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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礼两难全,生者终离散:短短墓志铭如何呈现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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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礼两难全,生者终离散:短短墓志铭如何呈现人的一生?

理想的孝子要为逝世的长辈求得一篇名家所写的墓志铭,但却往往为此耽搁了丧事,心神难宁,而百年之后,那些记写显赫家族的墓志铭往往不如小人物的迷人。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生与死是大事。生命最初来到世间的时候还不能明白新生的涵义,对死亡更没有概念,直到懂得世间有死,才有了生的知觉。在经历自己的死亡前,大多数人都会见证亲友的离去,人的生命便行进在一个个死亡垒起土堆的小路上,如何安置死者,也就意味着如何安置生者。

墓志铭是为纪念死者而写的传记,它记载着墓主的平生履历、家族状况以及人品操行。人们相信,求得名家为离世的长辈撰写墓志铭,能够让先人不朽,又彰显后辈的孝行,以成家族荣耀。于是,从世家大族到一般平民,稍有资产的人家竞相用墓志铭来悼慰亡者,不计资费,即便官府打压厚葬之风也难以禁断。今天,丧葬依旧是中国人生活里的大事。据人寿保险机构SunLife的一份全球丧葬费用调查报告,中国人平均在丧葬上花费37375元,约占年平均工资的45.4%,仅次于日本。

耗费了大量金钱和心力的葬礼是否更能更好地祭奠亡者?隆重的殡葬仪式是为了让死者安息,还是为了让生者免于邻里的指责?如果恪守习俗礼法可以让生活尽快回到常轨,为什么我们在许久之后还会感受到丧恸所受的压抑与欺骗?《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收录了自汉代至清末的30篇墓志铭,这些墓志铭的主人有达官显贵、贞洁烈妇、也有投归胡人的东晋皇族、被迫改入道门的佛门比丘尼,他们的亲人出于种种动机为其制作了墓志铭,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生与死的关系,借古人之事来反思今天的丧葬文化。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
伊佩霞、姚平、张聪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4

墓志铭大多出自富贵之家,但墓志铭里的故事绝不止于功成名就的人生,相反,不被正史所照见的女性、商人、衙门小吏等群体在这种文体中得以被铭记——这是墓志铭对今日提出的疑问:当那些处于边缘的小人物肉身消亡后,他们在时代洪流里的遭际该如何被记录?

合乎礼法的丧葬是否能安慰生者的情感?

中国现代丧葬已经是“一条龙”产业,从场地出租、筵席承办到超度亡灵、出殡下葬,无不有现成的规矩。尽管一些人家会在墓碑上刻写较为私人化的诗文,以记墓主生平或表达追思,但与丧葬有关的文字往往套用固定的格式和词汇。

走过云南束河乡间的小径,两旁村舍门前除了用于祈福的红色对联,还有不少绿底、白底、黄底的对联,横批“二年之期”“服满三年”等。这是乡里人为离世长辈守孝的孝联,也称丁忧联,一般门前贴“福”字的地方改贴“呜呼”“哀”“泣”等字,待守孝三年期满,才可换作红对联。第一次见孝联的人大多觉得新奇别致、民风古朴,但要停下来驻足打量这些透着悲伤的文字总有些不好意思,等终于鼓起勇气细看时才发现,原来不同人家门上的对联内容大多雷同,“百事不忘”-“两年深记”、“三载白梅”-“一轮红日”等对仗频频出现。似乎当地提供守丧用品的人有一个专门的小册子,可以结合客人的具体情况挑出备用词组,写成一副独一无二又带有流水加工印记的对联。

北宋初年,山西潞州也有类似的丧葬用品作坊为举丧之家提供专门的用品,其中的墓志铭便如束河的孝联一样,依托于某种小册子制作而成,充斥着大量的套语。墓志起源于秦汉,用于向阴间通报死者生前的身份。初时人们认为,不论地位高低,每个人都应当有墓志来作为身份证明,但东汉以降,墓志铭逐渐成为上层富贵家庭的专有,用来记载他们显赫的家世与功勋,维系家族的声望。到了唐宋时期,墓志铭主人的身份才开始变得多元,除了政治精英与他们的家属,和尚道士、女尼、商人、乡贤的故事逐渐为墓志铭所记载。

