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 | “iPad猎巫”事件：当性别歧视与民族主义合流|界面新闻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iPad猎巫”事件和疫情下的西方反亚裔种族主义。

“iPad猎巫”背后是被民族主义煽动的男性焦虑

近日，成都某大学校园论坛的一篇失物招领贴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全网热议。3月12日，网友“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发帖称，他在校内自习室捡到了一台iPad，由于这台iPad采用英文操作系统且缺乏中国人常用的软件，他判定失主可能是留学生，于是他用中英双语写了一则失物招领。但校园论坛上的一些用户据此认为他有“媚态”，质疑他“为啥要对外国人friendly”，甚至加他的QQ辱骂他是“崇洋媚外”“easy girl”。事件发酵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发布了澄清贴，声明自己是男生，详细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

从任何意义来讲，这位大学生的行为都无可指摘：捡到iPad第一时间想到要保管好并联系失主，是拾金不昧；能想到用中英双语写失物招领，是礼貌和体贴；字迹清秀行文条理清晰，是文字素养。将一个文明社会中的正常行为恶意引申为“跪舔洋人”，进而演化成一场“iPad猎巫”，对做好事的人进行人身攻击，发动网络暴力，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新京报》评论称，在该事件中对当事人进行网暴，突破了公共表达的基本底线，反映了当下个别大学生物化女性、厌女和对留学生充满敌意等极端情绪和偏见。评论作者和光表示，我们或许应该庆幸当事人是男生，因为如果写失物招领的人真的是一个女生，她很有可能会承受更猛烈的人身攻击和羞辱，更难以“自证清白”。这个“反转”本身让我们更看清楚此种偏见之荒谬。“关于中外学生待遇的问题或许值得讨论，但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自动带入这重语境。动辄贴标签、过度解读，不是学校的良好风气。偏见来源于无知。我们更想看到大学生用一种开放的心态、自如的姿态，对校园事件或者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和表达，而非戴着刻板印象的有色眼镜，动不动上演‘网络围殴’。”

在公众号“橙雨伞”刊登的《“iPad猎巫”事件下，是针对女性的三重暴力》一文中，作者林奥提醒我们注意“iPad猎巫”事件中清晰浮现的性别歧视底色。尽管当事人是男性，但“不明真相”的网友默认其是女性，并“脑补”出“女大学生跪舔外国（男）留学生”的戏码，并因此感到冒犯和愤怒——其底层逻辑在于女性不是有主体性和独立意志的人，而是一种财产，她们与外国人的接触因而是对中国男性的“所有权”的侵犯，因此需要被谴责和打压。“这些年来，因为适龄男性婚恋困难和民族主义升温等问题，这种对女性的占有欲在个体和群体层面都愈发显著。”

另一方面，网友默认当事人是女性本身也耐人寻味——人们似乎已经默认了周到体贴、拾金不昧或外语好的人就应该是一个女性，殊不知这种对女性更高的道德期待也是性别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也会给女性带来伤害。这是因为道德期待会异化成对女性沉默和温顺的规训，当女性在暴力事件发生时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完美受害者”的话语就会顷刻出动，女性的言行举止被放置在放大镜下审视，让她们“百口莫辩”。

当事人被证实是男性后，网络上对他的攻击戛然而止。《新京报》评论中提出的“庆幸当事人是男生”实际上值得我们提高警惕，进而意识到网络暴力的性别权力结构，即女性更容易成为暴力侵害的目标。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女性受害者更难以反抗，且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基于性别的暴力，是父权制社会用以恐吓女性的工具，是其要求女性安分守己的武器，也是其限制女性发展的镣铐。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根据WHO的数据，每三个女性中就有一人，曾遭受过肢体暴力和性暴力，如果把网络暴力、跟踪、经济控制等其他暴力形式算上，这一数字还将更加触目惊心。”

事实上，类似事件正在不断发生——在“iPad猎巫”事件发酵当天，就有云南某高校学生也分享了自己经历过的类似案例，一位女生在学生群里回复了一位外国留学生的问路信息，随即遭到同校学生的上千条辱骂。媒体人陈迪指出，这种已在当下中文互联网内随处可见的，围绕“女学生+外国人”酝酿出的偏执情绪和文化，需要从性别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视角去考察。

