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两名徒步旅行者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偶然发现了埋在冰中的木乃伊。事实证明，这具后来被称作“冰人奥茨”的木乃伊死于5000多年前。最初，考古学家认为，他在一场暴风雪中坠落并被冻死。后来，考古学家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各种伤口和瘀伤，并在他的肩膀上发现了一枚嵌入的箭头，他携带的石刀上还被发现有血迹，都说明他很可能死于战斗。

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冰人的故事体现出了人类暴力的本性。人类生性爱好争斗，具有发动战争的特殊才能。在其著作《战争：冲突如何塑造了我们》（War: How Conflict Shaped Us）中，麦克米伦指出，战争深深地根植于人类历史，我们几乎没能意识到战争带来的种种连锁反应。这些连锁反应中有些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国家的兴衰，但其他的一些连锁反应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我们珍视和平，但也不得不承认，战争也促进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有时它甚至让世界变得更好，甚至还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麦克米伦著有数本关于战争与和平史的著作，她对这一领域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她的父亲和她的祖父都曾在战争中服役，她的曾祖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但她说，她这样的家族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我已经70多岁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人都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认识参加过这两次战争的人。”

麦克米伦参考了从战场到战争理论的大量有关战争的文献，她揭示了新技术和武器如何反复改变历史进程。我在谈话中发现，她对自己的书开头提出的问题特别感兴趣：“战争会带出人类兽性的一面，还是最好的一面？”

你认为人类天生就有暴力行为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的观点是，我们并非天生就是暴力的，但我们可能会有进化给我们留下的暴力倾向。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我们倾向于攻击，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我们一定是暴力的。我们经常看到证明人们身上利他主义一面的例子。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争斗？我思考的是战争，而不仅仅是随机的一对一的打斗。人们因组织、思想和文化价值观而打仗——不幸的是，我们越有组织，就越会打仗。战争是非常有条理的。它不同于在酒吧外面吵架，也不同于人感到恐惧时可能做出的暴力行为。

史蒂芬·平克（加拿大–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说，人类的暴力活动减少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如此。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和细致入微的论证——我们不再有让人们互相殴打致死的竞赛；我们不再有公开处决；在大多数发达社会和许多欠发达社会，凶杀率都在下降，美国算是个例外。我认为，他关于各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安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这和战争不是一回事。

理查德·朗厄姆（英国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相反论点，称为“善良悖论”（the goodness paradox）。他认为，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变得更加友善，不再那么暴力。我们可能通过选择同伴、筛除掉暴力的同伴的方式来驯化自己，或者杀死人群中最暴力的人，例如，我们将狼驯化为坐在我们腿上的友善狗狗。我们作为个人可能变得更善良了，但是我们在组织和使用有目的性的暴力方面也变得更精进了。这是一个悖论——虽然我们变得更友善，我们也变得更擅长发动战争了。

在动物界中，发动战争并不罕见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们最近的近亲黑猩猩似乎的确会发动战争。黑猩猩会对自己的领地宣誓主权，雄性黑猩猩会成群结队地巡逻它们的领地。如果一只来自另一个族群的黑猩猩不幸偶然踏入该区域，这群黑猩猩会合力杀死入侵者。但是，我们在动物界中的另一近亲倭黑猩猩却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中，不会对外来倭黑猩猩进入领地的行为做出暴力反应。这可能是因为黑猩猩有天敌，而出于地理原因倭黑猩猩没有。

值得指出的是，倭黑猩猩是母系动物，而黑猩猩的社会则是由体型较大的雄性主导。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这引发了非常有趣的猜测。雄性更好斗吗？是不是雄性天生好斗，而雌性天性爱好和平？我觉得不是。当然，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都是父权制的，女性掌权时似乎没有男人那么好战。但你想想凯瑟琳大帝或玛丽亚·特蕾莎、玛格丽特·撒切尔，所有这些女性都有能力让自己的国家发动战争。

