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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刺杀小说家》作者双雪涛:“给跟我合作的电影人以最大的宽松”

“如果电影亦步亦趋跟着文学后面走,那肯定要死定了。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

双雪涛。(摄影/吕萌)

按:大年初一,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这部由导演路阳执导的作品改编自作家双雪涛的同名小说,历经了近五年的改编和拍摄,最终与观众见面。今年,改编自他的作品《平原上的摩西》的同名电影也将上映。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在2017年专访双雪涛,彼时收录了《刺杀小说家》的小说集《飞行家》刚刚出版,我们在采访中也聊到了文学与电影改编的关系。双雪涛将电影改编当做电影人自己的表达,跟作为小说原著作者的自己关系不大:“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不要尝试表达我。”

《刺杀小说家》电影海报

值电影上映之际,界面文化旧文重发,带你一窥现实生活中一位小说家的可能没那么玄幻的世界。

《平原上的双雪涛》

采写 | 黄月

双雪涛的微信头像是井上雄彦的《浪客行》,说话口音是地地道道的辽宁沈阳方言,有粗字,有烟气。如果你不能先想象出那一口东北话,他的立体形象得亏掉将近三成。

倒也不必过度想象,东北口音之下可能是憨直,也可能不是。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从小养成的虚伪造作,经常被诚恳的东北口音遮蔽,类似于一个憨直的人,其实不是,星座这种虚妄之学在此可做注脚,作为一个处女座,心中多有盘算。”

东北人,处女座,小虚荣,双雪涛。

雪国

最初写小说是为了钱。2010年,6万字,60万新台币奖金,差不多够沈阳一套房的首付,合计下来,写1000个字能拿到2000块稿费,比给《看电影》杂志写影评那千字几十块钱的稿费划算多了——如果他参加那个刊在《南方周末》上的台湾文学比赛,并且能拿到首奖的话。

在知道这事儿的第二天,双雪涛就开始写了。沉浸其中,仿佛一个老手,上班写了,下班也写,每天3000字,写了20天,然后没犹豫地把处女作寄去了台湾。顺风顺水,捧回来了“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这奖算是他自己找回来的,当时投稿出去,他没留电话也没留地址,组委会只知道得首奖的叫啥名,却寻不见人,大概觉得这小子早就把自己当成了“名家”,多亏他因等得心急,发邮件过去问了问情况。

这部中篇小说最开始的题目叫“飞”,评委觉得一个单字不知所云,远流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改成了“翅鬼”。《翅鬼》的故事发生在雪国,这个虚构的地名听上去特东北,但在中文在线百科网站上,雪国被称作“《幻城》之后再现绝美奇幻国度”。在雪国,有翅膀的人一出生便没有自由,受到没有翅膀的人的奴役。

《翅鬼》
理想国·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9-01

如果双雪涛是一个翅鬼,那么他工作的银行可能算得上半个雪国。从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他进到沈阳一家政策性银行工作,手上管理着八、九十个亿的贷款,全是落到纸面的数字,有许多个0。本科学历在单位里不算高,他不太招领导喜欢,常年坐办公室,有事没事,穿着套西服溜出去看修自行车的老头儿下象棋。

这提笔写作的才能,和一写便得奖的运气,也并非馅饼从天上掉下,随机砸中了他。双雪涛打小看书看得多,但按他自己的话说,文学的兴起兴浓,又似乎全是出于“爱慕虚荣”。小学时候背了不少唐诗宋词,努力写漂亮的日记等着老师表扬。之后“贪婪”又进了一步,挤出饭钱买作文选,憋着劲儿在作文里用名人名言。到了小学六年级,他已经在区图书馆读完了金庸古龙,读完了《基督山伯爵》《傲慢与偏见》和《巴黎圣母院》。

初中他换了一张市图书馆的借阅卡,一路从巴金王安忆,看到赵树理孙犁。下午自习课老师转身一走,同学们就起哄:“双雪涛快上去,上去讲讲”,他也不推辞,站上讲台便开始讲福尔摩斯和金庸小说,连讲带编,真假交织。到了高中,有一次满分60分的作文,老师给打了64分,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指出了他的天赋异禀。然而,这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到了大学就歇菜了,学校里的图书馆借阅不便,加上双雪涛自觉没有王小波那样的才华,便一度投入了《魔兽争霸》和长春麻将的怀抱,数年青春虚度。

