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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界讨论宋朝热,学者称吴钩的写作存在问题,会把历史拆得七零八落

包伟民把吴钩这样的作者称为“专业写手”,有很多学生曾向他愤怒抗议说:“我们的文章被他(指吴钩)洗了!”

航拍浙江清明上河图景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在今天,关于宋朝的故事深受欢迎。不论是《清平乐》等以宋朝为背景的电视剧,还是关于宋史的通俗读物,总能获得大量关注和讨论。对于历史学界来说,“弘扬宋代”和“宋粉”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在宋史知识的普及上,市面上现有的通俗读物存在着哪些“反历史”或“非历史”的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的《两宋王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的新书座谈会上,张邦炜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围绕着宋朝的火爆展开了一场对话

从学术角度看,吴钩的写作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在这一波宋史热潮中,吴钩是受众非常广泛的一位作者。今年出版通俗读物《法度与人心》的赵冬梅说,自己的作品销量和吴钩相比“差得远”,在网络与吴钩的影响力相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但她评价说,吴钩是专业写作者,把全部精力投入写作,还会积极和读者交流,其影响力是学界应该承认的。但在学术方面,包伟民提出了批评,“吴钩不能说是全错,但是很多问题是错误的。”

包伟民把吴钩这样的作者称为“专业写手”,有很多学生曾向他愤怒抗议说:“我们的文章被他(指吴钩)洗了!”包伟民称,当时他宽慰这些学生说,写了文章本来就是要进行传播的,更大的问题在于,文章拆散后被进行了歪曲原意的引用,且没有加以任何的解释,很多学生感觉这种做法把知识歪曲了。在活动现场,包伟民说,学者碰到了这样一种困境,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地和“依靠弘扬宋代文化作为谋生手段”的专业写手进行文化上的争辩。面对这种情况,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能做些什么呢?他认为赵冬梅的写作就是一种好的例子,“我们应该也来写一写,尽量让读者喜欢看,不仅传递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递正确的历史思维。”

赵冬梅 出版社供图

赵冬梅也表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钩的写作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她承认吴钩“也会用史料,有引用,也读学者写的东西”,但她也看到,吴钩会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代是现代的”这个结论。其实,已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子健James T.C. Liu)的《中国转向内在》很早就谈到,西方历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看法,比如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认为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但是刘子健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宋朝被描述为近代化的元素不仅没有通往近代化,实际上,新儒家文化为了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宋代确实具有某种modern looking,也就是说有看上去像现代的东西,但那是似是而非的。”赵冬梅说,问题在于,吴钩的写作会抓住“似是”,并且放大这个部分。“如果把历史中的现象从历史中抽出来,却不顾语境,那么这种东西说得越多越错。”

曾有媒体找赵冬梅为吴钩的《风雅宋》美言几句,她当时也同意了,因为《风雅宋》是谈物质文明的书,她觉得“单个单个地说,不涉及历史逻辑,不容易出错”。但是她意识到,吴钩的其他写作也是有问题的。“历史学有一些根本的东西,对语境的把握、对史料的解读能力是历史学的基本训练。”在赵冬梅看来,吴钩的写作虽然在材料和阅读上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他也给写作者一个启示——要小心把历史拆得七零八落的做法,这一做法将导致人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

《皇亲与政治:解读赵宋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内核》
张邦炜 著
汉唐阳光·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研究者不是“宋粉”,要把宋朝定位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张邦炜说,一些历史作家会把自己定位为“宋粉”,“但是我们研究者不是‘宋粉’,我们把宋朝定位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虞云国曾在接受采访时一开篇就说“我不是宋粉”,邓小南认为这是研究者所共有的态度。包伟民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弘扬宋代”这个词本身就不对。

