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10月17日，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Е. Е. 库兹米娜在她出生和工作的莫斯科去世，享年82岁。库兹米娜毕生致力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研究，是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对应雅利安人学说的积极倡导者。

其研究方法——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每项物质成就与语言学复原和古代文献记载的印度—伊朗人的相关信息一一比对，并利用人种学、地名学、传说、艺术与神话、葬俗等方面的证据对相关结论进行验证——虽然赋予了考古学材料鲜活的“生命”，在很多方面颇具启发意义，但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能否与雅利安人完全对应，甚至能否与一操特定语言的人群相对应，在学术界远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透物见人”的得与失》

文 | 王鹏（《读书》2021年10期新刊）

考古学文化是指分布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的总和。毫无疑问，考古遗存是由人创造的，那么由一系列考古遗存构成的考古学文化就是由某一特定的人群创造的。然而，这一人群的内部关系以及与其他人群的关系如何，即一个考古学文化代表着怎样一种人群，却是自诩通过考古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考古学家（尤其是研究史前考古学的专家）最难回答又常常将其简单化、最不愿意正面回答又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对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一

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最著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十分广大：西起南乌拉尔东到叶尼塞河，北起森林地带南到天山。鉴于这一广阔地域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在面貌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考古学家将安德罗诺沃文化分为若干彼此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类型，或将安德罗诺沃文化“升格”为由若干子文化组成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由此可见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复杂性。

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С. А. 捷普洛霍夫根据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安德罗诺沃村附近先前发掘的一处墓地，将其正式命名为安德罗诺沃文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的开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材料。由于缺少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方面的线索，此时学术界大都采用传统的考古—民族志学类比的方法，通过对物质文化和经济类型的研究来确定安德罗诺沃文化古代畜牧人群遗存的属性。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属于青铜时代的岩画遗迹，包括人像，双峰驼、羊、马以及双轮和四轮的马车图像等，为重建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青铜时代居民的艺术以及宗教信仰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印欧神话和语言学研究热潮，在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使学术界利用印度梵文古经《梨俱吠陀》和伊朗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等文献解释欧亚大陆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成为可能。从这时开始，将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该语族又进一步分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伊朗语支）神话与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代居民的精神文化内容相对比，成为流行的方法。

在这一背景下，致力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家Е. Е. 库兹米娜继承和发扬了东方学家И. М. 迪亚科诺夫和М. М. 迪亚科诺夫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属于印度—伊朗人群的观点，她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将安德罗诺沃文化考古材料与印度—伊朗语言学和神话学内容进行广泛的对比，并于一九九四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物质文化与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九八八年于远在新西伯利亚市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言与哲学研究所——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通过答辩）的基础上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印度—雅利安人来自何方：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物质文化与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从而使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该书便是库兹米娜二〇〇七年在Brill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印度—伊朗人的起源》的原型。

二

与大部分主要研究印欧人群的专门著作不同，《印度—伊朗人的起源》最大的特点是其出自训练有素的职业考古学家之手。

库兹米娜一九三一年出生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家庭，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受教于С. В. 吉谢列夫、Б. А. 雷巴科夫等著名考古学家。在大学期间，库兹米娜参加了由М. М. 迪亚科诺夫领导的塔吉克考古队，由此产生了对中亚考古和伊朗语民族古代历史的兴趣，并开始自学波斯语。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库兹米娜在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一九五七年更名为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铜石并用时代及青铜时代中亚地区冶金制品生产的发展》，一九六四年通过答辩，后于一九六六年以《中亚铜石并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金属制品》为题出版），师从于该所圣彼得堡分部（今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的著名考古学家М. П. 格里亚兹诺夫，同时跟随语学家С. Н. 索科洛夫学习阿维斯塔语和梵语。

一九五六年，库兹米娜自圣彼得堡返回莫斯科，就职于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室，直至一九八六年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调离至俄罗斯文化研究所。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的三十年时间里，库兹米娜最重要的工作包括领导奥伦堡考古队叶列诺夫斯基分队，对叶列诺夫斯基村附近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包括居址、墓葬、矿坑等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这是学术界首次专门针对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进行的多学科的区域系统研究），以及为了解决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分类和年代问题，在南乌拉尔地区进行的大量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之出色的研究成果，使库兹米娜成为当时研究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著名专家。

