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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极地变暖,当天气极端:同一个地球同一条船 | 2021全球环境事件盘点

只有正视和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才能找到改变的希望和行动的方向。

当地时间2021年8月22日,实拍北极地区弗朗茨·约瑟夫群岛景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人类离开后,地球会变成什么样?

这不是一个科幻情境下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现实世界开始关心的问题。自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以来,人们的出行明显减少,跨境交通和旅游也受到限制,一时间,整个世界安静下来。在今年4月上映的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中,我们有幸窥见过去一年地球发生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沉寂的城市传来鸟鸣、鲸鱼有了新的沟通方式、水豚出没于南美洲郊区、企鹅和海龟迎来了育儿潮……即使是足不出户的人也明显感到了变化——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印度,一位男子惊讶地发现,天空中的雾霾竟自动散去,露出了一直藏在背后的喜马拉雅山脉。

这些现象让很多人开始相信,人类行为的改变的确会给自然带来影响。今年四月,一群云南野象集体北迁的事件引起了大众的关注。最初的40天里,象群闯入元江县、石屏县的村庄,破坏了800多亩农作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保驾护航”下,象群一路畅通无阻探索新栖息地并安全南返,沿途未造成人象伤亡。此举为减少人象冲突提供了保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云南野象群暂停迁徙,小象挤在大象中间睡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事实上,几千年前大象曾经遍布中国各地,但由于与人类的持久搏斗,它们渐渐向南部和西部撤退。学者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指出,大象“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在这一背景下,云南象群北迁的事件格外有意义。正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珀看到的,它说明人类可以使生态得到修复,大象的栖息地不再遭到挤压,野生动物能更好地繁衍生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本质上,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学家认为,随着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栖息地退化,野生动物被迫与人类住区有越来越多的接触,它们机体中的病原体越来越容易感染家畜和人类,不仅可能加速病毒的进化,还会导致疾病多样化。据统计,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疾病来自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包括动物传播的疾病(如新冠病毒)、气候变化以及接触污染物和有毒化学品。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言,“人类正在向大自然发动战争。这是毫无意义的自杀行为。我们鲁莽行为的后果已经从人类的苦难、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地球上生命的加速侵蚀中体现出来。”

在与环境相关的种种问题中,全球变暖仍处于核心位置。研究显示,尽管新冠疫情造成的封锁使全球在过去一年的新增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却无法扭转气候加速恶化的趋势。从北极创纪录的高温到美国和加拿大持续的热浪,从西伯利亚肆虐的野火到中国与德国几乎同时突发的洪水,2021年的世界并不平静。

在2021年度这最后一篇盘点文章中,我们将从极端天气、碳排放与能源转型、海洋环境、土壤退化与粮食危机、气候变化与人道主义危机五个方面回顾2021年环境领域的重要事件。它们之中或许有很多都指向了一个更加破碎的未来,但只有正视和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才能找到改变的希望和行动的方向。

一、极端天气

相比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北极的原始环境对于全球变暖尤其敏感,升温速度可达到全球平均速度的两倍,因此北极可以看做是全球气候恶化的警报器。就在这个月,世界气象组织(WMO)证实北极地区在2020年6月创下了38℃的最高温度纪录,这一结果令科学家相当不安。正如WMO所说,38℃“更适合地中海而不是北极”,但事实是,在2020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北极西伯利亚的平均温度比正常温度高出了10℃。

如此明显的变暖趋势也影响到了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冰盖:位于海拔3216米的冰盖最高点的气温极少会超过0℃,但在今年8月14日,这里的温度不仅在0℃以上持续了数个小时,还下了一场雨。这是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格陵兰岛峰顶首次出现降雨(而非降雪)现象,从14日到16日,当地降雨量约为70亿吨,这些落在冰盖表面的雨水进一步加速了冰盖的融化。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的分析显示,冰盖融化范围在8月14日达到峰值87.2万平方公里,15日下降到75.4万平方公里,冰盖表面质量损失为8月中旬平均值的7倍。