如果发动战争是一种存在于我们的DNA中的自然趋势，这对人性有何启示？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不确定战争是否是我们的DNA的一部分，暴力倾向可能存在于我们的DNA中，但是战争伴随着社会组织而来。战争是有目的的，而且经常涉及到计算。人类并非只是匆忙间发起战争，人会考虑、计划、训练，这通常需要大量的努力。军方了解这一点。他们会进行大量的培训，以使原本可能不想杀死他人，或不想冒生命危险的人变成能够战斗的人。因此，我们发动战争的倾向和我们的社会组织一道不断发展。游牧民族可以搬到空无一人的地方远离威胁，但是一旦安顿下来成为农耕者，就很难再移动，因为你需要捍卫某些东西。不仅如此，你还有其他人可能想要的东西。不幸的是，我们越有组织，就越擅长与彼此争斗。

但是，社会组织的主要目的难道不是保护人民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即使出发点是保护人民，也可能需要发动战争。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于他人拥有之物的贪婪，还有就是对于有人会试图夺走你拥有的东西的担心，以及对敌方可能会完全破坏你所在的社会的担忧。在不同社会之间建立信任通常非常困难，我们倾向于互相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一些邻居彼此和睦相处，但是这一切始终存在着破裂的危险。

所以，一切都会归于部落主义吗？你要么在这个群体内，要么在这个群体外，我们有着固有的不信任感和对“外人”的恐惧。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尽管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克服的事情，但它似乎确实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你可以建立习俗和价值观，使人们更有可能相互信任。宗教能够将人们带入更大的群体，并让我们坚定地将他人视为同胞。我认为，欧洲联盟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见证了以前互不信任并相互交战的国家如何学会合作。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之间很容易反目。

你说，一旦人们安定下来并组织成庞大的集体，战争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是，似乎有很多人类学证据表明，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和狩猎采集社会也是好战的。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们一直希望可能会存在一个更友好更温柔的世界，也经常构想这样的画面：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各取所需，享受他们的休闲时光，而不是彼此激烈战斗。但是事实似乎是，战斗和暴力历史悠久。研究显示，世界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经常有很高比例的有组织的暴力和死亡率。

这是卢梭和托马斯·霍布斯之间的古老辩论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卢梭说，当社会组织使我们变得彼此对抗时，麻烦就出现了，而霍布斯说，如果你要回到古老的原始世界，你会发现它很讨厌，因为那里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控制人们相互斗争的冲动的办法。对于霍布斯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大国列维坦的发展拥有武力的垄断，它可以维持自己领土上的秩序，并捍卫其人民免受试图摧毁它的人的侵害。

你认为霍布斯是对的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确实同意他相当悲观的观点，但是他错在认为国际秩序将永远是无政府状态。关于如何建立摆脱战争所需要的国际机构和规范，我们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再以欧盟为例，谁能在100年前就预言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曾彼此为敌的国家将共同生活并相互合作？我们可以不必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分歧的方式，我们可以使用法院、仲裁和制裁。

但是，愿意发动战争的组织往往会繁荣。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它们也往往将自己卷入了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战争。查尔斯·提利（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曾经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战争帮助人们建立了更庞大的国家，这些国家使居住在其边界内的人们受益，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稳定与安全。罗马帝国是通过战争建立的，但是住在罗马帝国内部的人们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并且可以自由出行，因为道路和海洋是安全的。由于罗马帝国为贸易提供了安全的环境，贸易可以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土。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想进入罗马帝国而不是迁出罗马，因为里面的生活更好。罗马人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但他们也希望人们尊敬皇帝并遵守某些习俗和法律。因此，武力并不是罗马帝国成功的唯一秘诀。

大多数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为某人侮辱了其他人，有些是因为某人与他人结婚，有些是因为一些错误的发生。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战争始于贪婪——某一方拥有别人想要的东西。也许是领土，也许是白银或黄金，或者他们想让你的人民成为奴隶。你也可能因为担心有人要攻击你，或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存而发动战争。最后一类起因是我所谓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宗教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想在地球上建立一座天堂，或想要在永恒中实现救赎，你可能会发动战争，因为你对死亡的恐惧减少了，并感觉自己是更伟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是同一回事。你会愿意为一个国家而战死，因为你认为自己正在为比自己更宏大的目标而战。或者，你会打一场内战，因为你和另一方在谁该掌管社会和社会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