唐宋以后的墓志铭通常是墓主家人向当世名家求来的,这些墓志铭作为一种文体被收入作家的文集。但北宋初年的潞州墓志铭大多没有创作者署名,它们也不是专门求来的,而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追怀生命》一书所收录的两方潞州墓志铭,开篇俱是“夫有生有死,无古无今”,夸赞墓主“德厚仁宽,言辞婉雅”,称其妻子“三从早备,四德无差”,只不过在写墓主生平经历的位置上稍作改动,就如同填表一样。

墓志铭为死者而写,但它的读者却是生者。来源:视觉中国

一篇独特的墓志铭能让死者不朽,生者荣耀,越能请到大文豪或身居要职的人为长辈撰写墓志铭,越能证明墓主生前德行高尚,彰显后辈的孝行与拳拳之心。那么当年潞州的人士为什么选择定制购买这些粗糙、程式化的墓志铭呢?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曼认为,这与唐宋之交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转移,北方没落有关。唐代早期,潞州与长安、洛阳两京联系密切,世家大族制作墓志铭的风气也吹拂到了这里,但到了宋初,潞州变为了王朝的边缘地带,虽然保留了墓志铭的风俗,却没有什么精英文化,墓主生前大多不是要员,他们的后辈也无法求来名家的手笔,只能向当地的作坊购买这类程式化的墓志铭以表孝心。

家族没有显赫的地位可以炫耀,这类墓志铭只好追溯一个遥远的先祖,压缩志主生平,并把更多注意力分给后世子孙。在墓志铭上记载功成名就的后辈,让别人瞧见,志主便多一分荣光。但即便志主后辈寂寂无名,潞州墓志还是花大篇幅罗列他们的姓名,因为此时的墓志铭不再如秦汉时期那样是寄与阴曹地府之人,而是活人写给活人看的。即便是精英撰写的墓志铭也会花大量笔墨记写求取者的诚挚恳切,黄庭坚在为晁补之父亲撰写的《晁君成墓志铭》中便书写了晁补之求取墓志铭的真挚,又夸他“用意不朽事”“文章有秦汉间风味”,却没有提到年轻时人微言轻的晁补之为求得名家墓志,淹滞父亲丧事长达九年之久,他为此不安,在写给黄庭坚的信中称自己“惨魂愧影”。像晁家一样为求墓志而延迟下葬的人还有很多,不知他们在对死者的愧疚和孝行礼仪间又作何挣扎?

制作一方墓志铭耗资颇多,但有点条件的人家又都竞相以此来凭吊祖先。魏晋之时,殡殓仪仗奢豪,朝廷屡次下令禁断厚葬,却鲜有成效。今天提倡文明节俭治丧,但因为公墓墓地价格连年上涨、私人墓地交易不断、人情关系等缘故,中国人每年花在丧葬上的费用几乎等于工资的一大半。据央广网报道,贵州六枝特区有许多私下进行的墓地交易,找承包墓地活的老板牵线与村民签合同、按手印,就能在指定的土地上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坟墓,买地建坟,大约要花六七万元,而六枝特区农村居民2020年的收入绝对额才一万多元,一名当地老乡告诉记者,坟虽然贵,但别人家的漂亮,自己家的也不能丑,“你不做吧,人家看到笑你。”

新京报·我们视频对六枝“活人墓”的报道

人们相信按照习俗操办丧事能告慰逝者灵魂,让他们得以安息,在这样的相信中,生者即便操劳辛苦,洒费万金,也能获得一些安慰。然而,丧葬的礼仪习俗从来无法妥帖地安置生者,自古至今皆然,人心不会因遵照了礼法而安定,有时甚至还会生出更多的惶惑,譬如晁补之的“惨魂愧影”,譬如一个在灵堂前频频叩首回礼的小辈难免怀疑这吊唁哭嚎的过场是否为逝者乐见。在世俗礼法和私密的血肉亲情之间总有许多隔膜,孝中情礼,难得两全。