北极地区突破记录的高温并非独立现象。今年6月以来,北半球多地都经历了异常炎热的夏季天气,包括北非、阿拉伯半岛、东欧、伊朗和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区的气温超过了45℃,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气温超过了50℃。俄罗斯西部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异常高温,意大利西西里岛则创下了48.8℃的欧洲最高气温记录。最严重的莫过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异常高温导致当地猝死率激增,因高温相关疾病和紧急呼叫就医的人数急剧增加。其中,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西部省份多个城市的气温都远高于40℃,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小镇利顿(Lytton)创下了49.6ºC的加拿大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在这之后不久,小镇被一场突发的野火吞噬。

今年8月,加拿大不连颠哥伦比亚省利顿,当地山火持续,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学家普遍认为,北半球的极端炎热天气是热浪蔓延导致的。世界天气归因组织(WWA)指出,今年太平洋西北地区发生的热浪与缓慢移动的强高压系统有关,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热穹顶”(heat dome)。高压系统迫使温暖干燥的空气向下流动,这种力量阻止了地面附近的空气上升,下沉的空气进一步吸收并加热近地表空气,与两侧的低压形成一个像帽子一样的“热穹顶”,将高温都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没有上升的空气就不会有降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团热空气变得更热。

研究人员分析称,今年的热浪现象如此极端,可以说是“千年一遇”。这在没有人为造成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发生,由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引起的气候变化使热浪“发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了150倍”。WMO进一步指出,美国和加拿大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热浪与整个北半球不寻常的天气模式一致,夏季的这种大规模扰动很可能与北极变暖和海洋中的热量积累存在关联。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此类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更加频繁,且更具破坏性。

在6月的热浪过后,北半球多地迎来了野火季节,野火在西伯利亚、北美、地中海东部和中部以及北非肆虐。据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CAMS)统计,今年世界各地由于野火造成的碳排放约有1760兆吨。其中,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针叶林受野火侵袭最为严重,大火摧毁了超过1816万公顷的森林,创下了俄罗斯本世纪以来的最高记录,野火燃烧的烟雾一度从西伯利亚的萨哈共和国(雅库特)蔓延3000多公里到达北极。美国西部的火势也相当严峻,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NIFC)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全国共发生58288起野火,烧毁了超过780万英亩的土地,最严重的一场火灾是加州7月爆发的迪克西大火(Dixie Fire),烧毁了超过96万英亩的土地。从历史数据来看,85%的野火都是由无人看管的篝火、废墟和农田燃烧、电线或纵火等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天气因素也会显著影响野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长时间的干旱会延长野火季节,使火灾更有可能发生,此外,高温和低湿度会使植被迅速变干,成为潜在的燃料。

2021年8月6日,数百场森林大火释放出的巨大、浓密且刺鼻的浓烟覆盖了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图片来源:美国宇航局

与大范围肆虐的野火相对,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西欧国家在7月14日至15日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强降雨,并遭到了特大洪水的重创。仅在两天内,该地区降下了正常情况下两个月的降雨量,洪灾则集中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卢森堡和默兹河及其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一些沿线支流。WWA称,这样的极端天气在西欧地区是400年一遇的事件。洪水导致德国至少184人死亡,比利时38人死亡,大量包括房屋、高速公路、铁路和桥梁在内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一些灾区因道路和通信被切断而无法采取疏散和应急响应。几天之后,中国河南于7月20日遭遇了同样罕见而致命的特大暴雨。河南郑州、新乡、开封、周口、洛阳等地共有10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相当于在短短三天内向河南倾倒了一年的降雨,多地的防洪设施完全被淹没,洪涝灾害最终导致超过300人遇难、50人失踪。

西欧与中国的两起极端降雨和洪灾虽然相距数千公里,却并非毫无关联。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称,欧洲西部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地表空气含有更多水分。大气温度越高、持水能力就越强;由于全球变暖,大气里保持了更多的水分。当满足降水条件时,就会导致更强的降水。此外,气候变暖也影响了季风系统,出现了高速气流(Jet Stream)——一种环绕地球流动的持续气流。中欧上空有一个低气压场,本该自西向东移动,但由于气候变暖它没有移动,而是在欧洲上空徘徊了更长时间,并带来急剧的暴雨。