内战是最血腥的战争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它们往往是最糟糕的，因为它们是意识形态之战，无论是为了在地球上实现社会主义，还是为了建立属于来世的天堂。消除任何反对你的人，几乎是道德上的当务之急，因为他们阻碍了人类更大利益的实现。从地球表面抹去他们时，你不会感到困惑，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战争如此残酷。在内战中，你不仅仅是在野外与那些士兵作战，你是在与整个社会作斗争，这是错误的。参与其中的孩子也错了，甚至老年人也错了。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人是无辜的。

你还谈到了偶发事件对战争的重要性。某个人成为领导者，或一场事故可能引发战争。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许多历史学家会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事故和意外事件在历史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拿破仑是一个来自科西嘉岛并非一个优越家庭的年轻人，他当时在军事学院学习。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他就不会有希望成为一名杰出的将军。这场革命颠覆了旧秩序，因此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拥有了他在任何其他时间或地点都没有的机会。

事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可以被避免的。在1914年之前，欧洲国家曾叫嚣着要对彼此开战并导致了危机，但后来又偃旗息鼓。到1914年，一战仍然是可以被避免的，我认为各国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走了极端。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因此奥匈帝国想要摧毁塞尔维亚，而俄国决定保卫塞尔维亚，德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可以收手，因为他们以前做到过。但是他们做得太过了，这一切成了关乎民族自豪感的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又要面临那种战争了吗？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认为，冷战时期非常接近那种状态。我们认为，核武器保持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平衡。但让我震惊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它们几近开始相互发射核武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距离上述那种战争的距离比我们以为的更近。一艘苏联潜艇的舰长被授权发射带有核弹头的武器，但有人说服他不要这么做。有时，技术人员使用了错误的训练录像带，美苏双方的军人都会在雷达上看到一群鸟，却误认为这是来袭的导弹或飞机。

我们一直在谈论战争的恐怖，但是你说战争也导致了科学的进步，有时甚至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平等。展开讲讲？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时让我们集体去做平时难以想象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或巨大的危机，因为这些事情往往太昂贵、太困难或太具有破坏性。战争就是这些挑战之一，大规模疫情也是。现在，你会看到一直在提倡紧缩费用的政府突然纷纷砸钱，因为这对于保持社会运转至关重要。战争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战争带来了许多医学进步，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0年代，青霉素被发现，但当时人们认为青霉素的生产太昂贵了。之后二战到来，当你想让那些为你而战的人活下去时，它突然间就变得并不太昂贵了。

现代计算机革命是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的结果？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冷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研究推动了美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确实是美国大学资助的研究的成果，硅谷的许多成功都基于政府为冷战目的而资助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在和平时期得到了应用。

战争还让社会更平等。当男人们参战时，留在家中的女人们开始奔走，这导致了政治上的变革。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国家/地区的女性一直在争取投票权。有一个观点是，因为女性没有男性那样的社会参与度，因此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一战时大量男性参军，女性发现自己从事了以前从未被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她们在农场中驾驶拖拉机，或者在装配线和炸药厂工作。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承认，女性为战争做出了贡献，拒绝女性参与投票的论点无法再成立了。

现代战争越来越致命，因为新技术更具致命性。未来的战争将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你甚至可以想象，杀手机器人会消灭所有人。你是否担心战争的未来？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确如此，高科技武器很可怕。人类正在开发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武器，这些武器可以自行做出决定，不需要任何人为控制。谁能最终控制这些武器？它们能带来的破坏也变大了。我们对核战争的爆发忧心忡忡，但在最近几十年中，普通炸药也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还通过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打开了全新的战争领域，这可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整个基础设施。

人类似乎有发动战争的倾向，我们能否克服这一内在的固有倾向？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我认为可以克服。德国发生的变化令我感到震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充斥着军事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军队曾被认为是国家最崇高、最优秀的部分，但这种观点在德国已经完全消失了，如今的德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瑞典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如果你听到瑞典士兵已经兵临城下的消息，你一定会恐慌，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暴力和残酷。现在，瑞典是一个致力于维持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完全不同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远离军事价值观，远离了“战争是国家有用的工具”的认知。现在，我无法想象任何欧洲国家会与另一个欧洲国家交战。

本文作者Steve Paulson是威斯康星州公共广播电台（Wisconsin Public Radio）全国性节目《据我们所知》（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的执行制片人。他著有《原子与伊甸园：宗教与科学的对话》（Atoms and Eden: Conversations on Religion and Science）。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