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互联方式，但它是否也给了人们更多的说谎机会？你可能会发短信给朋友，撒个无害的谎以便不去聚餐，可能会在约会档案上夸大自己的身高来让自己显得更有吸引力，也可能会在电子邮件里找个借口敷衍一下老板，以免伤了情面。

社会心理学家与传播学研究者长期以来所好奇的问题，不仅是哪些人说谎最多，还有人们在什么场合下说谎最多——亦即当面沟通或借助于别的某些通讯媒介。

一项2004年的重要研究率先考察了欺骗频率和技术的关系。自那时以来，我们的沟通手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电话打得少了，社交媒体消息发得多了——而我（指本文作者David Markowitz）希望弄清这些早期的研究结论如今是否依然牢靠。

欺骗与技术的因缘

2004年，传播学研究者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及其同事找到了28个学生，让他们汇报自己七天内的社会互动数量，包括面对面沟通、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学生还汇报了自己在特定类型的社会互动中的说谎次数。结果表明，学生在电话这种社会互动渠道里说谎最多，在电子邮件里则说谎最少。

这些发现与汉考克所称的“以特性为基础的模型（feature-based model）”相符。根据这一模型，一项技术的某些特定方面——人们能否无缝地往来沟通，信息是否是转瞬即逝的以及沟通者的距离远近——足以帮助我们预测出人们在什么场合下说谎最多。

在汉考克的研究中，说谎最多的社会互动形式皆与具有以下特性的技术紧密相关：电话。电子邮件里谎言最少的原因则在于，人们的沟通不是同步的（synchronous），且信息也会被记录。

重思汉考克的研究

在汉考克做研究的那个时代，有能力开设Facebook账号的只有极少数经过遴选的大学及其学生。iPhone还在其发展的较早阶段，属于一项昵称为“紫色计划（Project Purple）”的绝密工程。他的结论放到近20年以后将会是何等样貌？

在一项新的研究里，我招募了更多的被试者，考察的互动技术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共有250人记录了他们七天内的社会互动以及存在说谎现象的互动次数，包括面对面沟通、社交媒体、电话、短信、视频聊天和电子邮件。

和汉考克的研究一致，人们在具有以下特征的社交互动中说谎最多：媒介是同步的以及不留记录的，且传播者之间的距离甚远，归结起来也就是电话或视频聊天。人们在社交互动中通过电子邮件说谎的频率最低。颇有意思的是，不同沟通形式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被试者之间的差异——即人们自身的说谎倾向高低——比媒介之间的差异更能够预测欺骗率。

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人们的沟通手段已经今非昔比——而新冠疫情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但人们的说谎方式仍旧与以特性为基础的模型高度吻合。

这些结果指向若干种可能的解释，对于不同的媒介何以会导致不同的说谎率，也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加深理解。特定的媒介可能比其它媒介更能助长欺骗。某些媒介——电话与视频聊天——可能会让人们感到欺骗更易于实行或成本更低，就算被抓住了也不太会损害社会关系。

不同技术也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欺骗率，因为人们所运用的技术形式乃是和特定的社会关系相对应的。例如，人们可能只会以电子邮件与专业上的同事交流，而视频聊天则适用于更加个人化的关系。

被误解的技术

在我看来，有两个点很关键。

第一，不同媒介间的说谎率差异总体来说不大。一个人自身的说谎倾向比他究竟是用电子邮件还是用电话来说谎更加重要。

第二，说谎率总体而言很低，多数人都是诚实的——这一预设和默认真话理论（truth-default theory）相契合，该理论主张人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说真话，人群中说谎成性的人是极少的。

2004年以来，社交媒体已成为人际互动的主要场所。但一种常见的误解也广为流传，那就是借助于互联网或技术来沟通与面对面沟通是对立的，对社会互动的数量与品质均有不利。

人们通常相信，单单是我们运用技术来互动这一点，就足以让真诚变得更加难得，且用户也得不到好的体验。这种感知不仅误入歧途，也得不到经验证据的支持。那种认为数字时代说谎已经泛滥成灾的信念，和数据是不相符的。

（作者David Markowitz系俄勒冈大学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助理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