墓志铭上富贵如烟,唯有历史的离散者絮絮低语

不论一个人生前行止如何,墓志铭总是致力于将他塑造为合乎儒学伦理、可供后世瞻仰的道德典范,无怪乎我们读墓志铭所见的大多是忠孝君子和贞洁烈妇。但墓志铭毕竟不是正史,它记录了更多的生活琐碎和个人癖好,因而能更好地展现个体在大时代里的选择和遭遇,弥补宏大历史叙事的不足,并引发对某些主流历史观的反思。

在流行影视剧中,北魏、辽、金等非汉族统治王朝被自然地描绘成了异族的国度,他们是边界对面的游牧民族,与汉人的农耕文明泾渭分明。事实上,不论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还是胡人建立的北方政权,其内部的人口构成(乃至统治阶层构成)都相当多元化。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却也有不少世家大族留在北方,他们后来参与到五胡建立的政权当中,并且享有相当地位。东晋衰落后,司马氏成员还有横渡淮水的“投北者”,归入鲜卑拓跋氏旗下。

1979年,建筑工人在河南孟州发现了北魏将军司马悦的坟墓。刘裕开始夺权后,东晋司马氏的许多成员受害,司马悦的祖父司马楚之趁乱逃往北方,在淮水北面召集了数千人马,准备征讨刘裕。后来他接受了北魏朝廷的招安,受封征南将军,还在刘裕之子刘义符北伐时击退了南朝军队,为北魏夺回了洛阳及黄河以南的另一片土地。司马悦的祖母和母亲都是鲜卑贵族,可见司马楚之后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北魏上层。据司马悦墓志铭所述,司马悦因为在魏孝文帝迁都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和洛阳周围的汉人沟通而获得赏识,这篇墓志铭还屡次强调了这个司马氏分支对北魏政权的忠诚服务。

这个时期的南北一直在为了“正统”相争。南方政权即便想偏安一隅,但也得时时表明自己收复故地的决心,北方急于攻取南方,以证明自己才是华夏的真正继承者。此时,东晋皇族的一个分支因为南方王朝的更替投身五胡,以求自保,又如何用儒家伦理来评议呢?比起简单粗暴地用忠孝节义去裁定历史,是否更应该先去发掘司马悦这样的故事,尝试理解动荡之下是什么在影响人们的家国种族认同以及政治立场呢?

司马悦墓志铭

即使没有墓志铭,司马悦家族因其地位高贵,他们的故事也在正史上有迹可循。对于那些经历变故的普通人来说,墓志铭恐怕是他们生平的唯一见证。唐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得以示朝廷许可的度牒,到了中唐,度牒成了抢手货,往往有权有钱的人家才能优先获得,没有度牒的女性则以“住家尼”的身份在家修行。中唐时期,来自小月氏的支氏已与汉人无异,家族中有多位成为在朝为官。支家有个女儿錬师,小名新娘子,幼时体弱多病,皈依佛门以求庇佑,法号志坚,她一生修行,照料亲人,50岁时因颠簸劳累染病去世。她的哥哥为她写了一篇墓志铭,才让后人得以知晓支新娘子的曲折人生。据墓志铭所述,公元845年,也就是支新娘子37岁时,唐武宗发起了破坏性极强的灭佛运动,支新娘子不得不“易服玄门”,改信道教。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姚平认为,武宗灭佛给女性带来了更大的伤害,男性僧人还俗后还有较为多样的选择,而像支新娘子这样有一定年纪的比丘尼几乎没有出路,支新娘子改变自己的宗教身份或许是为了避免给家人带来麻烦。

墓志铭上书写的个人与家族无论多么煊赫一时,百年之后也归于沉寂。千百年后的人再看这些墓志铭,恐怕不会想到夸赞志主的孝子贤孙,或是被其尊荣震慑,墓志铭最能触动人的,是它对一段流离失所的历史的收容。如今互联网记取的信息庞杂无边,我们的吃穿住行无不受其监控,或许一些人会乐观地说,网络和大数据能够更好地复原人的一生,但我们真的相信这样的记忆吗?今日的失语者又由谁来铭记?

参考资料: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伊佩霞、姚平、张聪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4

《贵州六枝特区私人墓地交易活跃,花几万元能买“活人墓”》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049214

《丧葬费需花掉半年工资,墓地价格还会更贵?》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903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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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礼两难全,生者终离散:短短墓志铭如何呈现人的一生?

