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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真的可以控制自己的身后名吗?从菲利普·罗斯传记纷争说起

“在书籍的世界里,最大的错误之一便是作家自认为可以控制自己死后的文坛声名,而他们当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2008年,菲利普·罗斯在纽约某出版商的办公室里。图片来源:Photograph: Richard Drew/AP

作家与评论人士正围绕经纪人与遗产受托人在管理档案以及规定何者可以接触传记材料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展开激辩。

新近的担忧源自《菲利普·罗斯传》的出版问题催生出的一连串麻烦事,有指控认为,对接触这位美国著名作家的档案材料的限制程度有不公之嫌。

数周前,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评定为年度文学传记——一部“叙事性的匠心之作”。随后,罗斯亲自指定的立传者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突遭性侵指控,对此他一概予以否认,该书在美国的出版商诺顿公司遂“暂且”将其下架。诺顿公司彻底停止了《菲利普·罗斯传》的出版发行,而天马图书出版社则表示愿意接手。

有一种解释认为,罗斯的文学经纪人怀利事务所的安德鲁·怀利与起初为粉丝、后来成了密友的茱莉亚·葛莉尔,在罗斯的直接指示下,销毁了一些被贝利查阅过的档案材料。而允许贝利查阅这些现已不存的材料的则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一名该校发言人称,图书馆“正在与罗斯的代表就藏书事宜展开洽谈”。怀利事务所尚未对发表意见的请求有任何答复。

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哈利·兰塞姆中心(Harry Ransom Center)为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文学档案馆之一,其负责人史蒂芬·恩尼斯表示,经纪人在处置作家的遗产及档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积极,而这未必符合档案管理者的伦理规范。

“譬如安德鲁·怀利这样的经纪人就愈发倾向于代表作者来推销他们的档案。这种企图做成大买卖的心态,对于档案的流动和保护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恩尼斯说。

就目前而言,罗斯传遭逢败绩一案足以为戒,提醒我们作家逝世后的名誉问题很可能成为外界角力的焦点,继而把局面弄得一团糟。菲利普·罗斯学会于数日前发表声明称,“封杀一位传记作家与学术探究的惯例是背道而驰的。”

诺顿公司早先公布的由布莱克·贝利执笔的《菲利普·罗斯传》封面。该书下架后又找到了天马图书出版社作为下家。图片来源:AP

学会成员雅克·柏林纳布劳向《观察者报》表示:“黑暗不是学术作品应该呆的地方,在这件事情中,焦点全落在了诠释者的身上。鉴于罗斯在现实与小说里都有苟且之举,只让一个人查阅是不负责的。我们卷入了太多的利益冲突,缺乏一个批判性的距离,且这样并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人。”

恩尼斯指出,接触渠道的专属化会对完整性构成挑战。“这种做法总归是一把双刃剑:传记作者本人借助这一渠道受了益,但考虑到我们会直白或隐晦地认为某些东西是公平起见而不得不提的,如此设限也有一定危害。”

评论家、作家弗朗辛·普洛斯(Francine Prose)称,更明智的做法或许是承认罗斯的自我虚构(autofiction)有多重起源。“一些人在解读故事时流于粗放和烂俗,过度简化了本来很复杂的情况,”普洛斯对《观察者报》说道。“我们是假装这些态度不存在,还是要对罗斯小心谨慎且不避嫌的真诚表白予以肯定?归咎于传记作家,等于认为可以任意中止整场对话。”

罗斯希望管束其死后评价的想法多少合乎情理,但他的做法却难说有特别之处。“对一个作家来说,不让人们接触其可能引起争议的材料并非难事,”作家威廉·伯伊德(William Boyd)对《观察者报》表示,他还提到了T·S·艾略特不愿公开情书以及菲利普·拉金曾授意女友莫妮卡·琼斯销毁其日记等先例。

“如果你很在乎身后评价,那你完全可以在这方面经营一下。但实践起来是高度复杂的,也是需要妥协的,如果这种做法并非是为了保护生者,那就不太可能有建设性了,”伯伊德说。

约翰·勒卡雷、格雷厄姆·格林与缪丽尔·斯帕克生前都曾授权他人创作传记,反响有好有坏。伯伊德指出,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为奈保尔立的传就表明了“此人不讨喜的程度非同寻常”,勒卡雷则对自己的传记作者感到“深深地失望”。

1968年,罗斯在自己的家乡,新泽西州的纽华克。图片来源:Bob Pet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你大概会想,既然都知道自己会对写出来的东西不满,为什么还要找人立传?这当中也是有复杂性和妥协性的,”伯伊德提出,“勒卡雷和斯帕克找到的学者写出来的东西都无聊透顶,把读者全赶走了。”

以伯伊德的见解,他就对自己的身后评价不甚在意。“我信奉斯多葛主义,它主张死后一切都不关我们的事。我活着的时候当然要在乎评价。我入了土那就无关紧要了。”

在记者、作家、曾与基思·理查兹、大卫·贝利和达米恩·赫斯特(尚未出版)合著自传的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看来,一位被立传者——还可以包括他或她的代表和后代——有指导作家如何立传的愿望乃是情有可原的,至少在其还在世的时候是如此。

“如果牵涉到家庭传记,那抱怨的声音更是少不了,总会有人怪罪谁又不愿意公开书信云云,”福克斯说,“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自己这个角色的主人,不想接受别人笔下的自己,因为这样会有一种被抛弃感,且显得不够有个性。”

罗斯传记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绕着如何精心安排后事打转。曾任《观察者报》文学编辑的罗伯特·麦克卢姆(Robert McCrum)回忆起了以前访问罗斯——他于2018年去世——的景象,当时这位作家明确表示:自己对生前与身后别人如何叙说自己皆要加以控制。

“在旧时代,这种自大感使得罗斯极其令人生厌。他一直都是个可怕的控制狂,在书籍的世界里,最大的错误之一便是作家自认为可以控制自己死后的文坛声名,而他们当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翻译:林达)

来源:卫报

原标题:The reputation game: how authors try to control their image from beyond the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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