终于,翅鬼扇起强风,将这位文学事业的“逃兵”吹回到了正路之上。双雪涛揣着用《翅鬼》挣来的奖杯,从台北回到东北,开始了白天坐银行、晚上写小说的双面生活。白天被毫无乐趣的生活折磨,赚个不低的工资(他将工资称为“对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的金钱补偿”);晚上一边抽烟一边敲字,这么敲了四、五个月,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渐渐厚了起来,名叫“聋哑时代”。

除了一包接一包的中南海香烟,支撑他写完这14万字的,有拿奖之后的劲头儿,有莫名的倾诉欲,有急于证明自己的冲动,也有一股装逼的情绪。最主要的,还是想要自我疗伤,把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的东西,写出来。不疗一把,伤好不了。

双雪涛。(摄影/吕萌)

九千班

双雪涛1997年小学毕业,那时候,他家住在艳粉街,历史上是给皇家种胭脂的地方,如今是一片巨型棚户区,位于沈阳的市区和乡村之间,有2000多户居民,房租便宜,治安混乱,从空中俯瞰,这个街区如同蚊香,一圈一圈展开。

同样是在那年夏天,“下岗”这个语汇的前身出现了,叫做“停薪留职”。双雪涛从饭桌上第一次听到爸妈说起这个词,但当时的他只想着自己得加把劲,考上市重点中学,对即将席卷整个东北的厄运还一无所知。那时候,他爸妈都是沈阳拖拉机厂的普通工人,从没想过一个国有大厂能说没就没,连铁饭碗也能给时代熔掉。

如今回头看,阴云当时一步步笼上他的家庭,而他的母亲正骑着自行车四处跟亲戚借钱,为了凑够他读重点中学的入校费——9000块钱,当时他一家的月收入也不过三四百。后来,双雪涛在小说里一次次写到“九千班”。

当择校改革与国企改革的时间点重叠,当背负了全部希望的独生子女与绝望来临时刻的家庭重叠,原本没人犯了什么错,两代人却几乎同时开始自责,连青春本身对于少年而言,似乎都已成为一种道德负担。《聋哑时代》要疗的伤,就是从这重叠时刻开始的。

《聋哑时代》
理想国·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0-04

这伤不太像十三四岁的少年强说愁,因为双雪涛写《聋哑时代》的时候28岁,想想过去依然觉得生气,到今天了,一想还气。他说自己心里没长大,气性一直比较大。气什么?气世界不公,气不被尊重。

一来是时代对父母不公正,对于那代人来说,人的生活在厂子里,连乡愁都在厂子里,一下岗如同孤魂野鬼。父母这一代打小被时代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最后一下,如同骰子终于被股掌撒了出去,却没人管你是一是六,是死是活。

二来,他每天穿着父亲的工作服去上学,爸妈在学校门口卖苞米和茶叶蛋谋生,全班同学只有他家里没安电话……来自非富非贵家庭的孩子们,从老师那儿得不到什么尊重与包容,教育制度和学校官僚制度叠加之下的机会剥夺和歧视不公,让他憋屈着一口气,一憋十几年,最后吐出一本《聋哑时代》来,连同爱的懵懂、性的初探以及上世纪90年末东北的动荡,一起都吐了出来。“一路写下来,费了不少功夫,却没感到吃力。”

从疗愈中涌出为人物立传的野心,双雪涛勾勒出了一幅聋哑时代里鲜活的少年群像:有人叛逆孤僻,“不顾后果地跟每一个站上讲台的人对抗”,有些人“已经厌倦了身为学生的生活,恨不得随时拿起一把剔骨尖刀到街上遛一遛,逢人就把耳边其实并不存在的发际用大拇指向后拢一拢”,有些学习好又活动积极的,会招所有人讨厌,因为喜欢争,“恨不得每个人嘴前的东西都要上去啄一口”,因为最会打小报告,被老师宠着也被老师厌着……被伤害的上一代人,时而在这少年群像之间显露一霎脸庞,却始终作为着一种时代的底色或少年的影子,挥之不去,压抑重重。下岗卖茶叶蛋的父母,用真茶叶煮蛋,不放便宜的调味料,却总是被人指着鼻子骂,因为他们卖的蛋跟其他人不一个味儿,儿子劝了几次,父亲最后抛出一句:“别看我卖茶叶蛋,可我一辈子是共产党的工人。”

