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领带登上了全球的头条：毛利人议员拉韦利·瓦伊提提（Rawiri Waititi）被驱逐出了新西兰议会的辩论大厅，原因是他拒绝打领带，更意味深长地称其为“殖民套索”（colonial noose）。

这位瓦伊提提先生并不排斥颈部饰品。实际上，按他的解释，传统的护身符——即他佩戴的绿岩吊坠——对他而言既是颈饰，也象征着他与自己的人民、文化及毛利人权利的联系。

在随后的激烈争议中，有关何种职业装才可接受的一系列观念——长期以来都基于西式着装规范——受到了来自原住民文化认同的拷问。如今，新西兰议会已不再将领带规定为男性的“正统职业装”。

澳大利亚1977年就正式将狩猎装列入了职业装的范畴，并允许国会议员脱下领带。不过，议会着装规范自那以后虽然在非正式层面有所转变，但男性政客在厅堂里依旧会清一色地打领带。与新西兰类似，领带在此也陷入了争议。这条窄长的布料对穿着者有着多种多样的意义。

从咽喉到腹股沟

人类以甲壳、羽毛、黄金与布料为颈饰的历史已有千年。一般认为，领带的起源可追溯到17世纪的克罗地亚商人，他们会在自己的脖子上围上一块布，其目的之一在于防护刀剑的攻击。

早期的宽领带既可以简单地披在脖子上，也可以打上结，其简化版在后颈处配有卡扣，便于佩戴，二者在欧洲沿用了多个世纪，早期的澳洲殖民官员也是其使用者。它们的原料主要是蕾丝、亚麻、绸缎和棉布。

蝴蝶结和领带——样式沿用至今——的流行度在19世纪有一波显著的上升。领带的象征意义屡屡引发热议，尤其是关于怎样打扮才有“男人味”。正装的上衣从肩到腰构成了一个V字形，而领带则把人的注意力从咽喉一路吸引到腹股沟——有人认为它发挥了与阴囊袋（codpiece）相似的功能。据称，这种“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可以解释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何对长领带情有独钟，某观察家将此与阴囊袋做了比较。

澳大利亚的领带流变

詹姆斯·库克上校首次抵达澳洲时就身穿制服，脖子上系着亚麻领带——起码在许多画作里如此。早期的行政官员也穿着挺括、整洁的颈饰，而服刑的犯人则要戴上颈铐，那是他们常规着装的一部分。比较而言，澳洲原住民里的头面人物会佩戴一种类似于胸甲的颈饰。

画家吉尔（S.T. Gill）曾描绘过1850年代维多利亚金矿区的生活，一些勤奋的矿工会把手帕系在脖子上。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则会不惜重金购置华丽的服饰，其中就包括色彩鲜艳的丝绸领带，还要配上金质别针，以彰显绅士风范。

到了20世纪早期，体力劳动者们逐渐脱下夹克和领结，三件套正装和领带成为了权威与专业性的代名词。

职业装在20世纪初已是男性标配，领带的热度也随之而一飞冲天。1950年，悉尼的《太阳报》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名为“每个男人的理想衣柜”，其中光是领带就推荐了18种。

不过，澳大利亚的“服饰改革家”认为，鉴于澳洲的天气，正装和领带就算没有压迫性，穿起来也太热了。1939年，雷·奥尔森为大卫·琼斯公司拍摄了新一季的潮品推荐，其中就有两名衣装迥异的男子漫步于城市街头的景象。

其中一人身穿流行的双排扣正装、气派的礼帽和贴身的领带。另一人则穿着短袖T恤——没有领带——与修身短裤。后者在当时是很激进的，但几十年后获得了接受，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唐·邓斯坦敢于开风气之先，身体力行推广休闲化的着装标准。

1967年，《公报》形容邓斯坦只穿短裤、长袜和短袖T恤且不打领带的着装为政府与银行雇员的“夏装典范”。

突破制服的可能

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领带的态度不断转变，其款式也在时尚潮流中起起落落。1960年代，披头士乐队成了澳洲年轻人的最爱，紧身款领带亦随之而风靡全澳。

宽松款的领带也有其高光时刻。1970年代，色彩鲜艳的花式宽松款领带登上了时尚巅峰。爱好奇装异服的政客艾尔·格拉斯比颇为青睐它，因其意味着“向全新的、多姿多彩的澳大利亚”迈进。

近来，政客也会以特定色彩的领带来宣示自己的忠诚：例如，有不少人认为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成员偏爱蓝色，虽然这种偏好还没有达到整齐划一的程度。

领带做了很多事。虽然它们能表达认同，但对于其使用者而言也可以只是“制服”的一部分。它们能为一些人赋权，也能夺走另一些人的权力。拉韦利·瓦伊提提对“殖民套索”的大力抨击，是否也表明澳大利亚有必要深刻反思领带在其历史上的地位？

（作者Lorinda Cramer系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