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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钱博弈还是再造命运?为什么国产剧里的主人公一直在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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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钱博弈还是再造命运?为什么国产剧里的主人公一直在买房

这是区分为无房者/有房者,寄人篱下/独立自主、高档公寓/经适小区/弄堂老破小、向上买房/向下置换的多层世界, 就算同处一个屋檐下,前者想要跨越成为后者是困难的。

《心居》海报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电视剧《心居》改编自作家滕肖澜的同名小说,以海清饰演的外地媳妇冯晓琴买房开始(而原著中的冯晓琴对买房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冯晓琴相信,有了一套房子,她就能摆脱无根浮萍的生活——“浮萍”是她用以形容在上海租房者的意象。虽然已经在上海结婚生子,但仍生活在婆家的屋檐下,她需要在公公、公公的妈妈和大姑姐之间周旋。她想要买房,为自己争取到不动产是一方面,获得对小家庭的掌控权则是另一方面,而麻烦在于,她有坚定的想法却没对应的底气:因为长期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她缺乏真正的收入来源。

《心居》剧照 一家欢聚

外地媳妇冯晓琴的困境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共鸣。买房这件事,说来只是一笔交易,却涉及到家庭成员之间的金钱博弈,还关系到自身和下一代的安身立命,因此在近年来的许多影视作品里都被塑造为富有人生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以及颇具激励价值的成功学案例。但是,买房真的等于改命吗? 

买房路上的金钱博弈 

冯晓琴特别需要丈夫与她统一战线,但丈夫却是一个东摇西摆、无论如何靠不住的角色。缺钱成为她买房路上的最大困难,由缺钱到借钱、再到借钱受挫、屡战屡败、再次出发成为了剧中最开始出现的连串的戏剧矛盾。伸手要钱的姿态让这位“买汰烧”家庭主妇屡遇难堪,她不得不表面上做出一些和软的妥协,但即使有盘算,也要讲究战术策略,她写下借钱话术让丈夫背诵学习,但却吃了闭门羹。她发现婆家人仍然要开小会,防备的姿态并不会因为她在家庭中的服务姿态而有变化。借钱是很难说出口的,尤其是对聪明有余、底气不足的人来说——她越是想要争取表现,就会越让本就提防的一方感到威胁。对事实的逐步认清也让她的和软体贴逐渐趋于屈辱与悲愤,为自己多年来的投入深感不值。她借钱的聪明策略事实上被识破了,她只能重新选择一条悲情路线,直到她当着多位亲戚的面大倒苦水,回归没有分寸、不讲体面的外地媳妇“本色”,反而博得了众人的同情,公公才愿意松口借钱。 

《心居》
滕肖澜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

事实上,冯晓琴说服婆家借钱给自己买房的难点,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她不安于外地媳妇的地位,这种不安分被认为是贪婪与势利的。对照看来,冯晓琴买房借钱的行为并不太出格,在这些年的国产剧中,为了买房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拆借救济是如此正常。《小舍得》(2021)里南俪买学区房有父亲的支援,而父亲一方的慷慨也遭到了续弦的激烈反对;《江照黎明》(2022)中经济困窘、丈夫负债的李晓楠回家跟妈妈借钱,也是为了自己能有真正的小家;《理想之城》(2021)里“沪漂”红梅为了在上海安家,不能光靠省吃俭用,也回家问妈妈要钱。而这些跟自己父母借钱的行为也经常受挫,除了南俪借钱遭父亲续弦异议,李晓楠的妈妈骂她不能在自己小家内解决,红梅回家却发现先前存在妈妈那里的钱已经挪用给弟弟买房了。借由买房借钱这样的契机,人物得以重新理解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经历一场痛苦的觉醒才分得出亲疏远近。

