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76周年纪念日之前，先是演员张哲瀚因参观靖国神社等行为受到舆论谴责，后有8月13日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参拜靖国神社。由此，这个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地名再次进入舆论风暴眼。

靖国神社里究竟有什么？在靖国神社东北角，有一座名为“游就馆”的战争纪念馆。“游就”源于荀子《劝学篇》：“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思是说，居住要选择合适的地方，交游要接近贤德之人。“游就”意为要遵循这些被纪念的军人的道路。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里写道，游就馆中有裕仁天皇在1930年代参拜靖国神社的巨幅油画；展品包括“人体鱼雷”——一个装着人的钢管，人在里面操纵炸药装置撞向敌人舰船，与之同归于尽；还有樱花特攻机，也即有人驾驶的自杀飞机。总而言之，这座战争纪念馆将年轻人的死宣传为为和平、为繁荣而战，他们的牺牲是爱国主义的典范。

靖国神社长期以来（直到1992年）是日本唯一的一座涵盖整场战争历史的战争博物馆，其前身是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它纪念的战争亡魂最先是那些帮助推翻德川幕府、效忠皇权的亡魂。在这之后，它为1874年“台湾出兵”到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在海外阵亡的军人举行了合祀仪式。1879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到了日俄战争之后，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日本祭奠阵亡者的核心设施。

在《靖国问题：理解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参照系》一书中，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发现，截至2004年10月，合祀者中除了少数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这些内战的死者以外，靖国神社中更多的阵亡者来自从日清战争开始到1945年二战战败期间、每隔几年就会出现的、获取殖民地的对外战争。也就是说，靖国神社纪念的战争不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日本帝国50多年来持续的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从靖国神社的角度来看，这些战争统统都是“圣战”。

01 东京审判

站在中国人立场上的一个疑问是，日军侵华明明是铁一样的事实，日本人为什么还是会参拜靖国神社？这必然要牵扯到日本眼中的战争责任问题。高桥哲哉说，在战后日本，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战争责任意味着在对美国的战争中失败的责任；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也不超过东京审判追究的责任范围。

东京审判追究的是日本1928年以后的战争责任，其中的甲级战犯则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和此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争责任而受到惩罚的。但是，东京审判遗留下了诸多问题。决定把谁作为甲级战犯起诉这件事，包含了一定的政治任意性。《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作者约翰·W.道尔指出，决定将哪些高官作为战犯逮捕的主要人物美国准将艾略特·索普，私下里把东京审判称为“迷惑人的做法”，因为那些受审的战犯是经过拣选出来受审的。检察方的开篇陈述就指明，“我们对任何个人及其处罚没有特别的兴趣，被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这是一种展示性的审判，但道尔认为，即使如此，某些集团及其罪行的缺席还是很显著，缺席审判的包括那些宪兵队头目、密切参与帮助战争并从中发财的实业家、那些对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台湾地区人民的强制动员、那些强迫妇女成为慰安妇的行为以及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战争中进行了多少伤害不是挑选的标准，政治性才是。甲级战犯被冠以“利用战争作为国策手段”的罪名，随后被绞死。

道尔看到，通过把东条英机作为侵略和败北最显著的标志，美国人和日本人一起，把亚洲战争的中心维度变成了美日之间的冲突。虽然说东条英机从关东军发迹，并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里担任了主要的角色，但在东京审判时，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审阅官压制了“战争责任问题”的核心是对中国的侵略的声音，而是把他参与决策对美国和欧洲列强开战作为将他列作首谋者的原因，并在此后一直压制不同的看法。

东京审判终结时，世界局势也在变化。冷战开始了。美国的占领政策正在逐渐偏离开始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理念。那些被起诉的日本前领导人也辩解称，自己海外侵略的一部分原因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东条那些比较幸运的没有被起诉的同伴，在东京审判以后，几乎立刻获得机会在当时的反共潮流里东山再起。道尔写道，“给人的印象是利用他们坐监牢获得的名人资格，直接从监狱大门走进了出版社的大门，”一些人直接从恶名昭著的战犯，变身为著名人士并获得成功——其中就包括两位右翼首领笹川良一、儿玉誉士夫，还有后来的日本首相岸信介。

02 “为了天皇”

东京审判中的大问题，不仅在于受到惩罚的人，更在于没有受到惩罚的人。高桥哲哉看到，日本国内不少人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日本进行的单方面审判，是“胜者的审判”，而像美国自身进行的原子弹轰炸、犯下的战争罪行自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东京审判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自始至终担任帝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天皇都是缺席的。法国的亨利·伯纳德法官就认为，日本的“一位首要发起人逃避了一切追诉……跟他相比，本案的被告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共犯”。

