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国人顾彬在国内学界一般以汉学家知名，从纪念他七十五华诞而出版的《顾彬成果目录》以及与他的长期交往，方维规则看到了一个多重身份的顾彬：著名汉学家、颇具感染力的诗人、散文家、当代德国哲学研究者、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无论处于何种身份，顾彬都注重语言本身对思想和道德的塑造作用，并将汉语视为自己的“故乡”之一。而作为争议性的存在，顾彬本人就是理解或误解的极佳话题，引人思索中西相遇中“他者”视角的优长与困境。

《顾彬：“往前走，找你自己” 》

文 | 方维规（《读书》2021年8期新刊）

十多年前，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制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介绍十位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国际著名人士，从基辛格、中曾根康弘到顾彬（Wolfgang Kubin）。“顾彬”一集的开场白是我做介绍：“顾彬是三位一体：诗人、学者、翻译家。”我当然知道这一说法只是化约，现在面对为了纪念他七十五华诞而出版的近两百页的《顾彬成果目录》，感觉更是如此。他有多张面孔，不少人恐怕只知道一张：德国汉学家，或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早在二三十年前，中国读者已经见识了顾彬专著的两部中译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和《关于异的研究》。然而，诗歌吟诵会上的另一个顾彬，那个颇具感染力的诗人顾彬，很多人并不知晓，尽管中译本《顾彬诗选》在十年前已经出版。好多年前，我曾邀请他到北师大做过一个系列讲座，而他讲的是当代德国哲学，好些听众有点纳闷儿，一个汉学家讲哲学？而对我来说，“汉学家”早已无法用来给顾彬“归类”。

他前两年发表的散文集《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收入的是他近些年用中文写的散文和小品文。他在这部文集的“后记”中自问自答：“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吗？好像是。”在有些西方国家，在哪国用哪种语言从事写作，常被看作所在国的作家或学者，这是常有的事，可在中国不是这样。不过，顾彬在中国已经得了不少奖项，包括“首届全球丰子恺散文奖”。把这么一个奖颁给老外，真不多见。不知这能不能解决他提出的身份问题，他好像常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有人因为他的中文书而把他看作“德国中文作家”，不知他是否满意。 

顾彬的中文很好，但他也知道中文很难，说自己原来并无胆量用中文写散文。那多半是应约而写，本以为编辑部会修改润色，谁知人家就这么发表了。有些“洋泾浜”中文，效果居然很好！诗人王家新甚至对他的“德式中文”赞不绝口，说他用汉语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富有个性和特殊味道的文体——“顾彬体”，具有别样的表现力。他甚至认为顾彬以他的方式重新“发明”了汉语。我不会用“发明”二字，但大致赞同王家新的观点。顾彬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原则是越简单越美，就好像小孩的话，总是直白的，直白是美的。我想，这大概就是顾彬体。他的语言很单纯，也常和小孩的语言一样，或许会有语病，但是很真。这里说的当然是他的汉语散文语言，而不是写论文的学术语言，德语纯理语言是很复杂的。

北岛曾说，顾彬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这约莫也是顾彬散文的特点，那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散文，是诗人写的散文。不过我想，吸引中国读者的，肯定不会只是所谓“顾彬体”，更多的是他写的内容，他的观点，他看问题的角度，或让读者换一个视角，尽管他本人一再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我们知道，他逮住机会就批评中国当代文学，话还说得很损，却抱怨自己不被中国人理解，而他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这个批评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不少中国人认为，语言只是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去包裹内容，语言本身就是内容。”他甚至声称“中国当代小说家都不是为了语言而奋斗”。遭骂本在情理之中。

顾彬的语言观，来自他经常援引的伽达默尔。“我们人是语言，除了语言外我们什么都不是。因此语言是我们唯一的‘房子’，我们存在的房子。”他当然知道，把语言看作“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是海德格尔的名言，但他不在乎有纳粹前科的海德格尔，乐于绕道伽达默尔来说语言：我们除了语言，什么都没有；或者，语言受伤，就无家可归。他不仅在论文中，也在散文中不断谈论语言。中国有“三句话不离本行”之说，顾彬是三篇文章不离语言。

他在《汉学是外国学吗？》中说：“中文是很美的语言。这个语言给我打开了门，打开了梦的门。是错的吗？我希望不是。我今年七十岁。坦率地说，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我。但是我对中国的了解只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吗？我将近五十年活在中国的文明之下，我还是一个外国人吗？在德国人眼里，我太中国人。李白与庄子不光过去决定了我的路，现在还是。没有李白，就没有顾彬。是中文，是语言，是外语让我找到我的路。”套用伽达默尔的意思，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家；用顾彬自己的话说，汉语是他的故乡之一。

他常给中国人讲述一段德国故事，即“二战”后的德国人如何重新学习德语，原因是十二年的纳粹统治对德语的滥用和破坏，纳粹意识形态和官方语言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他眼里，“二战”后德国的大部分城市满目疮痍，而被纳粹强奸的德语或许是更深重的困境。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把重建人性和拯救被纳粹毒化的德语看作自己的道德使命。他爱讲伯尔和拯救德语的故事。