他把《聋哑时代》投给了《收获》,那时候,他除了影评,还没发表过别的作品。编辑走走打电话给他,问能不能从中拆出来两个短篇发表。他放下电话,跑进公司浴室冲了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的女浴室听得真切,以为公司混进了疯子”。

《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这两个短篇,是他最早在大陆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都在三万字上下。最初安德烈不叫安德烈,在《聋哑时代》里叫霍家麟。双雪涛写的时候虽然有气,却也幽默。最开始写《聋哑时代》,他想着要给里面每个角色安一个苏联名字,一屋子什么什么斯基和什么什么娃,坐在教室里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好玩。后来发现自己能力还没到,写不出想要的效果,中途放弃了。

他在后来《平原上的摩西》书后写了一篇跋,提到了之前两本书的写作初衷。有一本“企望承接《史记》的传统,勉力写人”,说的便是《聋哑时代》了。在这部长篇作品被他以讨巧方式做成人物志之前,他还没看过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舍伍德的《小镇畸人》,他把人物志这种方式,当成是司马迁的发明,“外国人写人物怎么能比得过中国人呢?”

那篇跋还提到一本旧作,是向村上致敬之作,“想写个综合性的虚构品,于是矫揉造作处多,如同小儿舞着大刀,颠倒手脚”,这说的就是连接了台北与东北、少女与警察、青春与暴力的《天吾手记》。

冷冬

在写这本涉及台北的小说之前,双雪涛总共才在台北待了20几天。第一次是2011年去领奖的那十天,另一次是2012年台北市文化局资助作家写台北主题的长篇小说,每人几万台币,他写了写作计划书寄去,收到了入选通知。入选的这个计划书,便是《天吾手记》的雏形,虽然写完之后的样貌已跟计划书相去甚远。

双雪涛用《天吾手记》向早年偶像村上春树致敬。从男主人公李天吾的名字,到整本书的叙事结构,都不难看出《1Q84》的影子。甚至彼时他自己的身上,也闪着几分村上的光芒。村上春树把自己的小酒馆关了,为了能专心写作。他在收到入选通知那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念着“操,不干了”,起床之后就去辞职,也是为了能专心写作。

双雪涛。(摄影/吕萌)

他跟母亲说要辞职,母亲血压立马上来,脸蹭地一下就红了。这家政策性银行在辽宁成立分行二十余年,还没遇见过他这样的裸辞者,人事处不知道怎么给他办离职手续。这件事成了一个新课题,单位为此还开了个会。这家银行上上下下总共一百多人,他去台湾领了两次奖,事儿差不多就传遍了,连北京总行的人都听说了。双雪涛要回家写小说了,有同事送钢笔告别的,捎带一句“祝你文思泉涌!”也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哥,平时私交不错,特别认真地跟他说:“雪涛,你先别着急办手续,你去医院看一下。拿了诊断结果交回来,行里说不定能给你办一个长期休假呢。”

其实,无赖总是可以耍的,不少人这么跟他说。就算一直不去上班,这样的政策性银行也很难辞退他。“可我不是无赖啊。一个人又想霸着这头儿,又想占着那头儿,应该也写不出来啥好玩意儿。”

这不留后路的决定,被双雪涛当作“一生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决定”,“不但使我形成了新的人生道路,也让我在心理上剥离了之前的很多负担,人们不是常说嘛——要做你自己啊。”

2012年8月,工作辞完,他曾有过一段放肆大睡的日子。刚开始,一觉睡到十一点,吃了早午饭就又想睡午觉,仿佛一场屡屡错过太阳的冬眠。后来,为了防止睡多变傻,他开始定闹钟,像上班族一样作息;写《天吾手记》时,他上午下午各写俩小时,晚上修改。

他坐在空空荡荡的新房子里写作,钱交了首付,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前房主留下的铁桌。那年冬天供暖不好,他穿着大衣、呷着热水硬挺着写。思路堵住了,就带上帽子手套出去看老头儿下棋。雪落棋盘,脚冻麻了,想到个点子,赶紧回家记下来。

又是淡水河,又是101大厦,还有女主角小久的衣着打扮和台湾腔,都是靠着他自己有限的记忆,和两位台湾朋友北上沈阳与他当面的描述,从而写出的。街景想不清楚的时候,再让相熟的朋友给他拍个照片,发来仔细看看。

