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关注19世纪的环境史家和学者，我（指本文作者Aaron Sachs）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过往如何能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的危机——尤其是气候变迁。

1800年代也有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例如亨利·戴维·梭罗赞颂野性的名著《瓦尔登湖》以及生态学的兴起，后者乃是专研依赖系统（interdependence）的科学。“我们或许都在同一张网里，”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本上也有这样的随想。

但我所提名的迄今为止最有帮助的“气候宝鉴”可能会令读者感到意外：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

《白鲸》出版于170年前的11月，是一部有关出海捕鲸生活的史诗式小说，它并不以实用价值而著称，除非你正在找寻诸如怎样擦洗甲板或是捕猎深海生物之类的小贴士。另外，我也绝对无意让大家都回到烧鲸油的时代。

《白鲸》在当下之所以如此应景，是因为它大力倡导团结和坚韧。这些都是各个社会在应对气候变迁的巨大威胁时所需培养的品质。这部小说并没有直接给出什么教导，但它也确实在提醒读者：我们起码还可以相互鼓劲，哪怕彼此都身处漩涡之中。

海里的存在主义者

气候变迁涉及到人类难以理解的时间尺度和行星系统。但与此同时，它又不过是人类给自己招来的又一次挑战，其导因则是各方面的社会失灵（societal failings）。

以此观之，将气候变迁视作某种古已有之的、使存在主义易于生根发芽的危机，可能比视其为全新的“生存威胁”要更有教益一些。根据学者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说法，存在主义是关乎“恐惧、绝望、死亡与无畏”的哲学，其基本理念是承认你的道路荆棘密布、前途未卜，但依旧坚持前行。

《白鲸》显然极富存在主义色彩，虽然它的问世比存在主义这一术语的诞生要早将近一百年。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诺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就公开承认，梅尔维尔对自己而言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行者。而《白鲸》里的两名主角也是近乎于完美的存在主义者：叙述者以实玛利和他的朋友、来自假想的科科伏柯岛的鱼叉手魁魁格。

在故事开始处，以实玛利就明确地表现出他对人类境况之恐怖性的痴迷。他饱受抑郁困扰、易怒乃至于有自杀倾向：“这是我灵魂中的一个潮湿而多雨的十一月，”他在第一页就这样说道，并且他发现自己“会在棺材仓库前停下脚步”。他憎恨现代纽约人“绑在柜台上，钉在长椅上，紧抓办公桌”的日常生活，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出海。

当然，他也很快就在开阔的水域尝到了濒死的滋味。他和几个船员在暴风的干扰下未能控制住他们追捕的那只鲸鱼。魁魁格用他们仅有的一盏暗淡的灯发出信号，“在绝望中无望地抱着希望。”

获救后不久，以实玛利就找到了最有经验的船员，确认了这种事情几乎随时都在发生，然后便下到船舱里，在魁魁格的见证下“草拟了自己的遗嘱”。“整个宇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以他为代价的“巨大的恶作剧”，但他也发现自己可以在荒谬之中依然保持微笑：“那么，我想，下意识地卷起夫拉克（frock，一种流行于17-18世纪欧洲的男装，为燕尾服的前身——译注）的袖子，就此平静而专注地沉潜在死亡与毁灭之中。”

无人之岛

《白鲸》一再迫使读者直面绝望。但阅读它的过程却并不因此而趋于阴暗，也不至于令人麻木——原因部分地在于梅尔维尔自己就是一位可靠的搭档，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透出一种强大的同伴之谊。

文学评论家杰弗里·桑本（Geoffrey Sanborn）曾指出，梅尔维尔写作《白鲸》就是为了“让你的心灵成为一个更有趣以及更富愉悦感的地方”。“它关乎努力，”桑本写道，“……在你的意识最深处去感受，此刻你至少暂时是不孤独的。”

在展开他的命运之旅前，以实玛利在捕鲸人教堂（Whaleman’s Chapel）注意到，“每个沉默的崇拜者似乎都故意不和别人坐在一起，好像每一份沉默的悲伤都是孤立且无法传达的。”但在这些人登上他的船以后，他却发现所有船员突然“融为了一体”，这要归功于他们共同的目标感和对前路之危险的认识。他在抹香鲸的“广大群体”中看到了同样的团结，俨然“它们当中的众多国家业已立下庄严的同盟和誓约以谋求互助与防卫”。

眼下全球各国正需要这种互联感（sense of interconnectedness）。在11月初刚拿起《白鲸》这本书时，我几乎立刻就想到了当时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迁会谈——以及魁魁格的小岛之家。我又很快地联想到，鱼叉手乃是绝妙的象征，恰好可以代表一个面临海平面上升之威胁的国家。

“这是一个相互的、股份制一般的世界，每个节点都是如此，”以实玛利如此设想魁魁格在小说里某处的发言。“我们食人族必须帮助那些基督徒。”这句话颇有震撼性，也凸显出梅尔维尔本人的见解：魁魁格被书中许多人物视为“异端分子”，实则是其中最讲道德的角色。

但格拉斯哥的情况就不妙了，富国对相互援助之需要的认识还不够。尽管它们不成比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大程度上就是穷国不成比例的痛苦的根源，而它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渡过难关的资金也远远低于所需——这说到底会反噬到每个国家身上。

《白鲸》的真正内核在于魁魁格与以实玛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二人的命运彼此交织，魁魁格是以实玛利“不可分离的双胞胎兄弟”。在某个场景里，鱼叉手（指魁魁格）悬在水面上，身上有一条绳索与以实玛利相连，如此一来“要是魁魁格运气不好没能再浮上来”，我们的叙述者也将随之跌入海中。

在小说结尾处，所有捕鲸人都落海丧生了，只有以实玛利活了下来。救下这位叙述者的，正好是魁魁格自己为自己雕刻的棺材，这副棺材后来又被交给大副，以替代一只遗失的救生圈。《白鲸》有许多地方都难免含糊，但其象征意义依旧明了：将死亡纳入考量并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这一古老的求生之道。

魁魁格所受的教养令他能直面现实生活最艰难的一面。以实玛利就饱含敬意地提到，这位鱼叉手“没有文明人的虚伪和不动声色的欺瞒”，也没有抵赖的习性。他非常享受给自己雕刻棺材的过程，在躺进棺材里测试其是否合身时，他还发着致命的高烧，但却表现出一副全然“镇定的面貌”。“它会派上用场的，”他喃喃自语道；“没什么大不了的。”

面对恐惧时的存在主义决心、敢于牺牲以及谨慎周到的远见，正是魁魁格的过人之处。这也许能带来一些启发。应对气候变迁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些宣布要拯救地球的抽象禁令，它关乎承认相互依赖性和共同性（commonality）以及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它关乎怎样报答魁魁格的眷顾。

本文作者Aaron Sachs系康奈尔大学历史与美国研究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