理想的孝子要为逝世的长辈求得一篇名家所写的墓志铭,但却往往为此耽搁了丧事,心神难宁,而百年之后,那些记写显赫家族的墓志铭往往不如小人物的迷人。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生与死是大事。生命最初来到世间的时候还不能明白新生的涵义,对死亡更没有概念,直到懂得世间有死,才有了生的知觉。在经历自己的死亡前,大多数人都会见证亲友的离去,人的生命便行进在一个个死亡垒起土堆的小路上,如何安置死者,也就意味着如何安置生者。

墓志铭是为纪念死者而写的传记,它记载着墓主的平生履历、家族状况以及人品操行。人们相信,求得名家为离世的长辈撰写墓志铭,能够让先人不朽,又彰显后辈的孝行,以成家族荣耀。于是,从世家大族到一般平民,稍有资产的人家竞相用墓志铭来悼慰亡者,不计资费,即便官府打压厚葬之风也难以禁断。今天,丧葬依旧是中国人生活里的大事。据人寿保险机构SunLife的一份全球丧葬费用调查报告,中国人平均在丧葬上花费37375元,约占年平均工资的45.4%,仅次于日本。

耗费了大量金钱和心力的葬礼是否更能更好地祭奠亡者?隆重的殡葬仪式是为了让死者安息,还是为了让生者免于邻里的指责?如果恪守习俗礼法可以让生活尽快回到常轨,为什么我们在许久之后还会感受到丧恸所受的压抑与欺骗?《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收录了自汉代至清末的30篇墓志铭,这些墓志铭的主人有达官显贵、贞洁烈妇、也有投归胡人的东晋皇族、被迫改入道门的佛门比丘尼,他们的亲人出于种种动机为其制作了墓志铭,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生与死的关系,借古人之事来反思今天的丧葬文化。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
伊佩霞、姚平、张聪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4

墓志铭大多出自富贵之家,但墓志铭里的故事绝不止于功成名就的人生,相反,不被正史所照见的女性、商人、衙门小吏等群体在这种文体中得以被铭记——这是墓志铭对今日提出的疑问:当那些处于边缘的小人物肉身消亡后,他们在时代洪流里的遭际该如何被记录?

合乎礼法的丧葬是否能安慰生者的情感?

中国现代丧葬已经是“一条龙”产业,从场地出租、筵席承办到超度亡灵、出殡下葬,无不有现成的规矩。尽管一些人家会在墓碑上刻写较为私人化的诗文,以记墓主生平或表达追思,但与丧葬有关的文字往往套用固定的格式和词汇。

走过云南束河乡间的小径,两旁村舍门前除了用于祈福的红色对联,还有不少绿底、白底、黄底的对联,横批“二年之期”“服满三年”等。这是乡里人为离世长辈守孝的孝联,也称丁忧联,一般门前贴“福”字的地方改贴“呜呼”“哀”“泣”等字,待守孝三年期满,才可换作红对联。第一次见孝联的人大多觉得新奇别致、民风古朴,但要停下来驻足打量这些透着悲伤的文字总有些不好意思,等终于鼓起勇气细看时才发现,原来不同人家门上的对联内容大多雷同,“百事不忘”-“两年深记”、“三载白梅”-“一轮红日”等对仗频频出现。似乎当地提供守丧用品的人有一个专门的小册子,可以结合客人的具体情况挑出备用词组,写成一副独一无二又带有流水加工印记的对联。

北宋初年,山西潞州也有类似的丧葬用品作坊为举丧之家提供专门的用品,其中的墓志铭便如束河的孝联一样,依托于某种小册子制作而成,充斥着大量的套语。墓志起源于秦汉,用于向阴间通报死者生前的身份。初时人们认为,不论地位高低,每个人都应当有墓志来作为身份证明,但东汉以降,墓志铭逐渐成为上层富贵家庭的专有,用来记载他们显赫的家世与功勋,维系家族的声望。到了唐宋时期,墓志铭主人的身份才开始变得多元,除了政治精英与他们的家属,和尚道士、女尼、商人、乡贤的故事逐渐为墓志铭所记载。

