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去世前不久——看似只剩下几天到几个月的时间——我鼓起勇气向母亲建议，既然她已经82岁，又到癌症晚期，应该是时候考虑退休了，如果不行的话，不如先休息一周。在病床上，她继续浏览她去年年底的笔记，寻找我父亲大卫（他以约翰·勒卡雷的名字写作）可能写过的任何东西，避免他留下的作品就此消失。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劳动，我们什么都有，而且那时候就有了。虽然我不想夺走她生活中的支柱，但我担心她在寻找不存在的新材料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她回过头来看着我，好像我说了什么非常奇怪的话一般。“但我能做什么呢？”

我提出了一个简短的消遣清单：聊天、吃东西、看板球或斯诺克——我父母都喜欢运动——或者是看一些她一直没来得及看的电影。

她考虑了一下。“不，”她最后说。

从我记事起，我的父母就被他们一起做的工作所定义，他们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也因此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大卫对简的第一印象（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是她抢救了他的小说《德国小镇》，当时手稿全部散落在地上。我最早的一些记忆：他在阅读手写或打字机打出来的稿子，用黑笔做批注。在电脑出现之前的日子里，他会用剪刀和胶水剪贴文稿，而她一边听一边吸收，只是偶尔回应，但总是提出有用的意见。

人们很容易把她误认为只是一个打字员，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不仅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如何使用打印机，所以她什么都打，也因为她的干预都是在私下进行的，在她修改后，文本才会被其他人看到。我在孩提时代就目睹了这一切，后来又在少年时代目睹了这一切，但大体上只有他们才知道彼此经历了什么，以及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多少重构、调整、修改。她坚决认为她的贡献不是写作，也认为他们之间的创作合作并不平衡。她拒绝接受采访，也不愿照相——甚至是全家福，因此，当我们为她的火化仪式寻找用来纪念的照片时，我们只能找到很少几张，也都是在她练习隐身术之前偷来的时刻。这是他们工作方式的一部分：他创作，他们一起编辑；他点火，她扇风。这是他们的阴谋，她提供的是别人永远无法提供给他的东西，他们共同合谋了一切。

只有极少数非常聪明的人看穿了他们，其中最近的、最绝对的是理查德·奥文登，他研究了我父亲借给牛津大学博德勒图书馆的文稿，观察到了一段“深刻的合作过程”。他的分析与我的回忆完全吻合：“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的合作节奏……从手稿到打字机稿，再到注释和修改过的打字机稿……加上剪刀和订书机的使用……越来越接近最终的出版版本。”

正是如此：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有新的问题要解决，有新的见解和新的创作。而一直以来，都是简盯着每一步，让一个腻烦的段落重获灵感，或者询问某个特定的短语是否真正反映了背后的意图。她从来不会夸大自己的贡献，但她确实无处不在，并以同样坚持不懈的态度处理每一部作品。

当他们晚年双双患病时，才显露出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程度之深。他们也许会像80多岁的每个人一样，在闲聊中才能努力回忆起一些事情。但在工作中，他们可以依靠对方来建立联系，在一个聪明但衰老的头脑突然结巴时，另一个马上接上话头。作为一个团队——更多的是，作为两个人之间运作的唯一过程，并同时定义了他们两个人——他们对停滞的状态是免疫的。

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痛苦的是，当他在12月突然去世时，我看到她被剥夺了跨越五十年的思维方式的另一半。她四处寻找谁可能掌握着她归属在他身上的那部分自己，寻找着试图在她身上继续的剩余过程。因此，她才会继续寻找缺失的材料，才会下定决心继续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因为停止工作就是再次死亡。

本文作者尼克·康威尔用笔名尼克·哈卡威写小说。大卫·康威尔于2020年12月12日去世，简·康威尔于2021年2月27日去世。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