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明朝留下了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经济领先和文化辉煌；另一方面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惯性，不为新思潮所撼动。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内敛”取向，建立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华亚洲秩序”。与此同时，西欧却迎来了“文艺复兴”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整合罗斯部落，建立起俄罗斯文明。

放眼14世纪的世界，明朝为何做出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在日前举办的《十字路口的明朝》新书分享会上，该书作者、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专家赵现海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马勇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十字路口的明朝》与以往的明史著作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采取全球化的视野，书中不仅分析了明朝的历史脉络和历史人物，还讲述了世界其他地方在明朝同时代发生了什么，特别是东方与西方的对比。

从表面上看，明朝错失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但是置身于历史中我们便会发现，明朝的选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结果。在活动现场，赵现海表示，他写作这本书是出于对当下的考虑。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历史真相也随风而去，但一批批当代人可以不断发掘历史，寻找自己和时代感兴趣的问题。

不能简单站在现代人角度批判明朝

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赵现海发现，人们一直以来忽略的不少小事都能体现出明朝时期东方与西方的差异。王阳明与马丁·路德的对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通常，课程教学都是把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史的人物、把马丁·路德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人物来讲述，但是如果推算他们的年龄就会发现，二人其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王阳明只比马丁·路德大九岁。更有趣的是，两个人的思想观点非常相似，都是主张用个人的主体性的思考，挑战传统的经院派的哲学，但是两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和推动却完全不同。阳明心学在一度昌盛之后，被政府和学界所抛弃，最终只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推动了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改变，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可以说，至少从明中期开始，全球一体化已经在东西方形成了。然而，明代中国在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有利环境下错失了历史机遇，西方欧洲却借机掀起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越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历史研究者都对明朝有较为负面的评价的原因。但赵现海认为，我们也需要看到另一种思考，即中国虽然失去了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会，但是中国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对比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战争和社会动荡，从根本上摧毁了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欧洲共同体秩序。直到今天，欧洲仍然是分裂的，并且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而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却在不断上升。

由此可见，历史的很多表象之下暗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也是历史研究者应该重点去发掘的部分。《十字路口的明朝》正包含了上述两种思考方式，赵现海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批判明朝，而应该去考虑背后的缘由，“这其中是不是蕴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它们与王朝性格、地缘政治和文明价值观念是怎样的关系？”客观地说，明朝有得有失，一直影响了中国200多年的历史，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历史进程。只有带着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明朝的文化，理解作为明朝人后代的我们和今日的中国。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前辈，马勇注意到，近四十年历史研究者对明朝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在1970-1980年代读书时，老一代学者对明朝大都是高度赞美的态度，因为明朝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汉人的王朝”，之前之后都是“驱除鞑虏”。一些失意的人物也愿意研究明史，觉得从中可以找到汉民族积极的一面。当他进入专业研究领域之后，学者们对明朝的叙事开始丰富起来。从现代化叙述的角度讲，明朝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社会的萌生；从全球史的背景来看，明朝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汉唐时期，大度包容，以夏化夷，你没有什么不可能容纳进来，但是我们看到明朝之后这种包容的东西越来越少，反而把原来早期儒家所强调的华夷问题越搞越严重。”明朝没有继续汉唐时期外向的开放模式，而是走上了一条内敛的路径，这就为明朝的历史定位奠定了基调。

明朝的内敛与全球一体化

在众多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人物中，明太祖朱元璋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之一，他性格中的阴狠和残忍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元璋对政权的态度是不去发展，而要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不仅把开国功臣全部铲除，而且停止了疆域上的开拓，没有利用他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启全球扩张。

赵现海认为，朱元璋开国施政的思路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他从少年时期就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经历过极度的贫寒，目睹周围人死于洪灾或瘟疫。为了生存，他曾四处“游方”，后来又加入了“红巾军”，见证了革命内部的复杂斗争与叛乱。可以说，在40岁建国前，朱元璋所经历的全是人间阴暗的一面，这也造就了他内心深处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他的深谋远虑、谨慎小心都反映在他的国策中，最典型的便是废除丞相和复活早已名存实亡的分封制度。由于担心他对政权的设定不能很好地被子孙继承，他还通过祖训的方式让后代在继承的同时不能有大的变革。从这一点看，朱元璋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也影响了整个王朝。

事实上，明朝在开国时就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但是真正对明朝构成直接影响的时代则是在万历以后。赵现海指出，“万历时期，借助欧洲的火器，越南、缅甸、日本等国家率先武装了起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且向中国的西南边疆发动战争，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一体化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侵袭到中国的本土。”从那时起一直到清代的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我们可以看到，万历以后，整个东亚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一转折其实是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结果。

万历年间，明朝的实力在东亚地区已经无人敢撼动，然而在过渡到崇祯皇帝后，明朝在短短17年间就走向了衰亡，这指向了对明朝内政问题的反思。在马勇看来，明朝内政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满洲人作为一种民族去处理。实际上，满洲人是金人的后人，很早就发祥于东北地区，在明朝建国时，满洲人已经在明朝的统治之下，本来可以自然而然地融入汉人文明，但明朝统治者却主张华夷之辨，使二者进一步区隔开来。另一方面，明朝对于农民问题的处理也存在问题。崇祯时期，大规模的内政外交处理不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引发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等农民起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赵现海认为，所有王朝灭亡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它建立的是一个王朝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孤处于东亚地区，为了维护国家的和平，维护不同区域的平衡和稳定，古代王朝只能采取一种比较粗放式的组织方式，追求的不是发展和向外扩张，而是保住政权。即使汉唐时期开拓边疆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家族共同体，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相对内敛的文明性格。这样的政权难以充分实现国家动员，在活力慢慢褪去后，注定走向灭亡。而明朝自开国以来就采取内敛的政策，更加剧了资源内耗，还面临着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包括日本、缅甸、越南对它的挑战。

如今我们已很难想象，假如明朝继续走汉唐时期的开放路线，是否有机会改变命运。但无论在中国史还是全球史上，明朝都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形塑着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