唐宋以后的墓志铭通常是墓主家人向当世名家求来的,这些墓志铭作为一种文体被收入作家的文集。但北宋初年的潞州墓志铭大多没有创作者署名,它们也不是专门求来的,而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追怀生命》一书所收录的两方潞州墓志铭,开篇俱是“夫有生有死,无古无今”,夸赞墓主“德厚仁宽,言辞婉雅”,称其妻子“三从早备,四德无差”,只不过在写墓主生平经历的位置上稍作改动,就如同填表一样。

墓志铭为死者而写,但它的读者却是生者。来源:视觉中国

一篇独特的墓志铭能让死者不朽,生者荣耀,越能请到大文豪或身居要职的人为长辈撰写墓志铭,越能证明墓主生前德行高尚,彰显后辈的孝行与拳拳之心。那么当年潞州的人士为什么选择定制购买这些粗糙、程式化的墓志铭呢?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曼认为,这与唐宋之交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转移,北方没落有关。唐代早期,潞州与长安、洛阳两京联系密切,世家大族制作墓志铭的风气也吹拂到了这里,但到了宋初,潞州变为了王朝的边缘地带,虽然保留了墓志铭的风俗,却没有什么精英文化,墓主生前大多不是要员,他们的后辈也无法求来名家的手笔,只能向当地的作坊购买这类程式化的墓志铭以表孝心。

家族没有显赫的地位可以炫耀,这类墓志铭只好追溯一个遥远的先祖,压缩志主生平,并把更多注意力分给后世子孙。在墓志铭上记载功成名就的后辈,让别人瞧见,志主便多一分荣光。但即便志主后辈寂寂无名,潞州墓志还是花大篇幅罗列他们的姓名,因为此时的墓志铭不再如秦汉时期那样是寄与阴曹地府之人,而是活人写给活人看的。即便是精英撰写的墓志铭也会花大量笔墨记写求取者的诚挚恳切,黄庭坚在为晁补之父亲撰写的《晁君成墓志铭》中便书写了晁补之求取墓志铭的真挚,又夸他“用意不朽事”“文章有秦汉间风味”,却没有提到年轻时人微言轻的晁补之为求得名家墓志,淹滞父亲丧事长达九年之久,他为此不安,在写给黄庭坚的信中称自己“惨魂愧影”。像晁家一样为求墓志而延迟下葬的人还有很多,不知他们在对死者的愧疚和孝行礼仪间又作何挣扎?

制作一方墓志铭耗资颇多,但有点条件的人家又都竞相以此来凭吊祖先。魏晋之时,殡殓仪仗奢豪,朝廷屡次下令禁断厚葬,却鲜有成效。今天提倡文明节俭治丧,但因为公墓墓地价格连年上涨、私人墓地交易不断、人情关系等缘故,中国人每年花在丧葬上的费用几乎等于工资的一大半。据央广网报道,贵州六枝特区有许多私下进行的墓地交易,找承包墓地活的老板牵线与村民签合同、按手印,就能在指定的土地上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坟墓,买地建坟,大约要花六七万元,而六枝特区农村居民2020年的收入绝对额才一万多元,一名当地老乡告诉记者,坟虽然贵,但别人家的漂亮,自己家的也不能丑,“你不做吧,人家看到笑你。”

新京报·我们视频对六枝“活人墓”的报道

人们相信按照习俗操办丧事能告慰逝者灵魂,让他们得以安息,在这样的相信中,生者即便操劳辛苦,洒费万金,也能获得一些安慰。然而,丧葬的礼仪习俗从来无法妥帖地安置生者,自古至今皆然,人心不会因遵照了礼法而安定,有时甚至还会生出更多的惶惑,譬如晁补之的“惨魂愧影”,譬如一个在灵堂前频频叩首回礼的小辈难免怀疑这吊唁哭嚎的过场是否为逝者乐见。在世俗礼法和私密的血肉亲情之间总有许多隔膜,孝中情礼,难得两全。