在这一语境中，他曾援引奥地利诗人艾希（Günter Eich）一九四五年的一首名诗：“《清点》（Inventur）这样开始：‘这是我的帽子/我的外套/我装在粗麻布袋里的/刮胡具。’孩子的语言吗？肯定，但是美，也非常深刻。”（《我的中文》，二〇一五）在顾彬的汉语散文中，常能见到这类语言，乍看有点笨拙，实为诗语言，给人清新之感。不过，如在战后德国那样，他把语言批评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这恐怕是很多中国人受不了的，至少是一个棘手的话题。研读中国古典文学出身的顾彬，在“文革”期间到北京学了一年现代汉语，似乎没学到多少，故而比较清白，他有直截了当的中文口语，无须像在战后德国那样，面对扭曲的德语而“砍光伐尽”，“从零开始”。

也是在说当年清算纳粹语言的时候，顾彬还告诉中国人，当时德国作家如何通过学习外语、翻译外国文学来克服变态的德语。而今天的他，也还在借助外语改进自己的德语文笔，通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来提高母语水平。听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也许是有道理的。可是他管得太多，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中，也要求中国作家多学外语，阅读世界文学原著，吸收其他语言的养料。“由于他们不能通过原文阅读世界文学，他们便不能通过别的语言、别的传统或别的世界观寻求灵感。”（《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这可得罪了不少人，引来不少非难甚至忌恨，因为大多数中国知名作家不懂外语。

尤其在外语问题上，好些中国作家对顾彬很反感：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学外语干吗？还有人说，学外语会破坏母语。在这些人眼中，顾彬不仅带着傲慢和偏见，还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显然，他笃信一个德国的坚定观点：语言和思想是同一的，语言即内容，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译的，就像雅各布森早先所宣称的那样。这么说，他热衷于翻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漠视他的好心，他要求中国作家学外语，特别是英语，还有另一层意思：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也翻译外国文学，从中获益匪浅，文学翻译丰富了他们的中国思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家”。从实用角度来说，懂外语更有利于国际交流，也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他对“走出去”本身是有看法的，还写过文章）。文学家之间的交流，老靠译员是不行的。有一次印度人请他去讲学，讲中国当代文学，这让他有些不解，为什么不直接请些中国作家来讲呢？人家告诉他，刚从中国回来，那里的作家不会说英语。

顾彬在中国是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现象：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很有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理解或误解的问题，使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召开的“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顾彬提交的会议论文是《茫远的理解，切近的误读——论东西方相遇之可能》。他援引当代德国哲学中的一个观点：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可能完全达成。德国文化想必就是一种怀疑文化，他显然是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抛出其命题的。他说：“如果完全的理解真的可能，那就必须视之为一种天运。”顾彬本人就是理解或误解的极佳话题，很能让我想到中西理解的问题。

他提及两种理解中国的常见形态：其一，以西方标准和术语来评判中国，所谓“中国也有这些”，仿佛中国没有自己的东西；其二，“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文明”——顾彬称之为“陈词滥调”。第一种思维形态，多半见于一些温厚的西方汉学家；第二种则多半来自那些喜于对西方煽动“羡憎情结”（resentment）的中国学者。顾彬显然不属于这两种人，他是个冷静的汉学家，常喜欢“唱黑脸”，时有惊人之语，这在他的中译本论文集《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二〇一七）中随处可见。而他的“不可知论”，已经见于我早就拜读过的《误解的重要性：重新思考中西相遇》（二〇〇五）。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的经典之作，故而也将之收入“思想与方法”会议文集。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文引发的思考是我召集那次会议的缘由之一。

这篇论说“误解”的文章，时有机智和睿智之言，不乏灼见。他所说之误解，不是那种有意为之的创造性误解，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错觉。对于西方有些亚洲研究学者的一种观念，他很不以为然：完全理解“他者”是可能的。在他看来，“理解”就其词义而言是不可能的；理解和解释并非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今天的理解，明天就可能被修正。不仅如此，他者的有些方面，你无法理解或者必然误解。看来顾彬是一个不甘寂寞或不愿止步的人，不然他不会想象，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或另一种文化会多么乏味。我们或可发问，他早已内化于心的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接受，是否使得一切都是永无止境之过程的思想在他那里过于固执。这一观念当然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亦见之于有些中国古代思想家，但时常与胡塞尔、伽达默尔和其他一些现象学家的思想相左。

让他感到乏味的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常说的“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或者“请以我看自己的方式来看我”。对于这类观点，他做过淋漓尽致的批驳：那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是老生常谈。他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中国人要求外人从中国看中国，自己却老是从本雅明或福柯来解读中国文化呢？他认为误解是人类的权利，现代学术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不确定的理解，从而不断推进探索和认识过程。没有误解便不可能有理解；换句话说，唯有一定量的理解，才会生发误解。因此，理解是误解的补充，反之亦然。顾彬的误解论，既是经验之谈，也是哲学之谈，我以为是有价值的。显然，他长期在与他所说的那两种理解中国的常见形态唱反调。他很任性，欣赏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特拉克尔彰显其执著的名句：“往前走，找你自己。”

