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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在无意义的宇宙中寻找人生“值得一过”的理由|告别2021·提问思想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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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在无意义的宇宙中寻找人生“值得一过”的理由|告别2021·提问思想者⑥

“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本身就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它是直面真相、摒弃幻觉、又致力于建构人性尊严的事业。”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曦

【编者按】2021即将逝去,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这一年我们送走了哪些社会和文化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张曦教授。

界面新闻特约记者:花木僧 

张曦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专业从学院建制的角度看属于伦理学,但他的研究领域却很难描述。他最早将《三体》搬入大学哲学课堂,也使宫崎骏的动漫和通俗文学《魔戒》这样的素材变为严肃哲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八零后学者与前辈相比的一个不足,可能就是对象牙塔外生活经验的风景缺乏整全把握,因此,跨学科阅读也许是一种补偿办法。在他看来,哲学的确是一门反思性学问,但作为反思对象的素材却未必只是经典大部头。鲜活的生活世界始终应该是哲学反思的最终对象。这也是他提倡“作为广义人文学的伦理学”原因所在。

 

界面新闻:您最近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它有什么意义?

张曦:如果带着“学科”意识来看,我所在的专业领域是哲学,具体的二级学科是伦理学。我求学阶段所受的学术训练,是今天在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方法,当时的问题意识也是英美学术世界所塑造的。可能是本科的物理学训练留下的风格,我做学问向来喜欢“小切口、深分析”。

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对整个当代英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提炼方式产生了一些怀疑。我开始在想:假如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从事这样的学术工作,我的人生到底能因此而得到什么样的改善,我的人性生活质量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提升?无休止地澄清概念、构造原理、辩驳异议,是当代英美分析风格哲学的基本工作方法。这个工作方法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让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从事这方面工作,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概念生活的确是哲学生活的本质,但哲学生活所要求的是要能架构和支撑起生命秩序和意义的概念生活,而不是对概念的无止境的伪分析、对生活世界的无止境的抽象化。

后来,我对当代英美哲学的不满,在古代哲学和它的当代倾慕者那里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种解决方案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将哲学当作建构人性生活秩序的基本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必须积极参与到我们对人性弱点的克服、对可能的更壮观辉煌的人性样式的想象和架构中去。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宇宙没有意义。在这样一个无意义的宇宙中,哲学的真正价值,恰恰是要为每一个有精神生活需求的人提供人生“值得一过”的理由。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本身就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它是直面真相、摒弃幻觉、又致力于建构人性尊严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当然要求我们秉持一种人格上的真诚,去使用真概念、面对真问题、开展真分析。

2017年,我在思考达到一定成熟度后,在学界提出了“做伦理学”的学术口号。这里的“做”,与市面上很多《做哲学》之类的读物涵义不同。我所说的“做”,是专指以建构一个人内在世界的精神秩序为根本目标的哲学性操作,并不是像一些国外学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以既有概念为工具,对观念和实在中的现象加以分析。2019年,我在发表于《中国哲学年鉴》中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指出,“做伦理学”包括四个方面的任务,也就是重建概念系统、拓展素材对象、恢复健康的理论-实践关系、探索“哲学化”或“理论化”的新路径。可以说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最近五年来一直是我的中心工作。在这种新理解下,伦理学可能会变成一门非常“难”的学问,因为它的边界和限度将不断受到挑战和突破。但惟其如此,这门学问反而有机会真正在汉语哲学知识版图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且在知识密度和质量两个方面得到更加充分的提高。

我目前正在继续推进各项试验性工作。比如,2020年之后,我在中信出版社《信睿周报》上开设过一个“做伦理学”专栏,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一种面向精神生活、“作为广义人文学”的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样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信睿周报”公众号上阅读。此外,今年以来我也在做一项系统化工作,希望在明年能够与学术界见面。

界面新闻: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多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家办公、互联网垄断平台等等,给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冲击,对知识的传承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张曦:大数据技术将给人文学科知识生产造成深远影响。我先讲一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着迷于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较为富足的人会雇人给自己死去的先人撰写墓志铭。如果你仔细阅读古代墓志铭,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的墓志铭都有相当程式化的表达。这种程式化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当时的流行意见对“何为美德”的看法。就是说,墓志铭多多少少是按照时人对“成功一生”的概念性定义所做的美化表达。所以,墓志铭虽未必真正反映墓主的人格实况,但却折射出一个特定时代,社会大众对人类美德的关注焦点。我觉得如果能从墓志铭中建构出一个概念谱系,我们大概就能直观了解到在不同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见对“美德”的关注焦点在哪里,以及他们对“何为美德”的看法是如何在历史中变迁的。