在买房的道路上,父母、亲戚和婚姻关系都成为了可以出一份钱的关系,烙上金钱的印记。《心居》里冯晓琴要博弈的正是婆家人比如公公、大姑姐能为自己的小家付出多少钱,以此估量他们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亲近,平日里一口一个爸爸和阿姐亲亲热热,要求掏钱的时候也能摊开来谈,注重现实得失的实用理性与重视亲缘关系的伦常观两方面合二为一。即使有人跳出来反对,也反对不了一家人生活在这种伦常观中的事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拒绝媳妇的精细盘算。这不仅让剧中人感到焦灼,观众也会陷入外地媳妇与本地一家人到底是不是一家人、能不能互相救济的思虑和讨论当中。 

买什么房子就是什么人

《心居》一开头借由冯晓琴穿梭于菜场家庭间的自述,揭示出了一道生存真理:在上海,买什么房子,就是什么人。房子不仅是落脚之处,更是人的生活、尊严、前途总体打包的呈现。堂弟与新区局长女儿结婚后上“杠杆”买到了内环大房子,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大姑姐的初恋、援疆返沪的文艺青年和父母挤在杨浦区的弄堂老房子里——杨浦区是特别需要强调的,豆浆油条的早点铺、卖海鲜的暧昧女友还有打麻将的麻友是着重展示的中下层景观;顾家四代同堂一家五口住在万紫园,小区虽然没有电梯但足够宽敞,还有富余的公众活动空间,正在内环豪宅与杨浦弄堂的“一天一地”之间。

房子的地段、房型、朝向、学区配套不仅构成了角色的身份证,甚至成为了其人品是否清白、感情是否纯真的佐证:挤在小房子里的初恋干起了假结婚买房的勾当,而有多套房收租的暴发户拥有追求真爱的赤诚与余裕;没有自己房子的冯晓琴炒菜做饭带孩子,还被疑心给丈夫戴绿帽,而独居四期的大姑姐能够安静地做瑜伽、独自饮酒,十几年如一日清纯地思念初恋。

《心居》剧照 冯绍峰饰演的初恋今日住在杨浦弄堂

即便是亲戚同样为了子女买房置换,也要区分是向上置换还是向下置换,是从浦西换到浦东还是从旧居换到新房。总的来说,这是区分为无房者/有房者,寄人篱下/独立自主、高档公寓/经适小区/弄堂老破小、向上买房/向下置换的多层世界。就算同处一个屋檐下,前者想要跨越成为后者也是困难的,而后者对前者也自认很有优势,在经济与灵魂的双重标准上都是如此,这也造成了一家人之间的割裂与猜忌。

近些年也有一些影视剧将购房和置换作为主角命运转折的契机。像是《上海女子图鉴》(2018)的女主因为颇有投资眼光,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也就从老家(与《心居》原著中冯晓琴的家一样,都在安徽)顺利安家上海。《理想之城》里小北与红梅租住没有卫生间的“老破小”,省吃俭用也要上车新楼盘。《欢乐颂》(2016)里没有购房资格的樊胜美与王柏川只能去买商住公寓楼,但这是他们在上海结婚的前提。这一群外乡人都像冯晓琴一样想要买房扎根,买房成为了他们奋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对《上海女子图鉴》的女主来说,这是她证明自己眼光非凡、头脑冷静又天生好命的证据,也是她能通向更大自由的出发点:她立志成为上海“top10%的人”。人们畅想拿到了房子钥匙要是就能真正安定下来,至少与老家沉闷贫瘠的生活做一个切割,真正地扬眉吐气——正如呈现上海生活的《心居》与《安家》(2020)的剧集名称所示,房产不仅是财产,也被寄予了安抚内心世界的功能。

《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但名不副实的是,剧情的重点总在于居所的资产分量,而不是个体的内心状态,由居所导向内心的路途也并非那么顺利。《心居》中对大房子的向往是不夹杂讽刺的,对杨浦弄堂虽有同情也有鄙薄,正是这种对“更大更好的房子”的追求、乐观进取的态度令人担忧。这类买房电视剧中常见的情况是,主人公对房产所代表的安宁的巨大向往,因其难以实现,而演变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内心焦渴,使其深陷自我矛盾之中。《欢乐颂》里的樊胜美自认看不见爱情,只能看见房产和外部条件,事实上又接受不了只有利益的关系,她想要依靠房产获得自主生活的自由,这种向往却带来了更大的不安。通过“居”获得“心”的这条路没那么容易走通,她一样都得不到,只能在原地盘桓。 

