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79年到2019年，推动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四十年历程的大概有三代人。这三代人投身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以此来积极介入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他们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取向和对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解，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精神气质，回应了时代关切。而当这种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平衡逐渐失去时，出现的将是“另一种社会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是对一个时代致敬，也是向一个时代告别。

《学人、学科与时代》

文 | 王小章（《读书》2021年12期新刊）

自一九五二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取缔，继而一九五七年谋求“恢复社会学”的努力失败之后，“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社会学才又在邓小平“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中开始重建的历程。可以说，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的进程，完全应和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撬动的中国社会变迁的节奏与律动，或者说，社会学重建和发展的进程，本身即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一个表征，而参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就是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就此而言，由中国社会学重建四十年的全程亲历者周晓虹主编的《重建中国社会学——四十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一九七九——二〇一九）》（以下简称《重建》，引该书只注页码），以“个人口述”展示的四十位社会学人的个人史，如果仅停留于个人层面，可能如主编所说只是“历史的补白”，但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就不仅仅是“历史的补白”，更是中国社会四十年历史的一种生动的呈现。而阅读《重建》给笔者最强烈的感受，则是置身于巨变时代的那些以变革参与者自任的社会学人们，与变革时代中重建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精神气质之间那种血肉联系。

一

直接参与《重建》之“口述实录”的四十位社会学人大体可以分为两代人，但是通过《重建》，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推动和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四十年历程的三代人的身影。那已经成为逝者、进入历史的第一代，虽然已无法现身自述，却时时鲜活地现身在第二代、第三代的追忆之中。这第一代人就是费孝通、雷洁琼、陈道、林耀华、吴泽霖、王康、袁方、杨庆堃等。这一代学人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完成自己的学术训练并成名，或至少已在学界崭露头角。

而就其对中国社会学四十年重建的贡献和影响而言，费孝通和海外的杨庆堃可谓其中的代表。费孝通先生无疑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灵魂人物，他作为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主帅而为学科所做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其自身的研究实践给中国社会学打上的深深烙印，在社会学界早已为人所共知、共仰。相形之下，《重建》所披露的杨庆堃先生为中国社会学重建所做的贡献则让人有另一种感佩。据费先生回忆，一九七九年，他在美国见到杨先生，向他提到重建中国社会学所面临的困难：

“他替我出主意，做了一个计划，他说第一步，要培养一批能教社会学的人……怎么样去培养一批人呢？便宜的方法是我们借助他打下的基础，在香港地区、在美国打下的社会学的基础。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匹兹堡大学，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我听他的建议，回来之后想出各种办法来。在八十年代我们开始办第一、二期讲习班。没有他的帮助，我当时的起步不可能那么快。”（25页，注2）

费先生在此提到“借助他打下的基础”，隐含的意思即，还在中国的社会学全面停顿的年代，杨先生即在为她的恢复重建默默而有意识地在海外做着准备工作。这一点，在金耀基、李沛良等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印证。据金耀基回忆，杨庆堃不仅给了费先生最早、最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是他主动找的费先生，并且，正是“由于杨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成了帮助内地重建社会学的桥头堡”（26页）。李沛良的回忆更明确地指出，杨庆堃一直盼望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而他自己，则是作为“一枚棋子”于一九六五年被杨庆堃安排到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杨庆堃当时对他说：“你来匹兹堡大学，我给你奖学金。我为什么要给你奖学金去念书？你是我心目中的棋子，我不是为你，我是要把你当棋子，回来后帮助中大建立社会学系。把社会学系作为基地，以后帮助内地恢复社会学系。所以你一定要成功，你是背水一战。”（42页）须知，这可是在“文革”的雷声已在远处天际隐隐滚动的一九六五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回忆，这话恐怕很难让人置信。而李沛良后来也果然不负所望。据苏国勋的回忆，在一九八〇年暑期举办的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上，担任老师的主要就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以及同样主要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以李沛良为首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几名华人教授”（690页）。

活跃于《重建》中的第二代学人包括大陆的陆学艺、郑杭生、苏驼、莎莲香、杨心恒以及港台和海外的金耀基、李沛良、杨国枢、叶启政、林南等。这一代学人基本上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陆恢复社会学时，他们正值壮年。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进程中，如果说，以费孝通、杨庆堃为代表的第一代发挥的是拿主意、画图纸的筹划设计的作用，那么，这第二代则担当了具体组织实施的任务。这当中，内地、港台和海外的学者在所发挥的作用上又略有分别。由于知识断代的原因，内地的第二代主要起到的是组织搭台的作用，特别是在恢复的初期。比如苏驼先生，也许现在即使学社会学的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苏驼了，但他作为号称“中国社会学之黄埔军校”的南开社会学讲习班“班主任”，以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对于中国社会学之恢复重建所起的组织推动作用和影响，恐怕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学讲习班原本是想办在北大的，如果不是因为北大担心政治风险，如果不是以苏驼为代表的一些南开任事者的见识勇气，恐怕也就没有南开社会学讲习班。