以前,我一直觉得要实现这样一个研究计划,大概必须招一个有历史文献学知识背景的博士。去年疫情期间,因为实在无聊,正好网上又提供免费学习机会,我就初步学习了一点“爬虫”技术。后来又读了一些“数字人文”方面的书。然后我意识到,假如要推进上面提到的那个研究,我的团队其实需要招的是一个懂数据挖掘技术的人。假如财力足够,利用OCR技术,可以将已经发现的历代墓志铭统统数据化,建立一个“大数据”系统。然后,数据挖掘技术专家将按照我的要求,围绕我提出的问题,将相关数据提炼出来,建立“可视化”关系,为我的实质性研究做好全部的资料准备。

大数据的功能当然不仅是建立可视化数据库。我讲这个例子,目的主要是想向哲学界发出一个警报: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的人文学术,做学问的范式方法可能会与今天完全不同。人文学术研究即将出现一个“代际断裂”。人脑在做资料扒梳工作方面根本不可能具有比拟机器的才能。传统的资料梳理工作,一定会被“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完全替代。今后,一个人文学者在机器面前仅剩的不可替代价值不是他(她)会写很多论文,而是他(她)会面向海量“大数据”提问。无新颖问题意识的重复性论文生产,以及简单翻译报道国外知识状况,这两个传统“吃饭手艺”,可能在“大数据”时代中最先被淘汰。对于现在处于30-45岁年龄段的学者来说,这场“代际断裂”是完全有可能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突然降临的。因此,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有朝一日要去与机器竞争,人文领域的青年学者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会成为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也就是做一个“会提问”的人。

(就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我们了解到,浙江大学就有一个历代墓志铭数据库。)

界面新闻: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全球变暖、新能源、病毒与人类的关系等议题,您可否选一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预测未来三年的变化?

张曦:近两年来,由于疫情的干扰,在全球尺度上,人类行动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出现了改变。知识、文化和信息在全球人群中的交换机制也在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本必须面对面、人接触人开展的交流,现在大部分都“在线”化。表面上看,“在线”化似乎促进了行动和信息在人群间传播的效率,但实际上,我想这两年参加过在线会议或讲座的学者都会感受到,线下交往和交流中的“人性”和“人情”要素,在“在线”环境下被急剧压缩。“在线”化确实为学者创造了倍增的听众,但与此同时,听众也前所未有地被“无脸化”,变得格外陌异、不可感。

人文知识交流的本质,是交换有关人性的体验和感受。因此,人文知识交流内在地要求交流者之间尽可能处于一种时空上的切近性关系中。这种切近性是人性生活的内在要求。心灵需要被触摸,人文知识才能从外在的物化教条变成人内心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你只有在面对一个你可以看到他的脸的听众时,你才知道你所传播的知识到底给他带来多少满足、抚慰或者恐惧、不安。

此外,切近性也非常有助于陌生人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之间打破观念隔阂、增进彼此了解。我想,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于人文学术事业本身十分重要,而且考虑到当前全球权力关系正在深刻重构,主要大国优秀人文学者之间开展面对面、大规模、有温度的人文交流,恐怕对于全球和平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些公益性学术活动,其中包括举办大概是国内哲学界最早的两个大型系列讲座。一共33场,邀请了60位一流中青年学者参与。现在反思来看,我想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活动,终归还是应该回到“线下”,重建心灵交流的“切近性”。所以,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什么期待的话,我希望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后,全球人文学术思想的交流,能够快速重回近距离的、亲切的、可感的线下模式。我也相信很多有“在线”人文知识交流的学者,会有同样的感受。 

界面新闻:请您推荐一两本您最近在看的书,说说它的价值和意义?

张曦:举贤不避亲。我就推荐昨晚刚翻完的一本书吧,是我的同学、山东大学张新刚教授新出的《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我们在不同轨道上治学,好些年没一起切磋过学问。收到他的赠书后,我们在微信上聊了一会,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彼此对秩序和历史的关注还是保持着高度一致。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波澜壮阔。我们很可能是目睹一个现代全球性帝国步入衰亡期的第一代人。帝国沉沦和小国沉沦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会对全球秩序造成深远而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且也会深刻影响到人心和人的精神生活。去年美国大选前,我在《信睿周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已经表明了这层意思,以及我的担忧。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回到遥远的古代,在希罗多德的陪伴下,去沉思雅典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一次伟大相遇,是很有意义的。新刚的这本书,定位于通识。他告诉我,这本书默认的受众,是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我想他这其中的用心。大概和我一样,是希望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在伟大历史的再次定向中,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坐标,活出不辜负时代的精彩一生。我目前正着手的一项通俗写作工作,与此类似。我想,这也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应尽的一份心力。

