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安妮·卡普夫（Anne Karpf）在《为何女性可以拯救地球》（How Women Can Save the Planet）一书中写道，围绕气候危机而派生出的语言在揭示一部分问题的同时，也掩盖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比如“自然灾难”这个词，全球变暖引发的灾难其实并不像字面所表示的那样“自然”。卡普夫表示，它们不是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件，而是人类活动对长期环境造成危害的结果。此外，“人类活动”这个词也同样可疑。语言的狡猾之处在这里再次显现。在谈到气候危机时，西方的活动家通常会用“我们”这个普通的词，借此建立起一个模糊的概念——是“人类”这个整体在伤害着我们脆弱的星球。正如大卫·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去年发出警告时所使用的口吻：“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不仅是破坏性的，还是毁灭性的。”

但如果我们深挖下去，更细致地审视“我们”这个概念，能够得出什么发现呢？你会看到世界上最富裕的那些民族国家为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贡献了86%的份额（而较贫穷的那一半国家只占到14%），或者认识到英国人均半个月的碳排放量比乌干达、马拉维或索马里人均年排放量还要多。此外，只要注意到全世界负责处理气候紧急状况的任何一个主要政府组织的数量之多（它们代表着“我们”这个所谓的共同体），普遍主义的幻象也就迅速消散了。英国最初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高级代表团里清一色都是男性。

卡普夫是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和写作教授，她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讨论性别议题时，这个“我们”的概念是如何瓦解的。她认为，女性（特别是全球南部的女性）在气候危机中受到的伤害是最深的，但她们自身对气候危机的“贡献”却又最少。卡普夫讲述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的“水资源朝圣者”的故事，这些人要为家庭收集日常饮用和清洁用水。这项工作以前需要两到五个小时。现在由于水源干涸，往往会花费她们十二个小时之久。一位来自肯尼亚卡布亚的40岁女性玛格丽特·阿提尔说：“有时我身体太虚弱了，所以要么问邻居借，要么就得等到我体力恢复的时候再去。”

有时，气候紧急状况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可能是间接的。达卡的拉纳广场服装厂为普里马克（Primark）、马特兰（Matalan）和MANGO等品牌加工服装。2013年，这座八层楼高的建筑轰然倒塌，登上全球头条新闻。超1000人死亡，2500人受伤。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那里工作的很多女性来自巴里萨尔，这个孟加拉国城市位于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洪水威胁的河流边缘（《你的衣服是由孟加拉国的气候难民制作的》，2013年的一个新闻标题这样写道）。而且，处于险境的不仅仅是那些流动人口。在2003年的欧洲热浪事件中，许多死者都是独居在老式公寓区的老年女性。她们住在顶楼不通风的小房间里，而这些房间以前是女仆的居所。卡普夫总结道：“可悲的是，这些在前一个时代为卑微的年轻女性而建的并不怎么宜居的住所，最终也成为了同样被忽视的老年女性的坟墓。”

身为一个伦敦人，讲述世界南部女性的悲惨遭遇，很难避免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印象。卡普夫引用了肯尼亚作家宾亚万加·瓦奈纳（Binyavanga Wainaina）的讽刺文章《如何描写非洲》（How to Write about Africa），其中规定“你总是得提到一个饥肠辘辘的非洲人：他几乎赤身裸体地在难民营中游荡，等候着来自西方的仁慈施舍。”卡普夫的叙述则不同。她有别于那些以塑造上述刻板形象见长的慈善家，她把西方（或“世界北部”）与世界南部联系在了一起，她讨论的是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发展，如何影响到另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发展。卡普夫写道，如果不这么做，就是在把北部定位为一个仁慈的局外人，仿佛他们和自己声称要解决的问题真的一点干系也没有。

而且，北部与南部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强权驱逐良知。卡普夫对碳交易等措施持批判态度，因为这种交易允许国家和公司向那些低于排放限额的国家“购买”高排放权。她还观察到，尽管气候迁移（本身就是由北部显然远比南部更活跃的活动造成的）的现实日益严重，许多北方国家对夺回其边界的控制权十分上心，而在解决该现象出现的原因上就要消极得多。她希望人们注意到那些呼吁全球气候赔偿机制的人，他们要求富裕的国家承认并承担起他们对于气候危机的历史责任。而现实恰恰相反：一份由非政府发展和救助组织去年出具的一份报告指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气候崩坏的影响，较贫穷的国家不得不从较富裕的国家那里取得高息贷款，并因此身陷巨额债务。

卡普夫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振聋发聩的道德目的，同时也不乏温情。她无意探讨女性在气候危机中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而是试图让人们注意到性别政治如何与气候危机交织在一起。她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一些学术观点，例如发展研究学者所指出的“责任主体的女性化”——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社会广泛参与解决的问题反而被“私有化”到家庭中，而且责任往往是落到了女性头上（对她们进行绿色购物的提倡）。其他有力的理论依据包括卡拉·达吉特（Cara Daggett）的“石油男性化”和卡罗尔·J·亚当斯（Carol J Adams）的“肉食性别政治”——其中与男性密切相关的传统意象（化石燃料和肉食）严重拖延了人类向绿色生活方式过渡的进程。当卡普夫试图给女性存在赋予政治定位时，她的分析就相对弱了下来：在讨论气候危机的“人为”根源时，她指出化石燃料行业的管理者历来大多数都是男性，而她并没有探讨如果把女性放在同样的位置上，是否能够以及她们将如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对阶级、性别、种族和国籍的离间转移了更重要的威胁，他们觉得当世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应把时间浪费在互相指摘上。但事实是，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另一场灾难，它声称要把人类团结起来，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可最初被认为能够促使人类同仇敌忾的新冠肺炎，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城镇、国家间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隔阂。人们不清楚病毒会对不同的社区造成怎样的影响，而正是这种盲目加剧了病毒对他们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同体”论不仅天真，而且有毒。尽管新冠肺炎也向我们展示了根深蒂固的常态如何在朝夕之间垮塌，比如政府对公共开支的深恶痛绝。

卡普夫在最后一章写道，解决气候危机不仅仅是购买绿色产品或降低排放量的问题，它还触及了我们想要如何共同生活的根本问题。她呼吁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它节奏更缓慢，而且比起缩在我们自己的居住空间，更适于我们与家庭、朋友和社区保持来往。这样的生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支配自然。要让我们的政府认可这种新的模式还需要一些时日。但话说回来（撇开卡普夫对“自然灾害”这一说法的质疑），语言并不总是在混淆视听。她的书向我们证明，有些时候语言也可以启迪心智。

（翻译：张璟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