这两起事件也凸显了人口稠密地区在遭受灾难性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时的脆弱性。但专家指出,就如此极端的灾害而言,技术上的改善——例如提高建筑物的恢复力、抬高河岸堤坝和改善排水系统等措施——本身不太可能彻底避免严重洪水的影响。作为最后手段,我们必须尽快改进预警系统,至少要确保在灾难到来前,人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

二、碳排放与能源转型

无论是热浪、野火还是洪水,这些极端天气都被证实与全球变暖加剧有直接关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今年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科学家们近50年来一直在观测地球上每个区域和整个气候系统的变化,他们认为“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这一结论已非常明确,越来越多因人类影响而产生的极端变化(如热浪、强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得到了证实。气候变化的许多特征直接取决于全球升温的水平。IPCC预估,在未来几十年里,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全球升温1.5℃,热浪将增加,并增加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在全球升温2℃时,极端高温将更频繁地达到农业和健康的临界耐受阈值,对人类的生计和生命以及生态环境带来广泛而严重的威胁。

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其中大部分是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对海洋、冰原和全球海平面等造成的变化在数百到数千年内是不可逆转的。为了抑制未来气候变化,各国必须推行“净零排放”,并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2015年的《巴黎协定》正是为此而制定的,全球超过190个成员国参与其中,承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巴黎协定》还要求各国自愿做出减排承诺,即国家自主贡献(NDC),每五年更新一次。然而,在过去的五年,许多国家的净零计划含糊不清,多数尚不完整,且与其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不一致。加之美国在中途退出《巴黎协定》,全球能否兑现承诺被画上了问号。

好在,美国在今年年初宣布重返《巴黎协定》。而坏消息是,根据WMO在今年10月发布的新报告,尽管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放缓使过去一年的新增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对大气中总体温室气体水平及其增长率没有明显影响。按照目前温室气体浓度的增长速度,1.5℃的升温幅度在2030年前就会被突破,而到本世纪末,温度将升高至少3℃。今年11月于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第二十六届缔约方会议(COP26)正值各国复盘并更新减排计划的关键时刻,因而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它决定了全球能否把握2030年前的“最后窗口期”——各国必须付出更大努力,在未来十年把排放量减半,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才能确保将升温控制在1.5℃的目标不落空。

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家绘制壁画迎接COP26召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么,COP26在减排等气候行动上取得了哪些新成果?

根据会议最终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有国家都将在2022年重新审视并加强2030年排放目标,以使全球努力向1.5℃的升温控制目标靠拢。目前已有153个国家提出了全新的或更新的减排目标,其中,美国和英国都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中国在2020年就已宣布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原先一直拒绝净零承诺,此次也宣布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些目标覆盖了全球约80%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实现它们,COP26还推动了一系列承诺,包括远离煤电、停止和逆转毁林、减少甲烷排放、以及加快向电动汽车的转型。

在天然气、煤炭、石油这三种化石燃料中,煤炭最为低效高碳,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大因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四分之一来自燃煤发电。燃煤发电还会产生有毒气体,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公约》呼吁各国停止新建并淘汰现有的燃煤电厂,扩大清洁能源的规模,并要求各缔约方“逐步减少煤电,并终止化石燃料补贴”。这是气候大会历史上首次通过谈判将化石燃料相关内容写入大会的最终协议文件,尽管草案中的“逐步淘汰”这一措辞在最后一刻被改为“逐步减少”,明显削减了行动的力度,不过依然有65个国家已承诺逐步淘汰煤炭;34个国家和5个公共金融机构承诺在2022年底前结束对未减排的国际化石燃料能源的直接公共支持;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共和慈善资金被筹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清洁能源的规模,实现从煤炭转型——这些都是巨大的飞跃。