除了苏驼，像陆学艺先生、郑杭生先生更是于社会学最初的恢复期过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扮演了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具体组织者的角色，同时，也以各自的研究实际引领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内地学者的作用有所不同，港台和海外的第二代学人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担任各种讲习班（包括最著名的南开社会学讲习班）的老师而扮演了社会学知识最初传播者以及内地和海外社会学学术交流中介者的角色。其中就包括杨庆堃所布下之“棋子”，当然，更多的是虽非杨先生的“棋局”中人，但同样热切地关心并主动助力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的学人，如林南、杨国枢、叶启政、杨中芳等。

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四十年历程的第三代学人构成了《重建》一书的主体，占据了四十位直接口述者中的三十三位。如果说，第一、第二代学人是中国社会学的拓荒者，那么，这一代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学园地的主要耕耘者。除了少数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这一代学人大都出生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属于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新三届”。他们对自己所投身的学术工作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中间有不少借用韦伯的“以学术为业”而将社会学称作自己的“志业”。从他们的口述中还可以发现，这一代学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在求学的本科阶段一开始就是学社会学的，而都是后来由于各种机缘转入社会学领域。这当然与他们进入大学时内地高校还没有社会学本科专业有关，不过另一方面，这可能反而使他们对社会学有一种超越于刚恢复高考时常见的“不管什么专业，能上大学就行”的选择的自觉，从而一旦进入了社会学这个园地，便耕耘不辍，一直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各路中坚，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担纲者，塑造和体现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性格和风貌。

二

在谈到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研究时，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指出，美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都是非常关心冲突问题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并自觉地以改革者的角色发表和倾听自己的言说。但是，到以帕森斯为代表的那一代，大多数社会学家已不再把自己视为改革者，也不再让自己面对改革的听众，他们只让自己面对纯学术的、专业的听众，或者试图在官僚机构的决策者中找到自己的赏识者，于是，他们不再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冲突问题，而将主要注意力放在调适的问题上，放在如何维持现存的结构和保证它们顺利运行的途径和手段上，老一辈社会学家论证结构改变必要性的地方，新一辈则讨论个人对特定结构的适应。科塞的分析虽然是针对冲突研究而言，但从中可以看到，学人的角色担当，直接左右着学科的关怀，进而影响着学科的精神气质。

如上所述，在中国社会学重建四十年的风云岁月中，活跃着三代学人的身影。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人生阅历不同，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但在有一点上，三代学人却惊人地一致。那就是，他们都自觉地以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介入者、推动者自任，把投身于社会学，理解为投身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早在社会学恢复之初，费孝通即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并且在一九八〇年暑期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的第一节课上，开宗明义以“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为题，讲述了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根本宗旨。港台学人如金耀基也认为，社会学必须要回应时代发展的中心问题，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完成中国的现代化”（24页）。至于那些自踏上学术之路即自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特别是国家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代学人，更是把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介入现实变革、切实地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视作自己的使命，正是这个时代、这群学人形塑了中国社会学积极介入变革进程的实践取向这一突出的性格，或者说精神气质。

说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性格或精神气质，一直以来有不少说法。最常见的，就是认为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调查和应用研究或者说对具体问题的回应，而轻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知识追求和理论建构。如果把西方社会学的知识形态看作标准形态，那么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说到底，终究是似是而非的，且有将基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对立之嫌。中国社会学只是强调理论的抽象与建设必须建基于扎实经验，并能回到经验与实践。以费孝通而言，无论是其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重建》《乡土中国》，还是晚年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期间的《小城镇大问题》以及关于各种发展“模式”的研究，都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意蕴。第二、三代社会学人中，更有许多人表现出非常自觉的理论追求，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概念，包括社会运行论、社会互构论（郑杭生），“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李培林），“儒法国家”（赵鼎新），“关系社会学”（边燕杰），“文化反哺”（周晓虹）等。实际上，有两种理论思维、理论建构的路径取向，一种是从既有的理论概念或体系中推演出理论假设，再针对假设构思经验验证的技术方法；一种则是以现实问题、实践经验为根据总结形成理论假设，再以经验调查或实践来进一步验证假设。中国社会学所体现的正是第二种路径。在这种路径下，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紧密结合，共同服务，也服从于现实实践。所以，既不是重调查，也不是轻理论，而是“问题导向”的强烈实践取向，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格。

三

几乎所有参与《重建》之“口述实录”的学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从根本上说是与上述中国社会学的实践取向紧密相关的。社会学的研究要切实有效地服务和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首先必须切实地认识把握中国社会，提供关于中国自身社会结构和运行的真实知识。而社会学发源于现代西方社会，因而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知识体系，不能直接用来认识、理解具有自身特殊性格的中国社会（文化）。即使一些概念是很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如阶级、阶层的概念，但也无法原封不动地用西方学者研究特定时期之西方社会而得出的阶级、阶层理论，哪怕是马克思的理论，来直接套用到中国社会之上。就此而言，社会学要在中国真正成为一门能“经世致用”的实践性科学，必须经历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这一点，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人的基本共识。