《天吾手记》
花城出版社 2016-05

害怕出错吗?不怕,要大胆地干!“作家不能自己吓自己,不能说我研究二三十年,等研究好了再下笔,那一辈子只能写两本小说。俗话说啊,只有二流的诗人,才会努力把每一句诗行都写成好诗行,一流的诗人其实会写一些坏诗行的。”

小说里的李天吾是个警察,跟师父一起执行任务时,与一伙杀人抢劫犯狭路相逢。这伙人十年间在多地劫杀了多位出租车司机,勒死放后备箱,第二天径直开车,去抢劫银行、储蓄所或商铺。五个人里,有两个全国A级通缉犯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被称作“二王”。二王出现在双雪涛的《天吾手记》里,也出现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里;“二王”存在于沈阳真实的历史之中,也存在于公安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张悬赏缉拿的通缉令上。

平原

那件大案是可考的。从1983年2月发生第一起杀人抢劫案,直到1999年10月告破,东北一度笼罩于“二王”的阴影之下。包括“二王”在内的五位沈阳籍犯罪嫌疑人持续抢劫出租车、杀死司机而后驱车抢劫,从1995年到1999年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们一共杀害了19个人,累计抢劫三四百万元的现金。血案累累,人命无数,“二王”是全国严打的动因,也是当年严打的重要对象之一。

这五个人临刑之前上了电视,接受记者采访,双雪涛当时十五六岁,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杀过人的人长啥样以及怎么想。快二十年过去了,他还记得五个人里有一个信佛的,执行死刑之前面对着记者,大谈因果报应。

《天吾手记》和《平原上的摩西》里都有警察,曾在不同的虚构时空内,以同样的警察身份卷入这场大案,吹弹起两段不同的故事。写作的时候,双雪涛打电话给自己朋友的爸妈,那些当警察的爸妈,询问一些枪和子弹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在《天吾手记》里,李天吾说他不看侦探小说,比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或是东野圭吾。因为作为警察,他知道,那群写小说的都是大大的外行。

双雪涛是个性急之人,喝水都着急,急到胃不太好。写小说的时候,可以算是他人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平原上的摩西》这三万字,他来回改了11遍,到最后有些段落已可背诵,不堪再读。《摩西》的叙述视角先后变换了16次,视线交织密不透风。草蛇灰线,从反右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活着的两代人到意外的一桩案,造化弄人,谁也不能举起手杖一指,在艳粉街上分开层层波涛,辟出一条路来,像两代女人信奉的《出埃及记》那边轻巧。

在后来的创作谈中,他说自己写作《摩西》时“多次感觉耐心已经耗尽,好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因为吵闹而烦躁并且越陷越深”。

“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走到旷野里,远远看见几个人影,可是他们对我抱以微笑,并没给我指路,回头望去,来处已坍废断绝,无所归处,我拥有的只有我自己,这是可怕而孤独的时刻,我所能做的只有一样: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平原上的摩西》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07

后来,他索性改变了方式:搬到岳母家住,每天早晨坐十几站公交车,回家里去写,写到离精疲力尽还差一点时,赶快收手,任未完成的文字留在远处的夜色中,暂时无法被改动。

啪叽、嘎啦哈、跨栏背心、毛嗑、尽东头儿的写法,都出现在了《平原上的摩西》这本短篇集里。这些纵使对本地人来说,也只听过音儿、没见过字儿的方言词汇,毫不规避它们的地域色彩或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堂堂正正被双雪涛写进故事里。“我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也是这么思考的。”有一次编辑打电话问他,跨栏背心的跨栏,到底是刘翔跨栏的“跨栏”,还是挎篮买菜的“挎篮”,把他也问蒙了。

集子里有一篇作品名为《大师》,是双雪涛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也是他正经八百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和大多数作家“先短篇、后长篇”的路数不同,他在写了两部长篇之后,才开始自己的短篇创作。在《大师》之后他想到了写《无赖》,《无赖》之后又想到写下一篇,就这样一篇推动一篇,一篇牵连一篇,他一连写了三四年短篇小说,直到今天。

“短篇和长篇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哪个是哪个的入门。”接下来,他打算创作一部长篇,细节还没想好。“我想写一部扎实的作品,就需要完备的准备工作,我不会因为一点儿破事,就写出来好长好长的文章来。”这股要写长篇的劲儿憋了挺长时间,憋得心虚,就先写俩短篇舒服舒服,“跟过烟瘾差不多”。