“中国道路肯定和传统文化有关,但是传统文化肯定是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国学也一样,不应该是弘扬的对象,而应该是研究的对象。宋代也一样。”邓小南在活动现场讲述了一个经历。有媒体编辑曾经找到她谈宋史,并告诉她,现在凡是讲宋史的书都卖得特别好,能够卖到20万册以上。邓小南后来发现,那一期杂志的名字叫“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她问编辑怎么叫这个名字,“我们对宋朝有爱也有恨,对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可能都这样”,她向编辑表达抗议,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写。

邓小南 出版社供图

邓小南提到,自己曾说“宋代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但“从来没有人接这个话茬”,相较之下,虞云国说“宋代在中国各个古代王朝里是相对开明的”,这句话就有很多人愿意接。她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读者群、电视剧受众很多是青年白领,和我们过去观察宋代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会关注政治、军事、经济,现在的人更重视文化、生活、雅致,后者容易引起追求和应和。”邓小南认为,宋朝热出现的一部分原因是对当代问题的思考,“过去喜欢汉唐因为能‘打出去,现在喜欢宋代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

“文化是涵盖历史的,但是做史学的要摒弃它。”李华瑞说,历史学应该追求“无文化的历史”,他的一位师兄曾想要从史学角度研究开封民俗,“我说,你这辈子都做不完,因为很多明代的民俗,人们可以往前追溯到宋代,宋代的民俗又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他认为,正剧一定要求历史真实,但如果是演绎,就没有这个要求,“对文化的热度不能太在乎,抬到史学的层面。”李华瑞以高校历史系名称举例说明,史学要和文化分开:“好的大学都叫历史系、历史学系,如果哪个学校的历史系名称里历史、文化、旅游加在一块儿,其实是混乱的。”

张邦炜作品“正当其时”,“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小圈子里我们都熟,可是专业从业者怎么向大众宣传我们的历史观?”虞云国说,一种类型是赵冬梅在做的工作,有历史学底蕴同时又更通俗的写作和演讲;另一种就是既在专业圈子产生影响,也能适应读者的学术著作,例如张邦炜的《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

张邦炜 出版社供图

曹家齐说,张邦炜的作品“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把宋朝320年的内容写得详略得当,在取舍上把握得非常见功夫。邓小南也同意这种观点:“30万字把两宋的历史进行了大勾勒,还不乏细节,有环环相扣的感觉。整体把握很流畅,还能把一些硬核的内容一一点破。”曹家齐还认为,张邦炜的作品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上的分寸把握也很好。“有些作品没有引文、脚注,会有一些缺憾,但是大量的引文、脚注又只有学者喜欢,圈外人难以接受。但张邦炜的作品有脚注,且文字巧妙。”邓小南说自己的《祖宗之法》的写作曾经受到过《宋代皇亲与政治》的影响,“他的引文非常简洁,使得材料很亲和。”

虞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读过张邦炜的著作,认为他对宋的宏观把握相当准确。“他对宋的很多方面是持两点论来看的——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赵冬梅也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余年期间,学者都在处理大问题,但在今天的学术界,是不会允许学生用一万字的篇幅去处理“皇权政治”的问题的。

《两宋王朝史:赵宋王朝320年间的兴亡起伏》
张邦炜 著
汉唐阳光·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10

李华瑞认为,宋史研究的最大进步是在改革开放到世纪末。“因为在国内,宋史在各个断代史中一直是比较弱的,那个时期大家都在做制度史、经济史,就是要把史实搞清楚。”他认为21世纪以后是宋史研究的转弯时期,“现在的问题意识比较强,比如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对具体问题很深入,但是大局上却没有进步,不能正本清源,对读者的接受来说是不系统的。”在专题很多、大格局太少的情况下,张邦炜的写作可以说是很系统的。

其实每个宋史研究者都有大问题意识,对大局观有自己的思考,但很多时候只会讲不会写。”曹家齐表示,学术圈有一套规矩,很多人写作时并没有想过要写给广大读者看。但在宋史如此热闹的当下,学者们也会担心大众受到吴钩这类作家的误导。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张邦炜作品的再版是“正当其时”的,“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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