安身立命,教育绑定

影视剧对主人公买房等于再造命运的认同,虽然往往造成人物的自我矛盾以及整个文本的价值倾斜,但这毕竟与现实情况相关。如果剧中人认为买房可以安身立命,那是因为房产确实与进城、教育等多重因素相关。

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影视剧里买房就与进城扎根联系在一起了。《乡村爱情》(2006)展现了城乡视角中买房的重要性。村民中对买房持有热情的是村主任的女儿香秀,她是剧集中最会为自己未来做打算的年轻女性,与同村的姑娘不同,她向往通过结婚进城,进城就得在城里有一套房,而且必须是真正的楼房公寓,不是城乡接合部的平房。她很清楚,与城里人结婚是她拥有一套公寓的筹码,当她与男友牵着手走向父亲,最幸福温馨的时刻是展示了手中崭新的房产证。有了这张证她才会去与男方领下一张证——结婚证,而在房子真正装修好之前,她也不会急着开始同居生活。人们可能认为香秀太过冷静,以至于不像一个坠入爱河的姑娘,只能说对房子的理性需求压过了爱情冲动,在一部讲述乡村年轻人追求真爱的电视剧里,房产不仅成为了城里/乡下人身份的象征,甚至能够鞭策年轻女性恪守操行,如同轻松喜剧主情节之外的另一重现实旋律。 

《乡村爱情》香秀的爱情开始得迅猛,进展得却很理性

房产与教育资源绑定,更是剧中人苦苦筹措的重要原因,电视剧《小舍得》、《小欢喜》(2019)都有主人公为了孩子迁居学区的段落。乔英子一家住在书香雅苑,英子妈妈还另外拥有两套房产,这里距离区重点很近,不仅学习氛围优秀,而且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电影《学区房72小时》(2019)的学区房故事显得危机四伏,身为大学教授的男主为孩子幼升小苦恼不堪,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个老破小学区房,是一个简陋的一室户,位于顶楼,全屋只有一个狭小的老虎天窗;而在中介口中,这个房子再合适不过,在市场上极其抢手,需要在72小时内完成交易。在《心居》中,冯晓琴非买房不可的理由同样是儿子的升学问题,受够了“没有文化被人瞧不起的苦”,当妈的发誓要让儿子读好书、考好大学、争一口气。 正是这点为了儿子付出的志气,冲淡了她的精明算计,让顾家人对她有所改观。凝结在学区房之上的紧迫感之所以令人窒息,是因为剧中人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或许已经站稳脚跟,因此下一代更不能掉出队伍,他们坚信今天吃的苦是为了明日的投资,若是下一代能走得更远,生活就还有奔头,所以一步都不能出错。 

说到这么多关于买房的电视剧和为买房立志努力的外乡人,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跟“买房=安心”唱反调的文本,它们怀疑并戏弄着将未来拴于买房之上以及买房等于成功的信念,也提示着一路向上、乐观进取背后潜藏的危机。郑钧在歌曲《按揭》(2007)里唱,买房是为了娶一个新娘、生一个娃当做希望,但也怀疑为了买房出卖身体灵魂是不是太悲哀,同时为人们勾勒出买房之后“必须还债”、“必须造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被动生存状态。 与《按揭》精神相通的是周云蓬的《买房子》(2010),但后者的想象更具有末世气息——买了价值三十万的房子,所以上了很多杠杆,为了还清银行贷款,他必须不管“天塌地陷”、“洪水滔天”、“海枯石烂”地去上班,直到他的头发白了、嘴里没牙了为止。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1949)里的威利早于国人数十年质疑贷款买房,威利是站在还款终点拥有房产的成功人士,可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二十五年的劳动。他怀疑自己这些年的力气全白花了,这栋现在属于他的房子,以后迟早会进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内文图片均来自豆瓣(doub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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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钱博弈还是再造命运?为什么国产剧里的主人公一直在买房