正因如此，库兹米娜承担了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撰写的二十卷本《苏联考古学》中《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卷“安德罗诺沃文化”一章的写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卷未获出版（《苏联考古学》自一九八一年断续出版至二〇〇三年，《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是未能出版的两卷之一），但库兹米娜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一章的基础上很早就已经扩充完成的书稿《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遗存的分类与分期》，几经辗转，最终于二〇〇八年在哈萨克斯坦出版。该书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全面研究是形成《印度—雅利安人来自何方：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物质文化与印度—伊朗人的起源》《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两部著作的重要基础。

三

在《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中，为了论证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与印欧人群之间的关系，库兹米娜提出了族群文化重建的理论和方法。在库兹米娜看来，一个特定的族群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相互联系和统一的稳定综合体”），文化传统中的物质因素如聚落类型、建筑、工具、日常用品等可以由考古学文化直接体现，而精神因素如行为规范、礼仪等可以通过对考古学材料的重建间接地表现出来。因此她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族群文化的直接反映”，并强调“研究表明文献资料记载的明确存在的族群与考古学文化是一致的”。虽然库兹米娜注意到了一些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质疑将考古学文化与某一族群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但她显然更多是受到了当时苏联主流考古学思想的影响，比如一九七〇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便是：“属于同一个时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分布在一定区域内的考古遗存……通常与特定的古代人群包括民族相对应，有时一个考古学文化可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某一部落相联系。”不仅如此，库兹米娜亦认为文化传统通过礼仪、舞蹈、艺术表演、神话图像以及诗歌故事等传到后代，而语言是沟通的主要渠道，因此一个考古学文化“同时也是它所代表的语言群体的重要特征”。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库兹米娜首先将考古学材料反映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每项物质成就—聚落、房屋、陶器、冶金、服饰、交通运输、经济生产与语言学复原和古代文献记载的印度—伊朗人的相关信息一一比对，从而得出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印度—伊朗人尤其是印度—雅利安人的物质文化十分吻合的结论。之后，库兹米娜又利用人种学、地名学、传说、艺术与神话、葬俗作为独立的证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验证。

在确定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属于印度—伊朗人群之后，库兹米娜分析了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中亚地区的扩散以及与这些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从而得出印度—雅利安人从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经过中亚向南迁徙，最终达到印度的观点。最后，库兹米娜又研究了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有亲缘关系、并行发展的木椁墓文化，认为其属于伊朗语人群，并根据木椁墓文化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复原了伊朗语人群自草原地带扩散至伊朗的过程。

四

在我们看来，无论考古学家根据考古资料归纳出的“考古学文化”以及“类型”是否能与某一特定的人群，特别是使用某一特定语言的人群相对应（实际上，即便是“擅长此道”的俄罗斯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的关系问题亦有所反思，比如二〇一〇年版《俄罗斯大百科全书》对考古学文化的解释：“占据一定地理范围，具有相似标志的一组考古遗存，其构成一个在有限的空间内随时间均匀变化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考古学文化反映了一个具有共同生产习惯、规范、传统甚至是信仰等的人群的生存活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用于划分古代的民族，或民族的分支、联盟，这在现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实践中仍有所反映。探讨某一考古学文化与特定古代人群经济生活、思想、语言、军事、政治等方面特点之间的关系，依赖于此时考古学自身的研究条件以及对该古代人群特点的了解。将划分考古学文化标准化的尝试是不能成功的。”强调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相对应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且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主观的，这较一九七〇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已有所区别），库兹米娜将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与印度—雅利安人直接联系的做法都是十分武断的。这是因为，库兹米娜对印度—伊朗人起源的研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考古学材料“印证”了，或者说为了“印证”部分语言学家关于印欧人群及其分支生成、扩散的研究结论（而印度—伊朗人何时从印欧人中分离、印度—伊朗人又何时分裂为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人，在语言学界却是众说纷纭，远未有定论），因此她不惜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内涵在时间和地域上无限扩大，将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整体的特征当成安德罗诺沃文化自身的特征，进而与印度—伊朗人，特别是印度—雅利安人文化进行方方面面的对比。因此，虽然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与欧亚草原密切相关，却未必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完全对应。