短篇处女作《大师》发在了文学杂志《西湖》上面,写的是一位民间象棋高手的故事,常被媒体和书评人视为向阿城经典《棋王》的致敬之作。双雪涛说:“这是向我爸致敬,不是向阿城致敬。”

北京

双雪涛的祖籍是北京。他的曾祖父是给溥仪做满洲点心的厨师,伪满洲国成立后,就跟着人家出了关。他爷爷是满族人,说得一口脆生的北京话,文革时候吓坏了,一斧头劈烂了族谱,于是他们成了汉族。他的父亲生于辽宁沈阳,除了前拖拉机厂工人的身份,还是一位象棋“大师”,技艺高超,常有十里八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登门找他下棋,他爸就披上衣服出去跟人家下三盘。双雪涛自己也下棋,棋艺凑合,十几岁的时候,他爸跟他说:“你这棋下得可以了,念书去吧。”

在银行工作的那几年,他无事便去修车摊,看老头摆棋摊儿下棋。因为他总赢,后来老头们一瞅见他来,便朝他喊:“你穿个西装人模狗样的,能不能好好回去上班啊,你总过来搅和我们干啥?”后来,他辞职回家写作,没灵感了就去棋摊儿转悠,下着雪也去。来北京之后,双雪涛还没找到棋摊儿可玩,有时候出门坐地铁,自己在手机上弈一局。

成为所谓的职业作家之后,他不仅当了沈阳市文联一个挂名的主编助理,每个月领两千块钱,还进了人民大学的作家班,成为2015年入学的第一届8名学员之一。四辈人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籍贯地,这回是来上课。

写作能教吗?他并不觉得“作家班”是一种针对于小说的教育,其用途更接近于“丰富一下知识面”。“有些人或许可以通过这种创意写作课的训练成为作家,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他在人大图书馆待的时间最长,从高尔泰看到加缪,其次就是足球场。

他在北京除了几个做电影的朋友,再就是球友,跟所谓文学圈没有太多往来。他说当年从银行辞职,就是为了避开混圈子。“从一个圈子跳进另一个圈子,从一个笼子走进另一个笼子,对我来说实在是意义不大。”除了在一些活动上不可避免集中见到一些作家,他私下不会见谁,“我不知道该和作家说啥啊?”“搞文学还要啥朋友?最好的朋友就是阅读,跟莎士比亚做朋友档次多高啊。”

2017年8月的最后一天,双雪涛拿到了自己的新书《飞行家》,那天他正跟几位台湾和大陆作家对谈。他一下午从口袋里把书掏出来看了两三回,右手摩挲着封面,点点头再塞回手提袋里去,显得又满意又紧张。《飞行家》的腰封上一个推荐人都没有,一句名人推荐词都没写,上面倒是有句话,大致能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我们人性中珍贵的瞬间,留下一些虚构的记录。”

《飞行家》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08

相比于之前几本书,这本集子的东北味儿仍在,一些东北方言里的词汇落到了纸面上,小说里的其时、其地、其人、其事也与从前的故事发生了细密隐蔽的交叉和互文,虚构由此变得格外真实,仿佛双雪涛的虚构之笔涂抹过了记忆的复写纸,连细节都真切可考,由是所有小故事贯通成为了一个大故事:《光明堂》一文的背景是更为宽广、更为复杂的艳粉街;《北方化为乌有》里打更的老马,很可能就是《老赖》里帮“我”去科长办公室冒死抢一盏台灯的老马;小说《飞行家》里气球高高飞过的主席像,正是《平原上的摩西》里写的红旗广场上那座6米高、要拆还没拆的毛主席像。

双雪涛从东北来,而后走出了东北。王德威说“平原上的摩西”这个名字有意思,一篇讲东北的小说里出了个摩西,添了几分国际味和宗教感。在这本新书里,双雪涛或许也在尝试“告别”东北这个单一的故事背景,《刺杀小说家》一文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个故事的时间不明、地点不明,读者沿着两条混沌的时间线同时前行,一边观摩着一位不知来自古今中外的小说家面临的重重杀机,一边进入小说家正在书写的复仇故事中去。

