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和党政治家而言，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公众人物因言论或行为遭到抵制）就像是一个招摇的妖魔，能够加深赞助者的无端恐惧，撬开他们的钱包。每一天，不管是不懂讽刺为何物的参议员，决定持枪上班的众议员，还是脸皮扫地的总统，总有些共和党政客能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里塞进恐慌消息，称自己被禁言了。《华尔街日报》近日给拉什·林博冠上了“取消文化零号病人”的称号，这可真是证明了保守派的嘴巴是如何成功被取消文化这只自由派猛兽给捂住的。

讽刺归讽刺，右派的这些搞笑举动也并非全然无中生有。实际上，我在试图理解取消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它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却没那么刻意。

以Republic Book Publishers（PBP）为例，这是一家华盛顿特区的出版公司，成立时间相对晚近，专攻保守派图书市场，取消文化正是该公司发家的一部分。2019年，在PBP盛大的开业派对上，演讲嘉宾中有一位名为亚历克·克莱因的作家。此人当时刚从西北大学辞职，原因是被该校多名女性职员指控性骚扰和霸凌。克莱因否认了所有指控，但出版社退掉了他本该出版的回忆录。刚成立的PBP见缝插针，接下了他的回忆录，用伟大的言论自由战胜了取消文化！

最近共和党又打出了取消文化这张牌，但这次他们的例子实在太过荒谬，所以我决定深究一番。

故事还要从2020年秋天说起，当时PBP出版了约翰·克里布的《老亚伯》（Old Abe，林肯的昵称），一本关于内战期间林肯总统的历史小说。为了赶上假日促销季，PBP试图在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却遭到了拒绝。在一份措辞含糊的记录中，Facebook表示，“这违反了我们的广告政策。”

哪一条政策？为了应对特朗普和他的同类在大选期间发布的海量不实信息，Facebook建立了相关规定，要求广告商加强身份透明度。同时Facebook还暂时屏蔽了与“社会问题、选举、政治”相关的广告。而PBP的《老亚伯》广告不知为何，违反了Facebook的广告条例——难道是因为他们在广告中对1860年大选（在这次选举中，林肯及共和党首次赢得选举，而民主党在选举中分裂为南北两方候选人，此次选举被视为内战的导火线）的态度过于暧昧？

PBP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提供了Facebook要求的额外身份信息。“我们遵循了每一条守则，过程非常繁琐，”PBP的广告设计师告诉我，“我甚至还提供了我的驾照作为验证材料，等了快两星期后才从邮政总局收到验证码，但在我通过验证后，广告依然被拒了。一共被拒绝了四次。”

今年1月，克里布在一篇名为《Facebook取消了亚伯·林肯》（Facebook Cancels Abe Lincoln）的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文章发表在保守派网站RealClearPolitics上。“可能Facebook的广告审核员认为林肯不够觉醒（woke），”克里布写道。

克里布当然拥有生气的权力，因为就目前的证据来看，Facebook仅仅因为《老亚伯》来自一家保守派出版社，就一脚踹开了克里布的大师之作。鉴于此事完美符合上文中的保守派叙事，《福克斯新闻》自然不会错过报道的机会——嘣！又一则右派被禁言的重磅新闻。

在什么都可以成为炒作素材的今天，PBP自然把被Facebook拒绝打造成了宣传卖点。一则新闻写道，“继推特、谷歌以及其他取消了（特朗普总统）的社交媒体之后，Facebook认为取消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也没什么大不了。”

此事一出，《老亚伯》销量飙升。

和任何巨头一样，Facebook从来没有告诉PBP他们被拒的具体缘由。我联系了PBP和克里布，表示愿意帮他们调查此事。一名公关人员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证实了他们曾被多次拒绝。

我在首次联系Facebook时也和PBP一样，没有任何下文，但我的空闲时间更多。在接下来的许多天内，我多次联系这家社交媒体公司，试图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事实证明，Facebook取消林肯，并不是因为硅谷痛恨自由或者想打压保守派出版社。我被告知，Facebook的员工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对PBP也没有任何看法。而PBP的广告之所以被拒，是因为里面包含了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一句赞赏：“这是我读过写林肯写得最好的书！”

我懂，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但“这是我读过写林肯写得最好的书”远远称不上是什么“革命万岁”之类的煽动言论。再说了，彭斯到底做了什么，就连他的荐语都变成了敏感信息——就像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被英国电视台封杀那样——不能发表？

Facebook表示，公司并非在针对保守派，只是单纯地屏蔽任何会危及到社会秩序的广告，不管广告商是左派还是右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准则就像听上去那般离谱、不实际。所有的广告都会反映社会问题和政治，消费主义自身就起源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观点。Facebook的广告禁令和傲慢回复，恰恰表明了该公司对美国需要何种社交媒体的错误理解。

不幸的是，右派对取消文化的喊打喊杀，模糊了这个问题的急切性和复杂性。对理智编辑判断的需求，并不是社交媒体算法危害言论自由的合理借口。当面临真实的竞争或法律风险时——拥护暴力闯入国会山或是宣传一本关于第十六届总统的书，想必Facebook可以轻易做出选择。

别这样对待林肯，也别这样对待我们。

本文作者Ron Charles是《华盛顿邮报》撰稿人。

（翻译：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