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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是时候抛弃性别框架,不计较作家身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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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是时候抛弃性别框架,不计较作家身份了吗?

“女性作家”的标签和其中的张力会始终存在,它需要不断地被讨论、延展,直到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性别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真正抛弃性别的框架,就文学评论文学。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实习生 姚冰淳

编辑 | 林子人

在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中,哈德良说,当一个人全神贯注于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正在研究一项定理时,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甚至不属于人类,他成为了另一种存在。尤瑟纳尔认为,超出一定水平之后,男女性别二分法就失效了,这是她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的原因。因此她断然拒绝了专门出版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题材作品的维拉戈出版社(Virago Press)出版她的作品,“这都是什么名字啊!这让人想起19世纪火车上的妇女包厢,或者贫民窟的女性专区,或是你在餐馆的地下室迎面撞见一扇门,上面写着‘女’而另一扇门上写着‘男’。”

如果尤瑟纳尔泉下有知,估计对于自己的访谈被收录于一本“女性作家特辑”并不会高兴,但这恰恰是“女性作家”这一标签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文学的好坏本身与性别无关;但另一方面,女性写作者面临的恰恰是因为性别而被认为其写作不如男性的困境。她们的天赋、智力被埋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复地强调,女性也始终在写作,文学不是只有男性的视角。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目前在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五辑(按目前计划一共将出版九辑),每本收录15-16篇访谈,其中女性作家的收录情况如下:第一辑,空缺;第二辑:弗朗索瓦丝·萨冈、苏珊·桑塔格;第三辑: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第四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艾丽丝·门罗,第五辑:纳丁·戈迪默。新出版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的责任编辑之一索马里说,也许是时候出版这本特辑了。

作家、文学评论者和普通读者该如何去看待“女性作家”这样的标签?性别框架对作家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日前,复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丁骏、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盛韵、文化评论人btr与九久读书人出版编辑邰莉莉围绕《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一书进行了一场阅读分享会。分享会的主题“我不学烹饪,我生吃培根”出自美国作家多萝西·帕克,它既是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听上去也是一句女权宣言,因为烹饪属于女性传统性别分工。然而在分享会上,谈话避开了女性与社会默认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多谈到的是作家与美食的关系。关于女性写作的问题,对谈者们的立场空前一致,强调应该抛弃性别的框架,就文学评论文学。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肖海生 等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2

跳出性别框架评价文学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收录了英国作家简·莫里斯的访谈。1972年简·莫里斯接受变性手术,从男性变为女性,名字也从詹姆斯·莫里斯改为简·莫里斯。她以男性的身份开始写作“日不落帝国”三部曲,第二部写于性别不明确的十年,第三部则是以女性的身份写的。莫里斯在访谈中认为,性别转换对她的写作并没有影响。对谈中,邰莉莉提到了莫里斯,并由此将“性别对作家写作的影响”这一问题抛给三位对谈者。

btr认为,性别标签把其他的标准和维度平面化、概念化了。他以地域类比,地域可以区分人群,但是地域不能区分个人。同样的,当性别划分出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两个阵营时,我们就无法看到一个女性作家和另一个女性作家之间的差别。他还认为,性别的“政治正确”已经影响到文学类奖项的颁发,当客观事实反而成为一种标准,评委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为了保证性别平等而不得不增加女性作家。“性别话题一旦被提出来,说明客观上已经存在问题了。希望有一天,评判文学时不再出现男性女性。”但他并没有说明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同尤瑟纳尔一样,盛韵对维拉戈出版社颇有微辞,甚至形容它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机构”。维拉戈出版社每年会统计重要文学刊物在一年中发表了多少女性作家的作品,她认为,这种势头在近几年愈演愈烈,如果性别维度成为考核的KPI,文学就进行不下去了。“文学作品不应该计较作家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最容易给大家造成刻板印象。”盛韵说道。她以J.K.罗琳为例说明她的观点,J.K.罗琳在《哈利·波特》之后以男性化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写作侦探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J.K.罗琳认为侦探小说是属于男性作家的领域,她只是想尝试一种角色扮演的快乐。

丁骏和btr、盛韵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性别与读者喜欢一个故事与否完全不相干。但她提到莫里斯在访谈中说她作为简时更关注小事和细节,而不是宽广的事物。她直言自己也曾有过性别偏见,大学时读到阿伦特的作品,会觉得文风如此大气,不像女性作家写出来的。事实上,在访谈中,简·莫里斯接着就说道,“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意识到广阔的范围和细节其实是一回事;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是一样的。”