这是区分为无房者/有房者,寄人篱下/独立自主、高档公寓/经适小区/弄堂老破小、向上买房/向下置换的多层世界, 就算同处一个屋檐下,前者想要跨越成为后者是困难的。

《心居》海报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电视剧《心居》改编自作家滕肖澜的同名小说,以海清饰演的外地媳妇冯晓琴买房开始(而原著中的冯晓琴对买房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冯晓琴相信,有了一套房子,她就能摆脱无根浮萍的生活——“浮萍”是她用以形容在上海租房者的意象。虽然已经在上海结婚生子,但仍生活在婆家的屋檐下,她需要在公公、公公的妈妈和大姑姐之间周旋。她想要买房,为自己争取到不动产是一方面,获得对小家庭的掌控权则是另一方面,而麻烦在于,她有坚定的想法却没对应的底气:因为长期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她缺乏真正的收入来源。

《心居》剧照 一家欢聚

外地媳妇冯晓琴的困境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共鸣。买房这件事,说来只是一笔交易,却涉及到家庭成员之间的金钱博弈,还关系到自身和下一代的安身立命,因此在近年来的许多影视作品里都被塑造为富有人生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以及颇具激励价值的成功学案例。但是,买房真的等于改命吗? 

买房路上的金钱博弈 

冯晓琴特别需要丈夫与她统一战线,但丈夫却是一个东摇西摆、无论如何靠不住的角色。缺钱成为她买房路上的最大困难,由缺钱到借钱、再到借钱受挫、屡战屡败、再次出发成为了剧中最开始出现的连串的戏剧矛盾。伸手要钱的姿态让这位“买汰烧”家庭主妇屡遇难堪,她不得不表面上做出一些和软的妥协,但即使有盘算,也要讲究战术策略,她写下借钱话术让丈夫背诵学习,但却吃了闭门羹。她发现婆家人仍然要开小会,防备的姿态并不会因为她在家庭中的服务姿态而有变化。借钱是很难说出口的,尤其是对聪明有余、底气不足的人来说——她越是想要争取表现,就会越让本就提防的一方感到威胁。对事实的逐步认清也让她的和软体贴逐渐趋于屈辱与悲愤,为自己多年来的投入深感不值。她借钱的聪明策略事实上被识破了,她只能重新选择一条悲情路线,直到她当着多位亲戚的面大倒苦水,回归没有分寸、不讲体面的外地媳妇“本色”,反而博得了众人的同情,公公才愿意松口借钱。 

《心居》
滕肖澜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

事实上,冯晓琴说服婆家借钱给自己买房的难点,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她不安于外地媳妇的地位,这种不安分被认为是贪婪与势利的。对照看来,冯晓琴买房借钱的行为并不太出格,在这些年的国产剧中,为了买房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拆借救济是如此正常。《小舍得》(2021)里南俪买学区房有父亲的支援,而父亲一方的慷慨也遭到了续弦的激烈反对;《江照黎明》(2022)中经济困窘、丈夫负债的李晓楠回家跟妈妈借钱,也是为了自己能有真正的小家;《理想之城》(2021)里“沪漂”红梅为了在上海安家,不能光靠省吃俭用,也回家问妈妈要钱。而这些跟自己父母借钱的行为也经常受挫,除了南俪借钱遭父亲续弦异议,李晓楠的妈妈骂她不能在自己小家内解决,红梅回家却发现先前存在妈妈那里的钱已经挪用给弟弟买房了。借由买房借钱这样的契机,人物得以重新理解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经历一场痛苦的觉醒才分得出亲疏远近。