顾彬是有问题的，这当然不是我的看法，否则我们不会有三十年之交。说其有问题，而且问题还很大，是当代中国作家，以及相关学者和主流批评家：对他不屑一顾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回头想来，这都是他自己惹的祸。那还是二〇〇六年的事，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人们后来得知他说的并不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而是个别女作家用“身体写作”，那不是文学是垃圾。一切都源于中国一家地方小报的炒作，却被媒体无限放大，西方也有乐此不疲的人，结果是他声名大噪。其实，“垃圾说”本不是他的发明，坊间早有此说，只是他把同行私下说的话拿到桌面上来了。这还了得，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这可是海外汉学名人顾彬说的。外来和尚好念经，应和者不少，但骂声也很响亮，顾彬此前从未受到如此关注。他曾试图澄清事实，但无济于事，“垃圾说”已经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顾彬的名字似乎总要跟“垃圾说”连在一起，已被人牢牢记住，几乎成了惯性思路。

顾彬有点各，给人“偏激”的印象，但他有自己的判断，一直还在翻译中国当代诗歌和散文，还有中短篇小说，他怎么可能自甘堕落，老跟“垃圾”打交道呢？不难看出，他这个老外给中国当代文学贴上令人不快的“垃圾”标签，兴许并不出格，他的批评也不都是空穴来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本来苛刻，在他眼里，中国当代诗歌成就非凡，小说却很一般，甚至落后。我隐约觉得，他把当代中国文学家分成两大派：诗人和其他。当然，他对诗人也不一视同仁，恐怕对其他作家也是如此。总的说来，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是他们耐不住寂寞：“先要求出名，再要求成功，还要求发财。”他的批评毫不含糊：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文学离不开政治，一九八九年以后的文学铜臭味太浓。不用说，不少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无法接受他的批评，有作家说他破坏了中国作家的名誉。不过，假如他们知道顾彬如何鞭挞美国或美国的中国学，或许会稍微释怀。

我想，虽然他早已是个中国通，可他似乎常在中国享受着德国人说的“Narrenfreiheit”：狂欢节时，可以百无禁忌；或者装傻，想说什么说什么。这或许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特权。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人了，一个诚实的人！这才是关键所在，人间都应如此！肖鹰认为顾彬是批评性汉学的代表人物，我赞同他的说法，批评性思维正是中国所需要的，而不是老在自己给自己打高分。

当时听到“垃圾说”的时候，我能猜出顾彬用了哪个词，那是德国人常用的一个词，在中国也一样，确实可以将之翻译成“垃圾”。但是，同是所谓“垃圾”，它在中国人和德国人那里的反响是不一样的。要是他说德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少德国人听了以后，可能只是耸一耸肩而已，绝不会像在中国这样引起轩然大波，或曰“冲突事件”，其余波延续至今。这也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在此讲述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说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中国在“垃圾说”之前还一直受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折磨，对有些评判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如何在理解时把握分寸，时常也与不同的文化史和社会史有关，与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有关，与人的自信程度或缺乏底气有关。若像顾彬所说的那样，理解和解释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那我只能说，中国要完全理解顾彬，还需时日，目前肯定很难。我们知道，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几乎无法对话。

“垃圾论”让顾彬在中国一夜暴红。他原来只是圈内的知名汉学家，这下成了公众人物、媒体红人。聚焦效应不只见于大众媒体，亦见诸学术期刊。“顾彬现象”甚是热闹，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当代文学价值的大讨论。在这一背景下，顾彬主编的具有通史意义的《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出版，其中包括顾彬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用说，这本书特别令人关注，书评也不少，赞誉者有之，贬抑者也不乏其人。若说“垃圾论”引起的分歧伴随着吵架和泡沫，这回至少在表面上冷静了许多。我说“表面上”，是因为在那些客观分析的字里行间，还是能感受到一些情绪性的东西，不少用词也直接来自早先的“垃圾”事件。

文学史涉及大量史料，这回轮到顾彬挨骂了，连同他的“批判性距离”和“个性阐释立场”。有人找到“疏漏”，有人见出“误读”，令人不满的是他的“西方标准”和“精英意识”。陈晓明不但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同中国人的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有隔膜，而且写得没有逻辑。这很让人难堪，但较真的顾彬恍然发现，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该书20%的内容在中译本中被删除了，尤其是理论阐释部分。所以他说，陈教授懂德语就好了，原作是有逻辑的。

同顾彬多有来往的人知道，他不苟言笑，颇有点冷峻，但不难打交道。他在交谈时喜欢倾听、发问和追问，然后坦率地说出他的观点。我没旁听过他给中国学生上课，我的猜测是，上课不容易。这不仅涉及不少中国学生还不习惯他的思维和说话方式，他的黑色幽默，兴许还不赞同他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