界面新闻:请推荐几个您最喜欢的新媒体项目,比如公号、播客或者其他,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张曦:《信睿周报》是近年来面向思想和艺术界举办的一份极好的读物,由中信出版集团主办。它的主编团队有着敏锐的学术前沿洞察能力,游走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最前锋,每期以主题报道的形式,详尽介绍一个具体的专业性问题的发展现状和可能前景,同时也不失通俗性。因此,对于跨学科领域学者来说,信息的可理解性十分友好。我想,在当前提倡“新文科”的背景下,这份刊物简直是生当其时,十分值得人文社科领域学者花时间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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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曦:在无意义的宇宙中寻找人生“值得一过”的理由|告别2021·提问思想者⑥

“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本身就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它是直面真相、摒弃幻觉、又致力于建构人性尊严的事业。”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曦

【编者按】2021即将逝去,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这一年我们送走了哪些社会和文化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张曦教授。

界面新闻特约记者:花木僧 

张曦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专业从学院建制的角度看属于伦理学,但他的研究领域却很难描述。他最早将《三体》搬入大学哲学课堂,也使宫崎骏的动漫和通俗文学《魔戒》这样的素材变为严肃哲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八零后学者与前辈相比的一个不足,可能就是对象牙塔外生活经验的风景缺乏整全把握,因此,跨学科阅读也许是一种补偿办法。在他看来,哲学的确是一门反思性学问,但作为反思对象的素材却未必只是经典大部头。鲜活的生活世界始终应该是哲学反思的最终对象。这也是他提倡“作为广义人文学的伦理学”原因所在。

 

界面新闻:您最近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工作?它有什么意义?

张曦:如果带着“学科”意识来看,我所在的专业领域是哲学,具体的二级学科是伦理学。我求学阶段所受的学术训练,是今天在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方法,当时的问题意识也是英美学术世界所塑造的。可能是本科的物理学训练留下的风格,我做学问向来喜欢“小切口、深分析”。

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对整个当代英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提炼方式产生了一些怀疑。我开始在想:假如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都从事这样的学术工作,我的人生到底能因此而得到什么样的改善,我的人性生活质量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提升?无休止地澄清概念、构造原理、辩驳异议,是当代英美分析风格哲学的基本工作方法。这个工作方法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让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从事这方面工作,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概念生活的确是哲学生活的本质,但哲学生活所要求的是要能架构和支撑起生命秩序和意义的概念生活,而不是对概念的无止境的伪分析、对生活世界的无止境的抽象化。

后来,我对当代英美哲学的不满,在古代哲学和它的当代倾慕者那里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这种解决方案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将哲学当作建构人性生活秩序的基本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必须积极参与到我们对人性弱点的克服、对可能的更壮观辉煌的人性样式的想象和架构中去。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告诉我们,宇宙没有意义。在这样一个无意义的宇宙中,哲学的真正价值,恰恰是要为每一个有精神生活需求的人提供人生“值得一过”的理由。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本身就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它是直面真相、摒弃幻觉、又致力于建构人性尊严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当然要求我们秉持一种人格上的真诚,去使用真概念、面对真问题、开展真分析。

2017年,我在思考达到一定成熟度后,在学界提出了“做伦理学”的学术口号。这里的“做”,与市面上很多《做哲学》之类的读物涵义不同。我所说的“做”,是专指以建构一个人内在世界的精神秩序为根本目标的哲学性操作,并不是像一些国外学者以为的那样,只是以既有概念为工具,对观念和实在中的现象加以分析。2019年,我在发表于《中国哲学年鉴》中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指出,“做伦理学”包括四个方面的任务,也就是重建概念系统、拓展素材对象、恢复健康的理论-实践关系、探索“哲学化”或“理论化”的新路径。可以说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最近五年来一直是我的中心工作。在这种新理解下,伦理学可能会变成一门非常“难”的学问,因为它的边界和限度将不断受到挑战和突破。但惟其如此,这门学问反而有机会真正在汉语哲学知识版图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地位,并且在知识密度和质量两个方面得到更加充分的提高。

我目前正在继续推进各项试验性工作。比如,2020年之后,我在中信出版社《信睿周报》上开设过一个“做伦理学”专栏,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一种面向精神生活、“作为广义人文学”的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样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信睿周报”公众号上阅读。此外,今年以来我也在做一项系统化工作,希望在明年能够与学术界见面。

界面新闻: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多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家办公、互联网垄断平台等等,给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冲击,对知识的传承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张曦:大数据技术将给人文学科知识生产造成深远影响。我先讲一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着迷于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较为富足的人会雇人给自己死去的先人撰写墓志铭。如果你仔细阅读古代墓志铭,你会发现,每一个时代的墓志铭都有相当程式化的表达。这种程式化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当时的流行意见对“何为美德”的看法。就是说,墓志铭多多少少是按照时人对“成功一生”的概念性定义所做的美化表达。所以,墓志铭虽未必真正反映墓主的人格实况,但却折射出一个特定时代,社会大众对人类美德的关注焦点。我觉得如果能从墓志铭中建构出一个概念谱系,我们大概就能直观了解到在不同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见对“美德”的关注焦点在哪里,以及他们对“何为美德”的看法是如何在历史中变迁的。