美国阿拉巴马州,蒸汽从米勒燃煤发电厂升起。2020年这家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370万辆汽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有关减排的重大讨论大多集中在二氧化碳上,却忽略了甲烷的影响。大部分甲烷排放来自石油、天然气、废品以及农业。在COP26上,100多个国家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到2030年减少30%的全球甲烷排放,这将为升温控制在1.5℃发挥关键作用。

另一项具有意义的成果是,《公约》在气候融资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就承诺从2020年到2025年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排放,但这笔资金至今仍未完全到位。在COP26上,这一目标再次被确定为《公约》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承诺最晚于2023年实现1000亿美元的融资,并在2025年前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会场内,环保人士抗议发达国家没有兑现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足以令人满意。在许多气候活动家看来,为期两周的COP26只是发出了更多噪音,迈出的步伐还远远不够,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甚至将COP26称为“全球北方漂绿节”。《公约》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解决每个国家在未来十年内应减排多少和以何等速度减排这一关键问题,换言之,此次大会并没有为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以内制定一条明确的道路。就连COP26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也不得不承认,《公约》只是让“升温不超过1.5℃的目标没有落空”,而且“它的脉搏微弱”,一切仍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将承诺转化为快速行动。

另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富裕国家将做多少来帮助脆弱国家免受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前者过去承诺的融资迟迟未能到位,这次会议不过是将已有的承诺继续向后拖延了几年,对于正处于危机中的人而言,每一刻等待都生死攸关。正如马尔代夫首席谈判代表阿米纳特·肖纳(Aminath Shauna)所说:

“这是一个渐进的步骤,但不符合所需的进展。对马尔代夫来说,承诺太过遥远。这项协议没有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的家园不过是谈判文本中的一行表述,其将继续处于危险之中,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有能力的国家决定何时采取行动、拯救像我们这样没有选择的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公约》时说:“这份协议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利益、矛盾和政治意愿。”然而,考虑到各国的分歧和国内现实情况,大多数国家承认达成的《公约》已经是“最平衡”、“最不坏”的结果。

三、海洋环境

在看似远离人类生活核心区域的海洋,人为造成的环境破坏却无处不在,这些破坏正在反过来侵蚀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

今年,海洋环境方面最受争议的事件无疑是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海啸,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系统,造成三个反应堆的堆芯熔毁。所谓的“核废水”就是为了冷却核燃料废弃物所产生的污水,目前,这些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水被储存在大约1000个储水罐中,总量超过100万吨,而储水罐预计2022年秋天将达到容量上限。日本政府和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今年4月宣布,计划从2023年春季开始,逐步向大海中排放经过处理的核废水,以便可以腾出空间来处理其他设施、推进核电站退役计划。

按照日方说法,排入海中的核废水都会经过“高级液体处理系统” (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ALPS)进行处理,ALSP装置可以去除水中几乎所有放射性元素,例如锶和铯,唯一难以去除的是氚,但低浓度的氚水不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总干事格罗西认为日本的解决方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符合国际惯例”,并准备“为监测和审查该计划的安全和透明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他同时提到,应该用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的方式,处置这些需要被处理的水。而这一举措公布后,日本当地渔业部门以及邻国中国、韩国的都表示强烈反对。一些环保组织和观察者也对ALSP的处理技术抱有质疑。

2021年4月,日本福岛多个市民团体在县政府前集会,对排放核废水入海表示抗议,示威者高举“勿排放入海”“民众不支持该决定”的标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研究显示,人类在陆地上的活动是海洋污染的最大来源,每年都有大量垃圾流入海中,其中塑料占所有海洋垃圾的85%。这些垃圾包括沿海岸线倾倒的固体废物、海滩上散落的垃圾和船只碎片等,人类的航运活动以及在过程中丢弃的渔具和倾倒的废物也是海洋污染的重要组成。联合国预计,如果不采取行动,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将从2016年的约1100万吨增加到2040年的约2900万吨。