首先，“国女外男”是一种彻底男性本位、只存在男性视角的叙事方式。女性的自主性和人格被完全抹杀，女性沦为可被占有或掠夺的“死物”，从观念上被否定了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地位和尊严。“女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一个社会化的性幻想意象，是男性本位视角中的“优质性资源”，“所以女学生本来就是一个对男性本位视角极富煽动力、号召力的旗帜与事由。”

当这种男性本位叙事与近现代新生的民族主义观念产生碰撞后，女性的处境被赋予了更复杂的含义。女性与外族（男性）的关系，不再仅仅事关个体中国男性的择偶问题，更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得与失。陈迪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最典型的尊严政治。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以“认可”或“平等”为终点，而是以“优越”为目标，将信奉者卷入一种永不停歇、压倒一切其他情感的竞争意识形态。性别歧视与民族主义的合流，遂让想象和现实中的女性行动成为男性焦虑之源——我们看到，即使是理论上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优势的男性大学生群体，也近乎本能地一次次被“本国女性为了外国男人不要我们了”刺激，在自卑和自负之间反复横跳。

在陈迪看来，这种焦虑又自卑的心态是父权文化的作茧自缚：“无论你在中国人的社会还是欧美人的社会，无论你所面对的外国人相对你来说，到底是优势还是弱势，只要女性在社会中都是遭受极大贬抑、是近趋于‘物’的，那么不管作为性别社会主体的男性们到底是自信还是自卑、骄傲还是焦虑，他们都注定无法排解自己心中对于‘本民族的性资源要被外国人掠夺了’的紧张不安。”陈迪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恰恰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文化选择了物化女性，将整整一半的社会成员视为‘死物’而非‘活人’，才决定了男性无从摆脱焦虑乃至自卑。既然你们把‘人’贬低为‘物’，那么就活该承受不安全感的煎熬。”

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主义对两性关系中男性既暴戾又脆弱的情感结构的塑造，是后殖民时代很多民族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印度裔英国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的观察对我们颇有启发。在《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一书中，他指出，由1947年印巴分治导致的宗教冲突和种族屠杀造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伤文化：当女性被强奸、被谋杀、被毁容、被掳走，男性权威被狠狠践踏时，某种深刻的阉割恐惧被镌刻在当代印度人的精神之上。达斯古普塔发现，失去对家中女人的控制是最可能激起北印度男性愤怒的事情之一，某种具有高度侵略性的男性气质统摄了德里的城市精神，而它在1991年印度施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融入全球市场后彻底失去约束。“他们似乎认为，社会地位的主要好处就是可以无限度地表现自己的男性权力。”

疫情下西方社会的亚裔歧视：亚裔为何总是成为种族主义的众矢之的？

美国当地时间3月17日，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区及城郊地区发生了连环枪击事件。一名21岁白人持枪男性在当地按摩店枪杀八人，其中六名遇难者为亚裔女性。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于当天前往亚特兰大，与当地亚裔议员和团体领袖举行会面，随后在埃默里大学发表全国讲话。拜登和哈里斯对枪击案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的种族主义，呼吁美国人团结起来反对仇恨。枪击案发生后，亚特兰大、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等多地有民众自发集会，抗议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0日，美国纽约，当地爆发主题为“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的游行和集会。

种种数据显示，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针对亚裔群体的歧视和仇恨犯罪事件激增。界面新闻援引反针对亚裔暴力行为的组织Stop AAPI Hate的报告显示，自2020年3月以来，针对亚裔的袭击共报告近3800起，其中攻击女性的事件占68%。据“德国中文网”报道，柏林右翼极端主义和歧视事件登记册统计，2020年柏林发生了59起“明显反亚裔种族主义”的袭击事件，包括10次袭击、39次威胁或侮辱和两起财产损失事件。在疫情发生之前，反亚裔的种族主义事件还没有单独的记录。