不过，本土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问题。其核心关切，说到底实际上在于如何认识、把握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社会学与世界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因为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因此，社会学必须经过一个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但是，这是一种怎样的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还是冲突于普遍性或否定普遍性的特殊性？按照前者，则无疑要肯定中国社会像任何一个在具体的自然和历史环境中形成发展的特定社会一样，具有自身特殊的性格特征。不过，这种“中国特殊论”在肯定、关注并研究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的同时，并不否定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之上，还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追求和捍卫的、基本一致的普遍价值，不否定人类社会存在普遍的发展方向。后一种关于中国特殊性的观点则与之相反。由此，这种“中国特殊论”所肯定的不再是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性，而是否定普遍性的绝对的特殊性。若按这一种观点，则“中国化”的社会学必将落入李培林所说的学术“陷阱”：“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或者如苏国勋所担忧的那样：“把‘本土化’和普遍的东西对立起来，用所谓‘本土’的东西来否定普遍的东西。”（703页）而按第一种观点，则中国社会学在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必须也必然关注人类社会，就如边燕杰说的那样，不是“只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更是“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1015页）。可以说，《重建》中绝大多数谈及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的学人，基本上也都持这一种观点。张静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下述态度，代表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界的立场：

“如果说，本土化是指要研究中国社会，关心中国问题，那我是支持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当然我们也要关心世界……如果本土化是说我们要想全世界的学界同人和人民述说中国社会，我也是同意的。但如果说本土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独立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属于中国的社会学，而且这个社会学只能研究中国问题，这样限定一个地盘、一个立场、一个学科，那我是不支持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其他知识进行交流，结果只能使自己停滞。”（859页）

就此而言，本土化或中国化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开放、变革、进取的精神意识。它是要让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向普遍的人类社会开放，并参照人类普遍性来观照审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进而揭示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应然方向，探索走向这个方向的“中国道路”。因此，说到底，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体现的，还是中国社会学积极介入现实变革的实践气质。　　

四

学者常常会有两种关怀，一是学术关怀，一般体现为对于他所从事的这门学科的投入；一是现实关怀，常体现为对于他生息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这两种关怀的关系，来认识、理解一个学者或学者群体。在有的学者那里，这两者会显得比较平衡并统一，比如在涂尔干那里；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则会比较强烈地感到两者之间的紧张，比如在韦伯那里。当呈现后面这种情形时，为了避免被那种紧张所撕裂，有的学者会选择在自己的行动中自觉而严格地将这两种关怀分开，比如韦伯；当然，有的学者则也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淡化甚至放弃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从前面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实践性格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在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人身上，这两种关怀呈现出高度的平衡和统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们这里，对现实的关怀是一种有着特定倾向和明确态度的关怀，即对于现实社会之变革的关怀，这自然又与变革本身改变了他们自身的命运有关。变革的时代给与他们的生命经历，使得对于他们来说，投身于社会学，乃是投身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也正因此，在他们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议论中，体现现实关怀的“变革中国”与体现学术关怀的“变革社会学”才会成为一体两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天还是中国社会学之中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开始逐步退出各种学术机构和团体，情况似乎正在开始发生改变。人类学者项飙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认为知青背景的学者（本文所说的第三代学人）在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他们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相关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推动改革。但是，至少从社会学界看，这样一个学术实践的“知青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虽然，知青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结束或影响的削弱，但“以他们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立项，以争取资金、争取认可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化操作，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

年轻一代学者基本上已完全被吸收进体制，他们所接受的完整的正规教育使他们的学术显得规范、精致，但往往缺乏深切的经验质感。就像周雪光所担忧的那样，“现在学术界的一个危险是，学者可以对现实世界一点不了解，只要有好的方法、好的理论、好的数据，就能做出好的研究”，于是，“年轻学者没有我们当年这样的经历，更多的是通过数据模型来认识社会”（1128页）。与此相应，上一辈学人身上那种学术关怀与具有自己的特定倾向和明确态度的现实关怀之间的紧密结合不见了，年轻一代学者基本已不再在其学术实践中寄托他们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关怀，或者说，其所谓现实关怀，也就是操作“封闭的‘智库’咨询”和“命题作文”，而没有自己立场和态度的关怀，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关怀。

时代不同了，时代中的学术，特别是像社会学这样的学术，能不变吗？李培林说，他们这一代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让年轻一代尽早走上舞台”（355页），不过，年轻一代带上舞台的，将是另一种气质的社会学，那是“新时代”的社会学。就此而言，《重建》既是向一个时代的致敬，也是向一个时代的告别。读罢掩卷，难免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