不说话,吃得很少,几乎不动,对别人也没有反应。她患有抑郁症和厌食症,表现出了这两个诊断术语所代表的和隐藏的所有症状,而且对治疗没有任何反应。塔利斯阅读了她的住院记录,得知她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数学家和钢琴家。他决定把一套立体音响带进她的房间,让空气中充满莫扎特的音乐。莎拉开始哭泣,哭着听完了几首钢琴奏鸣曲。这一反应标志着漫长治疗过程的开始,在她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感到幻灭之后,通过治疗,她重新意识到生活对她仍有意义。

在最后一章,塔利斯详述了弗洛伊德艰难的最后一年,1938-1939年,他逃离纳粹,落脚于伦敦。弗洛伊德的思想贯穿全书,但最后,塔利斯推崇的是他斯多葛式的听之任之——他接受痛苦和死亡,同时始终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塔利斯在书中认为,尽管许多人都能说出许多哲学家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熟悉除弗洛伊德以外的任何心理治疗思想家。塔利斯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疾病普遍存在的时代,全世界自杀的人比死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人还要多;在英国,由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太多,提供适当治疗已经变得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有那么多人正在接受治疗。那么,为什么伟大的心理学家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了解呢?

他无意中给出了某种解释。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经典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弗洛伊德和唐纳德·温尼科特就是其中之一——是特别有趣的思想家及作家,不管他们推荐的治疗方法效果如何。今天在世的少数几位引人入胜的精神分析作家,如英国心理治疗师亚当·菲利普斯和一些法国思想家,在书中没有提及。

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是应用学科,其理论最常在大学和专业机构接受检验。该书的副标题是“在焦虑的时代免于不满”(Surviving Discontent in an Age of Anxiety),满足这一需求的更好方式除了弗洛伊德,可能是阅读小说、哲学和诗歌,而不是解读快速眼动疗法的方案。

(翻译:刘溜)

来源:卫报

原标题:The Act of Living by Frank Tallis review – what the analysts can teac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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