在买房的道路上,父母、亲戚和婚姻关系都成为了可以出一份钱的关系,烙上金钱的印记。《心居》里冯晓琴要博弈的正是婆家人比如公公、大姑姐能为自己的小家付出多少钱,以此估量他们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亲近,平日里一口一个爸爸和阿姐亲亲热热,要求掏钱的时候也能摊开来谈,注重现实得失的实用理性与重视亲缘关系的伦常观两方面合二为一。即使有人跳出来反对,也反对不了一家人生活在这种伦常观中的事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拒绝媳妇的精细盘算。这不仅让剧中人感到焦灼,观众也会陷入外地媳妇与本地一家人到底是不是一家人、能不能互相救济的思虑和讨论当中。 

买什么房子就是什么人

《心居》一开头借由冯晓琴穿梭于菜场家庭间的自述,揭示出了一道生存真理:在上海,买什么房子,就是什么人。房子不仅是落脚之处,更是人的生活、尊严、前途总体打包的呈现。堂弟与新区局长女儿结婚后上“杠杆”买到了内环大房子,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大姑姐的初恋、援疆返沪的文艺青年和父母挤在杨浦区的弄堂老房子里——杨浦区是特别需要强调的,豆浆油条的早点铺、卖海鲜的暧昧女友还有打麻将的麻友是着重展示的中下层景观;顾家四代同堂一家五口住在万紫园,小区虽然没有电梯但足够宽敞,还有富余的公众活动空间,正在内环豪宅与杨浦弄堂的“一天一地”之间。

房子的地段、房型、朝向、学区配套不仅构成了角色的身份证,甚至成为了其人品是否清白、感情是否纯真的佐证:挤在小房子里的初恋干起了假结婚买房的勾当,而有多套房收租的暴发户拥有追求真爱的赤诚与余裕;没有自己房子的冯晓琴炒菜做饭带孩子,还被疑心给丈夫戴绿帽,而独居四期的大姑姐能够安静地做瑜伽、独自饮酒,十几年如一日清纯地思念初恋。

《心居》剧照 冯绍峰饰演的初恋今日住在杨浦弄堂

即便是亲戚同样为了子女买房置换,也要区分是向上置换还是向下置换,是从浦西换到浦东还是从旧居换到新房。总的来说,这是区分为无房者/有房者,寄人篱下/独立自主、高档公寓/经适小区/弄堂老破小、向上买房/向下置换的多层世界。就算同处一个屋檐下,前者想要跨越成为后者也是困难的,而后者对前者也自认很有优势,在经济与灵魂的双重标准上都是如此,这也造成了一家人之间的割裂与猜忌。

近些年也有一些影视剧将购房和置换作为主角命运转折的契机。像是《上海女子图鉴》(2018)的女主因为颇有投资眼光,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套房,也就从老家(与《心居》原著中冯晓琴的家一样,都在安徽)顺利安家上海。《理想之城》里小北与红梅租住没有卫生间的“老破小”,省吃俭用也要上车新楼盘。《欢乐颂》(2016)里没有购房资格的樊胜美与王柏川只能去买商住公寓楼,但这是他们在上海结婚的前提。这一群外乡人都像冯晓琴一样想要买房扎根,买房成为了他们奋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对《上海女子图鉴》的女主来说,这是她证明自己眼光非凡、头脑冷静又天生好命的证据,也是她能通向更大自由的出发点:她立志成为上海“top10%的人”。人们畅想拿到了房子钥匙要是就能真正安定下来,至少与老家沉闷贫瘠的生活做一个切割,真正地扬眉吐气——正如呈现上海生活的《心居》与《安家》(2020)的剧集名称所示,房产不仅是财产,也被寄予了安抚内心世界的功能。

《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但名不副实的是,剧情的重点总在于居所的资产分量,而不是个体的内心状态,由居所导向内心的路途也并非那么顺利。《心居》中对大房子的向往是不夹杂讽刺的,对杨浦弄堂虽有同情也有鄙薄,正是这种对“更大更好的房子”的追求、乐观进取的态度令人担忧。这类买房电视剧中常见的情况是,主人公对房产所代表的安宁的巨大向往,因其难以实现,而演变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内心焦渴,使其深陷自我矛盾之中。《欢乐颂》里的樊胜美自认看不见爱情,只能看见房产和外部条件,事实上又接受不了只有利益的关系,她想要依靠房产获得自主生活的自由,这种向往却带来了更大的不安。通过“居”获得“心”的这条路没那么容易走通,她一样都得不到,只能在原地盘桓。 