小说集《飞行家》杀气重重,9篇小说里有一半都见了血。故事节奏充盈到不需要用双引号,双雪涛式的对话是这样的——柳丁说,你从哪来?老赵说,北面。柳丁说,真没当过兵?老赵说,没有。为什么觉得我当过兵?柳丁说,一种感觉,有次看你刷牙,有了这种感觉。老赵说,我刷牙快,但是没当过兵,我蹲过九年监狱。——话赶话,事连事,连一副双引号和一个形容词都插不进去,看得出来写作的人性子急。正是因为性子急,双雪涛写长篇小说才刚开个头儿,就想着赶紧收尾,总推进不下去,着急上火的,眼下正蓄须明志。

除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这本集子里也有几篇小说要改编为电影了。他有时候跟电影圈的朋友一起聊天或喝酒,觉得这群人有活力,也有才华。他将电影改编当做电影人自己的表达,跟作为小说原著作者的自己关系不大:“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不要尝试表达我。”

文学

对于文学本身,双雪涛有着一种近乎洁癖的执着,换他自己说,也是因一颗虚荣心作祟。《收获》的编辑走走收到他的稿件时,在第一页看到的,除了署名和小说标题之外,还有大大的“作品”二字。《平原上的摩西》改了11次,《天吾手记》2012年写完,到2017年出版时,他又拿出来逐句改了一遍,删掉了3万字。

他厌烦搞文学的人把自己的生活也当成文学。“一个作家搞行为艺术太操蛋了,谁都有生活,生活就是生活。”这是他点着一下午的第四根烟时的观点。“有时候你下了这个蛋,作为母鸡,你就要被大家请出来叫两声,那你能讲什么呢?只能讲自己啊。讲讲自己为什么长这样,羽毛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下了这个蛋。”

在点着第八根烟之后,双雪涛说:“我不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不喜欢把文学挂在嘴边的人,也不喜欢把许多精力放在文学之外的人。作家不是拿嘴吹出来的,不是吹泡泡。看起来很大个泡儿,其实就是一圈儿唾沫。”

我们烟火缭绕的采访进行了三个小时,双雪涛依然觉得,一个小说家的真功夫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只能把访谈当做非虚构来创作,制造出一套类似于文学观的假哲学”。

双雪涛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摄影/吕萌)

2017年3月的《收获》杂志刊登了他给《白鸟》写的书评,题为《如何把<白鸟>和鸟分开》,貌似与那本小说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模模糊糊点了题,如何做一只白鸟:

“在文学圈厮混,最重要的训练是在恰当的时候闭嘴(所以莫言老师的笔名起得高妙),若是非说不可,还是有一说一,那些迟早要得罪的人,还是趁早得罪的好。所有事务,当然多少要关照自己的利益,但是更重要的,或者说从长远看,还是应当最大程度地交换彼此真实的想法,即使买卖黄了,也总归是仁义犹存。人的面目,就我自己最近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看一点的。而关于写作,那是属于自己的,即使无边的虚妄也无所谓,自己逗自己,谁管得着?如果我有些关于艺术的想法,就是这些寒碜的东西,也许要兴灭继绝,也许要高扬什么什么东西,首先是自说自话,都属于自己,先属于自己,再谈其他。”

而另一方面,他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充满渴望,如同渴望小学老师喜欢他的日记,似乎能从中获得一种关乎文学本质的重要性和幸福感。他经常逛豆瓣,“读者怎么想”是他最大的好奇,“比那些重要人物或书评人的评价更加重要”。双雪涛在《飞行家》的序言里把这几部短篇作品比作他“寄出的几封书信”,不但写了,还认真折了几折,三十几岁学会了在写信的时候小心翼翼,“感谢每一个拆开她们的人”。

《中国时报》当年连载了《翅鬼》,他走进了一个早点店,看见有人在读;有读者给他发来微博私信,说“买那份报纸最大的动力就是看你的小说”;还有读者对他倾诉,《聋哑时代》写得就像是她与她男朋友之间的故事——对这三件事情,他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太他妈爽了”,九成是骄傲,也带着一点儿“卑微的虚荣”。

在《平原上的摩西》创作谈的结尾,双雪涛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想证明什么,因为能够免于饥寒,安心写小说本身即是恩赐,如果完成了一点东西,那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你们知道,太多作家已经证明过自己,在各种领域,除了写作。所以最后感谢自己,就像我最开始说的,还有那么一点卑微的虚荣。”

Q & A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双雪涛:海明威。现在人们越来越少提到海明威,但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处理材料的方式、行文的硬度、所表达出的男性的力量,让我特别着迷。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华语作家是谁?为什么?