目前,所有的海洋生物——从浮游生物和贝类,到海鸟、海龟,再到哺乳动物——都面临着塑料中毒、行为紊乱、饥饿和窒息的风险;珊瑚、红树林和海草也因为被塑料垃圾覆盖而无法获得充足光照,并进一步导致海水环境缺氧。加之释放到大气中的碳正在推动海洋变暖和酸化,导致生态系统进一步被破坏,全球海洋中的“死区”数量已从2008年的400多个增加到2019年的约700个,几乎翻了一番。这些风险都敦促我们立即减少不必要的塑料使用,加快向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转型。

近两年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包括手套和口罩在内的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需求大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海洋中的塑料污染问题。有研究表明,海洋中由于新冠疫情产生的塑料垃圾已多达25900吨,相当于将2000多辆双层巴士倾倒入海。这些管理不善的医疗塑料垃圾大大超出了各国妥善处理的能力,其中有46%来自亚洲,因为那里的人戴口罩的比例很高,87.4%来自医院而非个人。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中长距离漂流,给野生动物带来生命威胁——在荷兰莱顿的运河中,人们已经发现第一例被困在医用手套中的鱼;在巴西,人们在一只死去的麦哲伦企鹅的胃里找到了一个防尘口罩。科学家们预测,到本世纪末,几乎所有与新冠相关的塑料都会出现在海床或海滩上。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未来的医疗废物管理或将成为全球面临的新挑战。

四、土壤退化与粮食危机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防控封锁措施造成的经济困难加剧了脆弱经济体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再加上局部武装冲突、极端天气等因素,全球粮食危机已迫在眉睫。《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55个国家(地区)陷入粮食不安全状况,需要紧急生活援助和生计救助的人数达到了五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至少有1.55亿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境地,这一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约2000万,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身处非洲大陆。最严重的十个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也门、阿富汗、叙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苏丹、津巴布韦和海地。

报告显示,局部冲突仍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因素,有1亿人因战争而面临饥饿,但极端天气也是粮食危机的主要驱动力,影响了15个国家/地区的约1600万人。马达加斯加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世界第四大岛屿,该国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丰富,通常每年5月至10月为旱季,11月至次年3月为雨季。然而,气候变化扰乱了这一循环——雨下得越来越少,农民在雨季播种的成功率也越来越低,部分地区已经多年没有雨季,因此农民没有任何收成,也就没有东西可以更新他们的粮食储备。今年,马达加斯加南部经历了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超过1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局势的严重性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寻找食物,那些仅存的人只能勉强糊口,许多家庭一直以生的红色仙人掌果实、野生树叶和蝗虫为食。

2021年11月,马达加斯加南部安德洛伊大区,当地的气候条件造成饥荒状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土壤是农业生产的根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称,土壤盐渍化和碱化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沿海地区的农田和灌溉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农业土壤生产力有直接影响。降雨模式和温度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干旱、风暴和洪水都会导致土壤质量恶化,特别是20厘米的表土质量恶化,而表土对碳封存(捕获和储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过程)至关重要。人为造成的土壤退化则直接影响了34%(约16.6亿公顷)的农业用地,主要是由于不可持续的农业做法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造成的。事实上,城市地区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不到0.5%,但城市的快速发展大大消耗了资源,污染并侵占了农业用地。仅在2000-2017年短短17年间,人均土地使用量就下降了20%。土地与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仍在进一步恶化,全球人口和粮食需求却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们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很快变得不可持续。

五、气候变化与人道主义危机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它带给不同群体的影响却可能截然不同。根据乐施会(Oxfam)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发布的一项研究,1990年至2015年间,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10%(约6.3亿人)造成了全球约一半的碳排放量;前1%的人口造成了全球15%的碳排放量,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50%人口的两倍。越来越多极端天气引发的灾难事件也向我们证明,气候危机正在不成比例地影响着贫困、边缘化的人群,他们主要来自全球南方,以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居民首当其冲。由于资源匮乏,这些国家很难为可持续发展方案(比如建造更坚固的建筑物以抵御飓风)划拨资金,因此往往在灾难中损失惨重,灾后的恢复和适应能力也明显不足。很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80%是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妇女和女童。