以前,我一直觉得要实现这样一个研究计划,大概必须招一个有历史文献学知识背景的博士。去年疫情期间,因为实在无聊,正好网上又提供免费学习机会,我就初步学习了一点“爬虫”技术。后来又读了一些“数字人文”方面的书。然后我意识到,假如要推进上面提到的那个研究,我的团队其实需要招的是一个懂数据挖掘技术的人。假如财力足够,利用OCR技术,可以将已经发现的历代墓志铭统统数据化,建立一个“大数据”系统。然后,数据挖掘技术专家将按照我的要求,围绕我提出的问题,将相关数据提炼出来,建立“可视化”关系,为我的实质性研究做好全部的资料准备。

大数据的功能当然不仅是建立可视化数据库。我讲这个例子,目的主要是想向哲学界发出一个警报: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的人文学术,做学问的范式方法可能会与今天完全不同。人文学术研究即将出现一个“代际断裂”。人脑在做资料扒梳工作方面根本不可能具有比拟机器的才能。传统的资料梳理工作,一定会被“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完全替代。今后,一个人文学者在机器面前仅剩的不可替代价值不是他(她)会写很多论文,而是他(她)会面向海量“大数据”提问。无新颖问题意识的重复性论文生产,以及简单翻译报道国外知识状况,这两个传统“吃饭手艺”,可能在“大数据”时代中最先被淘汰。对于现在处于30-45岁年龄段的学者来说,这场“代际断裂”是完全有可能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突然降临的。因此,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有朝一日要去与机器竞争,人文领域的青年学者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会成为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也就是做一个“会提问”的人。

(就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我们了解到,浙江大学就有一个历代墓志铭数据库。)

界面新闻: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全球变暖、新能源、病毒与人类的关系等议题,您可否选一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预测未来三年的变化?

张曦:近两年来,由于疫情的干扰,在全球尺度上,人类行动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出现了改变。知识、文化和信息在全球人群中的交换机制也在形态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本必须面对面、人接触人开展的交流,现在大部分都“在线”化。表面上看,“在线”化似乎促进了行动和信息在人群间传播的效率,但实际上,我想这两年参加过在线会议或讲座的学者都会感受到,线下交往和交流中的“人性”和“人情”要素,在“在线”环境下被急剧压缩。“在线”化确实为学者创造了倍增的听众,但与此同时,听众也前所未有地被“无脸化”,变得格外陌异、不可感。

人文知识交流的本质,是交换有关人性的体验和感受。因此,人文知识交流内在地要求交流者之间尽可能处于一种时空上的切近性关系中。这种切近性是人性生活的内在要求。心灵需要被触摸,人文知识才能从外在的物化教条变成人内心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你只有在面对一个你可以看到他的脸的听众时,你才知道你所传播的知识到底给他带来多少满足、抚慰或者恐惧、不安。

此外,切近性也非常有助于陌生人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之间打破观念隔阂、增进彼此了解。我想,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于人文学术事业本身十分重要,而且考虑到当前全球权力关系正在深刻重构,主要大国优秀人文学者之间开展面对面、大规模、有温度的人文交流,恐怕对于全球和平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去年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些公益性学术活动,其中包括举办大概是国内哲学界最早的两个大型系列讲座。一共33场,邀请了60位一流中青年学者参与。现在反思来看,我想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活动,终归还是应该回到“线下”,重建心灵交流的“切近性”。所以,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什么期待的话,我希望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后,全球人文学术思想的交流,能够快速重回近距离的、亲切的、可感的线下模式。我也相信很多有“在线”人文知识交流的学者,会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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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回到遥远的古代,在希罗多德的陪伴下,去沉思雅典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一次伟大相遇,是很有意义的。新刚的这本书,定位于通识。他告诉我,这本书默认的受众,是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我想他这其中的用心。大概和我一样,是希望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在伟大历史的再次定向中,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坐标,活出不辜负时代的精彩一生。我目前正着手的一项通俗写作工作,与此类似。我想,这也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应尽的一份心力。

界面新闻:请推荐几个您最喜欢的新媒体项目,比如公号、播客或者其他,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张曦:《信睿周报》是近年来面向思想和艺术界举办的一份极好的读物,由中信出版集团主办。它的主编团队有着敏锐的学术前沿洞察能力,游走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最前锋,每期以主题报道的形式,详尽介绍一个具体的专业性问题的发展现状和可能前景,同时也不失通俗性。因此,对于跨学科领域学者来说,信息的可理解性十分友好。我想,在当前提倡“新文科”的背景下,这份刊物简直是生当其时,十分值得人文社科领域学者花时间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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