双雪涛:汪曾祺。汪曾祺在白话文写作里是一个巅峰,我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写得比鲁迅好。白话文在他的手里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写的市镇如今已经消失掉了,他写小说,是做了一项非常好的保存工作,他是一位大才。

另外,汪曾祺的东西能够滋养人。我高中那时候有三本集子读得比较多,一个是白先勇的《台北人》,一个是张爱玲的《传奇》,再一个是汪曾祺的小说集,这三本书都算是比较顶峰的中文写作了,但另外两本看多了就觉得烦,比如一下午看了三个小时张爱玲,就会心想“还他妈活啥啊?”而汪曾祺的东西会让你觉得,生活值得一过,有很多情趣在其中。

界面文化:通常你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写还是其他?​

双雪涛:每天固定时间写作。白天写作,晚上修改。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之外,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双雪涛:踢足球。看电影。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双雪涛:两个不搭边儿的事儿,完全是两种媒介。我会因为受到触动而写一个小说,电影人也会被某个文学触动而拍一个电影。如果电影亦步亦趋跟着文学后面走,那肯定要死定了。所以,我会给跟我合作的电影人以最大的宽松,我已经通过我的文学表达了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通过你的电影表达你自己了,不要尝试表达我。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时候会想着读者这件事吗?

双雪涛:不会。我写作的时候是背对读者的。读者是一片汪洋大海,你不可能为一片大海工作,你看不到每一片浪花长啥样。你只能好好做自己的事儿,替自己干活儿能干好,替别人服务精神没那么高。万一被别人喜欢了是幸运,没人喜欢也无所谓。

界面文化:我们通常谈论一部小说的时候,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双雪涛:我最在意打动我的东西,能让我脊梁骨一凉或是为之感到战栗,那种东西最重要。上次有这种感觉应该是看弗兰岑的《自由》,当时我在写《天吾手记》,一边写一边看,我感觉《自由》复兴了文学某种伟大的传统。我不喜欢那种包含了哲学、历史、心理学等等内容的小说,虽然显得特别深刻,但是长久下去会把文学搞死的。

界面文化:你觉得作家是否有义务关注政治和公共性的话题?以及是否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应在自己的作品中?

双雪涛:政治性的内容,你想不关注都不行,它会自己跳到你的面前来。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包罗万象,什么都能包含进去。政治不能包含文学,只不过有些政治的措辞来源于文学,文学不是政治能够书写的东西,但政治是文学能够书写的东西。

作家没有任何义务一定要写某个东西,作家是一个没有义务的职业,所以我愿意干这行啊。

双雪涛。(摄影/吕萌)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读小说的人会变多还是变少?​

双雪涛:大家对故事的兴趣根植于基因里。人类最早靠打猎生存,晚上围着篝火听一个哥们儿吹牛逼,因为他吹得特别好,大家说你别去打猎了,万一被野猪拱死了呢,你就在这儿好好吹牛逼得了。打那时候开始,人们就都喜欢听故事。故事不会消亡,我们要关注的是故事的形态。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们的工作是写出更多动人的东西,让人们觉得这种故事是可以看的,而不是乏味无趣的。

我觉得年轻人是特别有希望的,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获得资讯的能力强、知道的东西更多、眼界更宽广,我相信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只不过现在好小说太少,他们只能去关注娱乐八卦了。我在豆瓣上看读者们给我的书写评价,我觉得同作为读者的话,他们比我读我的小说还要认真,比我从中看到的东西更多。

界面文化:你觉得作家是否应该和评论家在现实生活里保持距离?

双雪涛:当然。应该是尼采吧,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既拿起鞭子,又撅起屁股。”每个人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种圈子?

双雪涛:我在北京没有朋友圈。有的话就是几个电影人吧,电影人通常状态比较放松。文学圈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圈子,我觉得文学还是要开放,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嘛。二三百人在那搞来搞去,就容易变成瓶子里的绦虫,很危险,没法经过市场检验啊。

人和人有区别吧,我在银行受的苦太多了,遭过的洋罪我不想再遭了,不想让别人领导我,也不想让前辈指导我,也不想让圈子限制我的生活。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是?

双雪涛:好好写东西吧。只能干这个了,也干不了别的了。希望能够……多写一点儿。即使写得不够好,也要多写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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