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由极端天气引发的流离失所人数是冲突和暴力的两倍之多,平均每年约有2150万人因突发性天气而迁移,而大约90%的难民来自最脆弱、最没有准备好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以海地为例,长期以来,该国受飓风、洪水、干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而森林砍伐带来的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城市化造成的污染和废物增加等人为因素进一步导致环境恶化,使海地人的生计岌岌可危,并且正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经济问题、粮食安全、水资源短缺、失业等都是迫使海地人背井离乡的原因,而今年8月的地震和一系列与气候有关的压力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离开的人都是最贫穷、最脆弱的群体,他们更有可能以非正规的方式迁移,例如通过海路,这通常比正规的迁移更危险。

8月14日,海地发生7.3级地震,遇难者超过2000人,大量房屋坍塌成废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有研究表明,位于太平洋的一些低洼环礁岛,如马绍尔群岛和基里巴斯,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被淹没,还有许多岛屿将在几十年后变得不宜居住。届时,受海岸侵蚀的影响,这些环礁岛的淡水资源将变得不可饮用,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也意味着即使这些岛屿不被淹没,岛上的居民也必将面对淡水被提前耗尽的窘境。

气候变化引发的资源短缺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甚至给恐怖主义扩大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前不久,喀麦隆极北大区分别以捕鱼和畜牧为生的两个部落因争夺土地和水源爆发了严重冲突,暴力持续蔓延至外围部落,迫使数万人逃离家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Daesh)利用水资源短缺,控制了当地的供水基础设施,将其意志强加于社区;在索马里,“青年党”(Al-Shaabab)通过对其控制地区非法征税以及生产和走私木炭赚取暴利,这也是非洲森林滥砍滥伐的主要原因。

喀麦隆部落冲突已致三万多人逃往乍得避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诚然,气候变化并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但它的确具有乘数效应,使世界上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也使原本就存在于国家/地区之间或国家/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现象被成倍放大了。这也是为什么“气候正义”与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环保人士关注的焦点。一个好消息是,今年10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决议,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项决议可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确实包含了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并将成为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催化剂,特别是敦促富裕国家向脆弱国家提供资金,用以支持其低碳发展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在全球范围内承认人人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也将有助于各国以更协调、有效和非歧视的方式解决环境危机。

尾声

在2019年环境事件盘点中,我们曾引用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环境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一书中的话作为警示:“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作为形成人类与自然在无限未来的轮廓的一种力量,全球变暖应该与暴力冲突和经济萧条等同视之。”回顾2021年,这句话已然从一句预言变成了现实。全球变暖的情况丝毫没有因为世界在疫情中的短暂停摆而减速,反而使气候变化以更加突然、极端的方式降临。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并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一连串危机的导火索。不断打破记录的高温和自然灾害不仅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更加剧了脆弱地区的饥荒、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

我们看到,大量气候难民集中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他们正在不成比例地遭受着气候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代替全球其他公民——特别是对碳排放负有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承受苦难。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将他们的遭遇看做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缩影。在经历了如此多“前所未有”、“百年一遇”的极端事件之后,我们已经无法再假设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更富裕、更安全的国家的公民能够安然度过这场危机,我们也不可能再侥幸地盼望危机会更晚爆发,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人的努力。显然,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等待和无所作为只会使危机更快地波及到每一个人。

在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或将使2021年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全球是一个共同体,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急需改变。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看待自然的方式,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并学会与之和平相处。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将保护环境置于决策的核心,协调一致地为可持续的未来付出努力。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责任重大: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政策和立法,领导国家向解决地球紧急情况所需的经济和社会体系转型;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需要将自然资本纳入决策,取消有害环境的补贴,并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个人可以改变饮食和旅行习惯、不浪费粮食、水和其他资源,以及减少日常生活中的能源消耗来促进转型。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建一个旧世界,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世界。这或许是仅有的方式,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星球上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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