然而，库兹米娜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与印度—伊朗语言学和文献学领域的“雪泥鸿爪”相“对读”，却赋予了考古学材料鲜活的“生命”。比如，安德罗诺沃文化房屋中的土台，保持干净状态、附近埋有动物牺牲、具有礼仪性质的长方形石灶与印度—伊朗语文献中土床、祭祀火炉的对比；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由底向上的三段式泥条盘筑技术与《百道梵书》中记载的印度—雅利安人制作陶器时先制作器底，再向上盘筑泥条，“用神赐的高度和宽度来制作一个三段式的陶器”，以及《百道梵书》和《夜柔吠陀》将陶器的三段喻为宇宙的三个部分的对比；根据考古材料复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的服饰与印度—伊朗语中长袍、裤子、帽子等词汇的对比；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文化马车及车载装备与印度—伊朗神话中马车、弓箭、矛、战斧、盔甲、权杖头等的对比。再比如，利用吠陀文献中关于土地为死者提供休息之所，“就像母亲对孩子所做的那样”，以使死者得到新生的记述，解释安德罗诺沃文化墓主侧身屈肢、双手在胸前的葬式；利用《梨俱吠陀》中关于丧葬仪式的记载，解释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中马、牛、羊殉牲的复杂性——其并不是为死者提供来世的食物，而是作为礼物献给祖先和其他神灵，或是作为交通工具帮助死者渡往天国；利用《摩诃婆罗达》《撒迦》等文献中记载的丈夫去世后妻子自愿躺在丈夫身体右侧，与其一起埋葬以期进入天国的情况，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男女合葬、男左女右的葬俗解释为夫妇合葬而非女性作为奴隶殉葬，等等。这些均是所论精彩之处，为我们理解安德罗诺沃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五

《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任务是对语言学和考古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比较，以及评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族群属性”，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安德罗诺沃文化材料本身——“安德罗诺沃文化在八十多年前就已经被确认了，但是没有任何论文把它作为主题。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对整个安德罗诺沃分布区资料的收集、完整资料库的建立来部分地填补这一空白，并且重建其物质文化、经济以及文化类型”。

虽然库兹米娜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遭到部分学者的强烈批评，但她关于印度—伊朗人起源的主张却是目前学术界最重要和最流行的观点，且被波斯民族所认同，该书也因此在二〇〇九年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授予“年度最佳图书”的国际奖项。另一方面，虽然库兹米娜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的认定（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内涵无限扩大），以及将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与印度—伊朗语言学和文献学信息对比（面面俱到而过于牵强）等方面显得“过于执着”（В. И. 莫洛金院士语），但她对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梳理，却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对我们来说，《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了解安德罗诺沃文化，并以此作为参考，解决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发现日益增多的安德罗诺沃式遗存的有关问题——当然也可以利用中国的考古材料去解决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中所面临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等紧要问题。此外，书中对印度—伊朗语言和文献学材料中战车神话的论述，对我们理解殷墟文化中可能源自欧亚草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车的宗教和文化意义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殷墟的马车显然不仅仅具有田猎、战争等实用意义（与大型墓葬相配套的车马坑便是说明），但是甲骨文中涉及马车的材料极为有限，并不能提供关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直接信息，而这些方面（显然亦非常重要）正是以往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殷墟马车问题时所忽视和力有不逮的。当然，对一部九十余万字、一百多幅插图，兼具资料性和研究性的大部头著作来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不同的收获。

综上所述，虽然《印度—伊朗人的起源》一书的主要内容形成比较早，所用考古资料也略显陈旧，但其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对于今日为了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越来越关注欧亚草原考古和东西文化交流问题的中国读者来说，却并未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