墓志铭上富贵如烟,唯有历史的离散者絮絮低语

不论一个人生前行止如何,墓志铭总是致力于将他塑造为合乎儒学伦理、可供后世瞻仰的道德典范,无怪乎我们读墓志铭所见的大多是忠孝君子和贞洁烈妇。但墓志铭毕竟不是正史,它记录了更多的生活琐碎和个人癖好,因而能更好地展现个体在大时代里的选择和遭遇,弥补宏大历史叙事的不足,并引发对某些主流历史观的反思。

在流行影视剧中,北魏、辽、金等非汉族统治王朝被自然地描绘成了异族的国度,他们是边界对面的游牧民族,与汉人的农耕文明泾渭分明。事实上,不论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还是胡人建立的北方政权,其内部的人口构成(乃至统治阶层构成)都相当多元化。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却也有不少世家大族留在北方,他们后来参与到五胡建立的政权当中,并且享有相当地位。东晋衰落后,司马氏成员还有横渡淮水的“投北者”,归入鲜卑拓跋氏旗下。

1979年,建筑工人在河南孟州发现了北魏将军司马悦的坟墓。刘裕开始夺权后,东晋司马氏的许多成员受害,司马悦的祖父司马楚之趁乱逃往北方,在淮水北面召集了数千人马,准备征讨刘裕。后来他接受了北魏朝廷的招安,受封征南将军,还在刘裕之子刘义符北伐时击退了南朝军队,为北魏夺回了洛阳及黄河以南的另一片土地。司马悦的祖母和母亲都是鲜卑贵族,可见司马楚之后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北魏上层。据司马悦墓志铭所述,司马悦因为在魏孝文帝迁都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和洛阳周围的汉人沟通而获得赏识,这篇墓志铭还屡次强调了这个司马氏分支对北魏政权的忠诚服务。

这个时期的南北一直在为了“正统”相争。南方政权即便想偏安一隅,但也得时时表明自己收复故地的决心,北方急于攻取南方,以证明自己才是华夏的真正继承者。此时,东晋皇族的一个分支因为南方王朝的更替投身五胡,以求自保,又如何用儒家伦理来评议呢?比起简单粗暴地用忠孝节义去裁定历史,是否更应该先去发掘司马悦这样的故事,尝试理解动荡之下是什么在影响人们的家国种族认同以及政治立场呢?

司马悦墓志铭

即使没有墓志铭,司马悦家族因其地位高贵,他们的故事也在正史上有迹可循。对于那些经历变故的普通人来说,墓志铭恐怕是他们生平的唯一见证。唐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得以示朝廷许可的度牒,到了中唐,度牒成了抢手货,往往有权有钱的人家才能优先获得,没有度牒的女性则以“住家尼”的身份在家修行。中唐时期,来自小月氏的支氏已与汉人无异,家族中有多位成为在朝为官。支家有个女儿錬师,小名新娘子,幼时体弱多病,皈依佛门以求庇佑,法号志坚,她一生修行,照料亲人,50岁时因颠簸劳累染病去世。她的哥哥为她写了一篇墓志铭,才让后人得以知晓支新娘子的曲折人生。据墓志铭所述,公元845年,也就是支新娘子37岁时,唐武宗发起了破坏性极强的灭佛运动,支新娘子不得不“易服玄门”,改信道教。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姚平认为,武宗灭佛给女性带来了更大的伤害,男性僧人还俗后还有较为多样的选择,而像支新娘子这样有一定年纪的比丘尼几乎没有出路,支新娘子改变自己的宗教身份或许是为了避免给家人带来麻烦。

墓志铭上书写的个人与家族无论多么煊赫一时,百年之后也归于沉寂。千百年后的人再看这些墓志铭,恐怕不会想到夸赞志主的孝子贤孙,或是被其尊荣震慑,墓志铭最能触动人的,是它对一段流离失所的历史的收容。如今互联网记取的信息庞杂无边,我们的吃穿住行无不受其监控,或许一些人会乐观地说,网络和大数据能够更好地复原人的一生,但我们真的相信这样的记忆吗?今日的失语者又由谁来铭记?

参考资料: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伊佩霞、姚平、张聪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4

《贵州六枝特区私人墓地交易活跃,花几万元能买“活人墓”》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049214

《丧葬费需花掉半年工资,墓地价格还会更贵?》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903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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