安身立命,教育绑定

影视剧对主人公买房等于再造命运的认同,虽然往往造成人物的自我矛盾以及整个文本的价值倾斜,但这毕竟与现实情况相关。如果剧中人认为买房可以安身立命,那是因为房产确实与进城、教育等多重因素相关。

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影视剧里买房就与进城扎根联系在一起了。《乡村爱情》(2006)展现了城乡视角中买房的重要性。村民中对买房持有热情的是村主任的女儿香秀,她是剧集中最会为自己未来做打算的年轻女性,与同村的姑娘不同,她向往通过结婚进城,进城就得在城里有一套房,而且必须是真正的楼房公寓,不是城乡接合部的平房。她很清楚,与城里人结婚是她拥有一套公寓的筹码,当她与男友牵着手走向父亲,最幸福温馨的时刻是展示了手中崭新的房产证。有了这张证她才会去与男方领下一张证——结婚证,而在房子真正装修好之前,她也不会急着开始同居生活。人们可能认为香秀太过冷静,以至于不像一个坠入爱河的姑娘,只能说对房子的理性需求压过了爱情冲动,在一部讲述乡村年轻人追求真爱的电视剧里,房产不仅成为了城里/乡下人身份的象征,甚至能够鞭策年轻女性恪守操行,如同轻松喜剧主情节之外的另一重现实旋律。 

《乡村爱情》香秀的爱情开始得迅猛,进展得却很理性

房产与教育资源绑定,更是剧中人苦苦筹措的重要原因,电视剧《小舍得》、《小欢喜》(2019)都有主人公为了孩子迁居学区的段落。乔英子一家住在书香雅苑,英子妈妈还另外拥有两套房产,这里距离区重点很近,不仅学习氛围优秀,而且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电影《学区房72小时》(2019)的学区房故事显得危机四伏,身为大学教授的男主为孩子幼升小苦恼不堪,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个老破小学区房,是一个简陋的一室户,位于顶楼,全屋只有一个狭小的老虎天窗;而在中介口中,这个房子再合适不过,在市场上极其抢手,需要在72小时内完成交易。在《心居》中,冯晓琴非买房不可的理由同样是儿子的升学问题,受够了“没有文化被人瞧不起的苦”,当妈的发誓要让儿子读好书、考好大学、争一口气。 正是这点为了儿子付出的志气,冲淡了她的精明算计,让顾家人对她有所改观。凝结在学区房之上的紧迫感之所以令人窒息,是因为剧中人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或许已经站稳脚跟,因此下一代更不能掉出队伍,他们坚信今天吃的苦是为了明日的投资,若是下一代能走得更远,生活就还有奔头,所以一步都不能出错。 

说到这么多关于买房的电视剧和为买房立志努力的外乡人,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跟“买房=安心”唱反调的文本,它们怀疑并戏弄着将未来拴于买房之上以及买房等于成功的信念,也提示着一路向上、乐观进取背后潜藏的危机。郑钧在歌曲《按揭》(2007)里唱,买房是为了娶一个新娘、生一个娃当做希望,但也怀疑为了买房出卖身体灵魂是不是太悲哀,同时为人们勾勒出买房之后“必须还债”、“必须造爱”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被动生存状态。 与《按揭》精神相通的是周云蓬的《买房子》(2010),但后者的想象更具有末世气息——买了价值三十万的房子,所以上了很多杠杆,为了还清银行贷款,他必须不管“天塌地陷”、“洪水滔天”、“海枯石烂”地去上班,直到他的头发白了、嘴里没牙了为止。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1949)里的威利早于国人数十年质疑贷款买房,威利是站在还款终点拥有房产的成功人士,可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二十五年的劳动。他怀疑自己这些年的力气全白花了,这栋现在属于他的房子,以后迟早会进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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