天皇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强调，裕仁应该肩负起战败的责任。道尔认为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看法，天皇应该清算历史，毕竟，人们之所以受苦、死亡或者失去亲人，原因都是在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但问题是，天皇什么责任也没有承担。甚至，在审判开始之前，美军最高统帅部、日本官僚、国际检察局都在幕后操作，防止天皇被起诉，乃至歪曲被告证词，来确保没有人牵涉到天皇。那些被按照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的人士，也被要求宣誓保护天皇不负任何战争责任。东条英机就曾被警告，不要用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

这是日美协同作业的成果。麦克阿瑟曾担忧，在日益迫近的军事法庭判决的压力中，裕仁天皇可能不仅会考虑退位，甚至还可能自杀，但是退位“将会直接有利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并导致动乱”。麦克阿瑟为天皇辩护，认为天皇是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如果天皇被起诉，那么日本会遭遇极大的动乱、分裂以及民族间的仇杀。那时候，引进现代民主的希望会破灭，而且，一旦占领军离开，“将会由被损害的大众中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力统治。”

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虽然二战之后民主体制和天皇制的仪式化是依靠美国建立的，天皇制是日本人的“伪主体”，但是，天皇制的形式化也使得拥护天皇制成为了一种非理性的“心情”，是日本人的种族观念和排他感情。

靖国神社里，不论是因内战而死，还是因侵略战争而死的将士们，都是为天皇而捐躯的。伊恩·布鲁玛就指出，明治时期产生了军国主义化的天皇崇拜，也叫做“国家神道”，是一种日本版的现代民族主义。河上肇在1911年发表的《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中提到了日本在日俄战争获胜、吞并朝鲜之后国家主义抬头的情况，日本的国家主义被他称为“国家教”。这是奉天皇和国家为神的宗教，所以为天皇即国家战死的人就被当成了“神”。人们打仗是“为了天皇”，执行命令是“为了天皇”，“为天皇捐躯”之后魂归神社，供人膜拜，“这种个人崇拜的头号圣地就是靖国神社”。

高桥哲哉也看到，即使是死者的遗属提出想要撤销合祀，也遭到了拒绝。因为在靖国神社的逻辑里，合祀完全是按照天皇的意志进行的，所以一经合祀，遗属的情感即被无视。

“这里既没有对阵亡者的丝毫哀悼之情，也没有对遗属的丝毫安慰之意，有的只是对作为天皇军队一员，在与敌作战中死去的人们的‘高功’的赞赏，和永远彰显其’高功’的天皇的意志。”

他看到，靖国的祭典是不允许人们为将士们的战死而感到悲痛和同情的，它的作用并不是哀悼，实质上是在美化和彰显战死，把战死作为模范。正如《近代日本的思想动员和宗教统制》一书作者赤泽史朗总结的：“阵亡者是高高兴兴地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这种话语被强加给所有的阵亡者，成了战死的唯一意义。”

03 重思历史

中国人常常指出，靖国神社的问题是它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日方涉靖国神社错误行径答记者问》也强调了这一点。高桥哲哉说，中国政府想通过把问题限定在“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上，来寻求某种政治解决。

可是，高桥哲哉认为，只注重“甲级战犯”合祀的做法也有问题，这样就意味着再现东京审判的错误，也就是让那些甲级战犯来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让他们成为替罪羊。这样一来，既可以免除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也可以免除大部分普通国民的责任。虽然普通士兵是在被动员参与战争并且战死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侵略战争里的加害者。在他看来，靖国神社的责任也应该被追究，因为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曾经在动员士兵参与战争的时候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

在日本，也有不少高桥哲哉这样的反战人士在思考靖国神社的历史问题，并且敦促改变日本政治状况。伊恩·布鲁玛看到，日本的战争记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日本只有靖国神社这一家战争博物馆，而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等新战争博物馆的出现，折射出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这些博物馆旨在改变日本战时的形象，也就是从受害者变成侵略者。它们既没有忽视日本人的苦难，也展示了日本战时的惨无人道。

在舆论中，因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岸信夫参拜靖国神社等新闻而涌起的民族情感，引发了又一轮的仇日情绪。但正如学者孙歌在《遭遇他者》一书中警醒我们的，虽然日本右翼势力在抬头，可是，直接接触中国的主要是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现实中正在承担主要责任的，并非日本的右翼，而恰恰是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感情的日本人，因此我们也必须警惕那些“把日本一勺烩并且充满敌意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