是作家,也是女性

在16篇访谈里,几乎无一例外地,作家们都被问到了“女性身份如何影响到她们的写作”这一男性作家不会遭遇的问题。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通过阅读医学课本才为自己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并终身与这一疾病缠斗。从确诊起,她就书写了大量关于女性身体的作品,她自己的,还有其他女性的。琼·狄迪恩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刚刚失去了唯一的养女昆妮塔·璐,尽管访谈中她仅寥寥几句提及了与养女日常的相处,但是邰莉莉说她读到了作为一个母亲那种获得和失去的巨大反差。让邰莉莉印象深刻的还有珍妮特·温特森为了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人生选择剔除男性、成为同性恋,因为“在一个女人想厘清自己、开启人生的时候,男人真的可能是个阻碍”。关于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成长过程、女性的选择,邰莉莉指出,“也许男性作家是无法理解的,女性要排除万难才能写一点东西出来的处境。”btr也坦诚自己“是性别的局外人”,因为没有女性的经验,无法设身处地地想象女性写作者面临的困境。

美国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中指出,阻止女性写作并不需要明确的立法,缺乏教育机会、贫穷、各种家庭义务造成的时间碎片化都是明显的阻力。更为微妙的是社会期望加诸于女性写作者身上的压力——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是在家庭——这也是温特森所预见的困境和所做选择的缘由,”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参照的榜样,找不到任何一个既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还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生儿育女的女性作家。”

毋庸置疑,文学史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出现,《巴黎评论》也顺应潮流推出了其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英文标题是Women at Work)。变化不是从天而降的,女性作家们受惠于女性解放运动,而这些女性作家同样可以被视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们用笔来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一席之地。女性写作的声音在不断增强,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我们必须为女性作家努力,这样才会继续出现女性作家”,这是不可放弃的阵地。“女性作家”的标签和其中的张力会始终存在,它需要不断地被讨论、延展,直到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性别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真正抛弃性别的框架,就文学评论文学。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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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是时候抛弃性别框架,不计较作家身份了吗?

“女性作家”的标签和其中的张力会始终存在,它需要不断地被讨论、延展,直到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性别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真正抛弃性别的框架,就文学评论文学。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实习生 姚冰淳

编辑 | 林子人

在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中,哈德良说,当一个人全神贯注于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正在研究一项定理时,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甚至不属于人类,他成为了另一种存在。尤瑟纳尔认为,超出一定水平之后,男女性别二分法就失效了,这是她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的原因。因此她断然拒绝了专门出版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题材作品的维拉戈出版社(Virago Press)出版她的作品,“这都是什么名字啊!这让人想起19世纪火车上的妇女包厢,或者贫民窟的女性专区,或是你在餐馆的地下室迎面撞见一扇门,上面写着‘女’而另一扇门上写着‘男’。”

如果尤瑟纳尔泉下有知,估计对于自己的访谈被收录于一本“女性作家特辑”并不会高兴,但这恰恰是“女性作家”这一标签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文学的好坏本身与性别无关;但另一方面,女性写作者面临的恰恰是因为性别而被认为其写作不如男性的困境。她们的天赋、智力被埋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复地强调,女性也始终在写作,文学不是只有男性的视角。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目前在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五辑(按目前计划一共将出版九辑),每本收录15-16篇访谈,其中女性作家的收录情况如下:第一辑,空缺;第二辑:弗朗索瓦丝·萨冈、苏珊·桑塔格;第三辑: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第四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艾丽丝·门罗,第五辑:纳丁·戈迪默。新出版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的责任编辑之一索马里说,也许是时候出版这本特辑了。

作家、文学评论者和普通读者该如何去看待“女性作家”这样的标签?性别框架对作家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日前,复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丁骏、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盛韵、文化评论人btr与九久读书人出版编辑邰莉莉围绕《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一书进行了一场阅读分享会。分享会的主题“我不学烹饪,我生吃培根”出自美国作家多萝西·帕克,它既是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听上去也是一句女权宣言,因为烹饪属于女性传统性别分工。然而在分享会上,谈话避开了女性与社会默认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多谈到的是作家与美食的关系。关于女性写作的问题,对谈者们的立场空前一致,强调应该抛弃性别的框架,就文学评论文学。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肖海生 等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2