界面文化曾在去年刊发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惹争议：“模范少数族裔”话语背后有哪些危险？》一文中援引相关数据指出，针对亚裔的网络歧视性言论在武汉爆发疫情时出现第一个高峰，于去年3月特朗普在推特上公然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表述时出现第二个高峰。研究者认为，美国总统的歧视性言论具有为种族歧视赋予某种合法性的效力，将华人或亚裔非人化“为迁怒和人身攻击大开方便之门”。

上述文章同时指出，此轮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并非凭空出现。疫情不过是为某种隐藏在美国社会集体潜意识中的反亚裔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出口，“将华人这一种族与一种可怕的疾病等同起来，是种族主义借用深植于亚裔美国史中的记忆、修辞和社会应对方案，在美国社会中的再一次大范围展演。”

“澎湃思想市场”日前翻译刊登了原载于《波士顿评论》2020年3月30日刊的《疫情下的美国种族主义》（American Racism in the Time of Plagues）一文。文章作者Andrew Lanham指出，美国以种族主义恐慌和指责的方式来应对疫情实际上有着深远历史，将流行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有诸多先例。例如1894年中国爆发鼠疫后，美国公共卫生当局立刻预测太平洋海岸的一个中国城将是美国本土爆发鼠疫的最可能的地点，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排华法案》的签署导致反亚裔的仇视愈演愈烈，中国人不讲卫生、身携病菌、随时造成传染病威胁的种族刻板印象不断在公共话语中被重申。从1900年到1907年，旧金山在接连爆发的鼠疫恐慌中多次将目标对准华人，或是封锁华人聚集区、限制未接种疫苗的华人旅行，或是试图强行为华人接种安全性还未有保障的疫苗。

Lanham认为，被种族主义渗透的美国公共卫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为2020年美国防疫失败负责——例如削减公共卫生支出、拒绝从边境墙项目中挪用任何资金来弥补疾控中心的潜在资金缺口——而最终的代价是由全体美国人担负的。“这些种族主义的行为，在意识形态和物质上都与特朗普‘通过恶意和忽视的组合所创建的、精简的公共卫生官僚机构’直接相关，这个公共卫生官僚机构现在缺乏充分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和灵活性，这使得所有人都变得更加脆弱。”

此次枪击案的受害者基本为亚裔女性，揭示了少数族裔女性正在遭遇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切罗基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言人Jay Baker在枪击案发生当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为枪手开脱称，“他非常厌世，而且有些走投无路了。昨天对他来说是很糟糕的一天，所以他做了那些事……他很显然有性瘾问题，所以将那些地点（按摩店）当作他可以去纵欲的地方，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需要消除的诱惑。”

《卫报》撰稿人Arwa Mahdawi指出，Baker的发言揭示了由白人男性发动的性别暴力是多么容易被合理化和去罪化，这种情况司空见惯，而我们难以想象当枪手是一个穆斯林或黑人的时候，舆论会展现出同等的“宽容”。与此同时，他的发言也体现了厌女与强奸文化所特有的“男性同情”（himpathy），Mahdawi援引女性主义哲学家Kate Manne的观点指出，“厌女文化打击女性，男性同情则保护实施打击行为的主体，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把他们描绘成‘好男人’。”Mahdawi发现，从哈维·韦恩斯坦、凯文·斯派西到此次枪击案的嫌犯，都有用“性瘾”为他们的违法行为开拓的声音出现——女性总是在引诱着男性犯罪，无论男人做了什么，都是女人的错。

《美国不平等的起源》
[美]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著姚向辉顾冰珂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1

疫情下的西方反亚裔种族主义为亚裔群体敲响了警钟：在种族主义问题上，亚裔不能也无法置身事外。亚裔需要摆脱“模范少数族裔”的幻觉，与其他有色人种的联合，彻底反思种族主义，通过跨种族联盟来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模范少数族裔”的话语能大行其道，它本身就是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证明。正如普利策新闻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在《美国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种族主义早在美国建国前就在这片土地上构建了一个基于肤色的种姓制度，将黑人打上“最低种姓”的烙印。而日后每一个新融入的移民都必须选择阵营，必须学会“如何当白人”，用对最低种姓的敌意来向主流（白人）社会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