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2019年11月，位于北京东四环与东五环之间的公租房项目“燕保·百湾家园”建设完成。该项目由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建筑师马岩松设计，原本采用开放式街区设计理念，不设立围墙，但随着近两年居民陆续入住，有关社区是应该开放还是封闭出现了新的争议。一些居民担心社区开放会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在不久前，社区的其中一个入口又增设了一道围栏，以便于人群的出入管理。

事实上，开放式小区早已不是新鲜事。 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这一说法一度引发热议。诚然，封闭式小区的围墙和大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社区居民与外界区隔，保护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新冠疫情期间，这道物理上的防线也变得格外关键。但围墙真的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佳方式吗？它提供的究竟是安全还是心理上的安全感？

界面文化曾报道过，2018年深圳某封闭小区内的公租房因一批自闭症儿童家庭入住引发了其他高档商品房业主的强烈抗议，理由同样是对安全的担忧。值得一提的是，进入舆论的公租房虽与高档商品房同在一个小区，两者却有一墙之隔，并各自独立管理。像这样的墙在中国当下的社会住宅中仍然普遍存在，它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可能也深植于人们的内心世界。

相比公共建筑的设计，公租房也为建筑师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保障性住房，公租房面向的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及外来务工人员，小户型、高密度是这类住房的特点，为的是让更多人有房住，而建筑师需要考虑如何让人们住得更好。在马岩松看来，保障性住房不仅关乎房子本身，更关乎社会公平与生活尊严。在日前举办的“新住宅”建筑展览发布会上，马岩松回顾了燕保·百湾家园项目的建筑理念和现实挑战，并与几位嘉宾探讨了中国社会住宅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建筑师在推动理想社区与社会住宅多样化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些人想要和外界隔开，是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中国的现代住宅区规划始于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受到了前苏联“微型住区”的影响，尺度大且封闭的“单位大院”成为了中国城市居住的基本形式，大院的模式也延续至今。在北京，绝大部分社区都是封闭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马岩松认为这并不是理想的居住模式，因为它无形中将人与人区隔开来了。“每个小区都封起来以后，这城市莫名其妙减少一半，很多地方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它的精彩以及里面的人。”

在设计公租房项目前，马岩松也参观过一些其他的社会保障房项目，他发现，这类住房往往位置偏远，用墙包围起来，周围全是荒地，让人感觉如同监狱一样。它们看似提供了居住空间，但里面的居民难以感到自己是被社会、被城市接纳的一员。事实上，每一个社区都可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将项目设计为开放社区，也就是将社区的围墙打开，引入城市道路。其首层临街空间作为生活服务配套，可引入便利店、咖啡店、书店、养老机构等一系列丰富的功能，使社区生活融入城市；二层的屋顶形成社区花园，并通过廊桥将每个地块的花园连接成一个整体，使社区内部的健身房、剧场、农场等不同空间功能串联在一起，让人们有机会在其中交往和互动。

据悉，项目的房源总数为4000套，目前入住率已超七成。对于开放式社区的理念，并非所有居民都能认同。马岩松就曾听到有人抱怨：小区的墙拆了，安全怎么保障？小偷进来偷东西谁来赔？在他看来，这样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是建筑的问题，而是人们观念上的不同。尤其在北京，一些人想要和外界隔开，实际上是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如今讨论社会保障房的意义就在于建筑师不仅需要为居民提供住房，还要尽量营造人们对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居住理想。

建筑学研究者唐克扬指出，人们对开放社区有所顾虑与中国历史上的社区传统和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惯性有关。以北京为例，不仅仅是建国以来，从历史上看，北京的传统社区也都是不开放的。居住在胡同的人们虽然有着丰富的邻里生活，但胡同本身不属于开放的社区，它的两端都设有栅栏。因此，中国的文化决定了我们对社区的理解和习惯，这些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另一方面，现代人也比过去更加注重隐私。但唐克扬认为私密与公共并非1与0的对立关系，我们需要突破二元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正如在该项目中，建筑师采取的一些空间设计实际上既保证了居民在住所内的独立性，同时又在外部的视觉上让不同空间的人互相可见。在保有私密性的同时允许一定的干扰（比如外部的车辆从社区穿过），或许可以为建立更丰富的社区内容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MAD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党群看来，建筑师对于私密性与公共性的认识也体现在如何处理建筑的规范边界这一问题上。比如在绿化率方面，国家对于较高密度的保障性住房的要求是30%-40%，而燕保·百湾家园的绿化率达到了47%。这一数字实际上是折算后的结果——在绿化面积最多的二层平台，很多绿地和植被与首层地面的绿化是重合的，相当于把一块地使用了两次——如果将地面的绿化、平台的绿化、立体的绿化都算上，整个小区的绿化率几乎到达了100%。这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绿化边界的惯常理解，它甚至不是物理的边界，也不是法律的边界。从这个角度看，小区的开放以及其他规范性的问题也是同样，建筑师需要从设计上去思考“边界何在”以及是否可能在空间上、环境上、思想上超越边界。

同质化的环境会造成非人性的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90年代的住宅商品化浪潮推动住宅成为了批量化生产的定制商品。马岩松表示，所谓的“千城一面”基本上就是商品房造成的。我们会发现，各个城市的空间规划差不多，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所生活的房子内部的格局也都大同小异。“如果我们相信环境造就人，环境造就我们的社会生活，那这种同质化的环境就会造成同质化的、非人性的空间——我们无法在这种空间里说出一个人与别人的区别在哪儿。”马岩松曾用“种楼”来形容中国社会住宅规划模式的单一化，大量的住宅只是在平面上进行重复，重复“种”几层取决于限高多少，这样一栋一栋地把地方占满，住宅就变成了商品。

党群也认为，单一化是目前中国社会住宅最大的问题。当房产变成一种商品时，人们讨论的重点就变成了大批量生产、最低成本的问题，也就是反复性的问题。“千城一面不光是（建筑）形式上的千城一面，更多的是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方式……这种大批量生产重复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规范了我们几乎所有人——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完全是一样的，这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或建筑的问题。”

与公共项目和城市标志性建筑相比，公租房更追求效率、功能性和实用性。小户型、高密度是设计的前提，同时，公租房还在住宅产业化、设计标准化、建筑形态等方面有诸多要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保障性住房只需满足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即可，但马岩松更希望将社区感和人的个性也在同一个住宅空间里体现出来，改变大众对居住的认知。

以此次的项目为例，其建筑平面呈Y字形，顶层退台式的设计又让建筑群形成高低错落的“山”形，打破了传统住宅楼“排排坐”的单调模式，丰富了城市天际线。楼与楼的连接组成半围合式空间，给人带来一种归属感。这种三岔式的楼型还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将走廊设置在北侧，避免了正北户型，让每个户型都有阳光照射的可能。马岩松将之称为“阳光权”：阳光面前，人人平等。

马岩松还提到，在欧洲和日本，很多有影响力的建筑师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住宅，相比之下，中国的建筑师涉及住宅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代表作。其中一个很大的误区是，一些人认为开发商知道住宅是什么样、市场是什么样，因此不需要建筑师。“如果建筑师认为建筑可以改良社会，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应该积极地参与到一些实践当中。”除了建筑师不断地回访实践结果并不断完善设计，社区的资金、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以及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或许更为重要，很多设计能否起到激活社区氛围、推动社会住宅多样化的作用，还有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