跳出性别框架评价文学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收录了英国作家简·莫里斯的访谈。1972年简·莫里斯接受变性手术,从男性变为女性,名字也从詹姆斯·莫里斯改为简·莫里斯。她以男性的身份开始写作“日不落帝国”三部曲,第二部写于性别不明确的十年,第三部则是以女性的身份写的。莫里斯在访谈中认为,性别转换对她的写作并没有影响。对谈中,邰莉莉提到了莫里斯,并由此将“性别对作家写作的影响”这一问题抛给三位对谈者。

btr认为,性别标签把其他的标准和维度平面化、概念化了。他以地域类比,地域可以区分人群,但是地域不能区分个人。同样的,当性别划分出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两个阵营时,我们就无法看到一个女性作家和另一个女性作家之间的差别。他还认为,性别的“政治正确”已经影响到文学类奖项的颁发,当客观事实反而成为一种标准,评委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为了保证性别平等而不得不增加女性作家。“性别话题一旦被提出来,说明客观上已经存在问题了。希望有一天,评判文学时不再出现男性女性。”但他并没有说明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同尤瑟纳尔一样,盛韵对维拉戈出版社颇有微辞,甚至形容它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机构”。维拉戈出版社每年会统计重要文学刊物在一年中发表了多少女性作家的作品,她认为,这种势头在近几年愈演愈烈,如果性别维度成为考核的KPI,文学就进行不下去了。“文学作品不应该计较作家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最容易给大家造成刻板印象。”盛韵说道。她以J.K.罗琳为例说明她的观点,J.K.罗琳在《哈利·波特》之后以男性化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写作侦探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J.K.罗琳认为侦探小说是属于男性作家的领域,她只是想尝试一种角色扮演的快乐。

丁骏和btr、盛韵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性别与读者喜欢一个故事与否完全不相干。但她提到莫里斯在访谈中说她作为简时更关注小事和细节,而不是宽广的事物。她直言自己也曾有过性别偏见,大学时读到阿伦特的作品,会觉得文风如此大气,不像女性作家写出来的。事实上,在访谈中,简·莫里斯接着就说道,“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意识到广阔的范围和细节其实是一回事;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是一样的。”

是作家,也是女性

在16篇访谈里,几乎无一例外地,作家们都被问到了“女性身份如何影响到她们的写作”这一男性作家不会遭遇的问题。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通过阅读医学课本才为自己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并终身与这一疾病缠斗。从确诊起,她就书写了大量关于女性身体的作品,她自己的,还有其他女性的。琼·狄迪恩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刚刚失去了唯一的养女昆妮塔·璐,尽管访谈中她仅寥寥几句提及了与养女日常的相处,但是邰莉莉说她读到了作为一个母亲那种获得和失去的巨大反差。让邰莉莉印象深刻的还有珍妮特·温特森为了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人生选择剔除男性、成为同性恋,因为“在一个女人想厘清自己、开启人生的时候,男人真的可能是个阻碍”。关于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成长过程、女性的选择,邰莉莉指出,“也许男性作家是无法理解的,女性要排除万难才能写一点东西出来的处境。”btr也坦诚自己“是性别的局外人”,因为没有女性的经验,无法设身处地地想象女性写作者面临的困境。

美国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制女性写作》中指出,阻止女性写作并不需要明确的立法,缺乏教育机会、贫穷、各种家庭义务造成的时间碎片化都是明显的阻力。更为微妙的是社会期望加诸于女性写作者身上的压力——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是在家庭——这也是温特森所预见的困境和所做选择的缘由,”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参照的榜样,找不到任何一个既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还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生儿育女的女性作家。”

毋庸置疑,文学史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出现,《巴黎评论》也顺应潮流推出了其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英文标题是Women at Work)。变化不是从天而降的,女性作家们受惠于女性解放运动,而这些女性作家同样可以被视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们用笔来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一席之地。女性写作的声音在不断增强,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我们必须为女性作家努力,这样才会继续出现女性作家”,这是不可放弃的阵地。“女性作家”的标签和其中的张力会始终存在,它需要不断地被讨论、延展,直到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性别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到那时,我们才可能真正抛弃性别的框架,就文学评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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