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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裔英国作家亚拉·福勒:小说也有机会影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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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裔英国作家亚拉·福勒:小说也有机会影响现实?

年轻的巴西裔英国作家想通过新英国脱欧时代的小说来鼓动读者,问题是,小说真的能够影响现实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 图片来源:Suki Dhanda/The Observer

29岁的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Yara Rodrigues Fowler)是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巴西裔英国小说家和活动家。2019年,福勒凭借处女作《固执的档案管理员》(Stubborn Archivist)入围了《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年度青年作家奖。《固执的档案管理员》讲述了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学会在身心创伤之中寻找自己定位的故事,是一部极具创造力的小说。同年,福勒还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鼓舞人心的30位年轻人”之一。此前在2017年,福勒参与合作开发了一款程序,推动了Tinder用户注册参与投票,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年大选中年轻人的投票率。

福勒的新作《事犹未了》(There Are More Things)同样讲述了2位来自于巴西、生活在伦敦的室友的故事,向读者们展现了梅丽莎和卡塔琳娜的政治觉醒。

英国脱欧前后的千禧一代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呢?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与他们有关的作品呢?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出生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人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那时的英国人都说,事情只会越来越好。当时是工党执政,人们改善了贫困的状况,这一点跟在巴西的情况相似,当时,巴西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政府工党执政后,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改进。但是,问题来了:当你怀揣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念慢慢长大,最终看到的、经历的却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如何把我们带往一个法西斯主义崛起、世界陷入生灵涂炭的时代。经历过这样巨大落差的一代人,难道你不会感到好奇吗?

但人们常说,政治和小说并不能混为一谈……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从来都不担心创作政治题材的小说——事实上,每一部小说都带有政治性。我只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所创作的政治小说怎样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我曾经听过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播客,他谈到过一封来自女性粉丝的信,信中写道:“我读了你的《鸟鸣》,书中的性爱场景让我意识到,我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亦或是真正的性快感,所以,我离开了结婚20年的丈夫。”对此,福克斯的反应是:哇!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也挺大的。我就在想,能不能写一本小说,会让人们感到充满了革命的可能和渴望呢?因为读了这样一本小说,他们会想要走上街头反抗,或许不一定是为了他们自己有生之年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是为了子孙后代。

你会关注其他同类型题材(关于千禧一代的经历)的小说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觉得,大家所表达的想法都是一样:现在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但凡是涉及到我这个年代的人相关的,包括那些有恐慌症的人,那些作品都是如此,像《良苦用心》(Good Intentions)、《乳牙》(Milk Teeth)和《奎妮》(Queenie)等。如果你写的书描述了生活有多么艰难,肯定就会有人说,是的,我当然知道生活有多艰难:生活就跟狗屎一样,看看房价,看看各种生活花销,从来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也根本不敢要孩子,否则必然会变成负资产。当然,小说可能都比较极端,会把所有的情况都糅合在一起。我很想写一部小说来探讨几个问题: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呢?而不仅仅只是表达一些“我只是一个付不起租金的千禧一代,我投票给了科尔宾,我不喜欢特朗普”这种表面的东西。

《事犹未了》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开头有一个注释,当梅丽莎和卡塔琳娜在激进分子会议上唱起颂歌时,要求读者们大声与她们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想给读者们制造一些难度吧,当他们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这本书真的很有教育意义”,说完就又把它放回去了。当梅丽莎和卡塔琳娜(第一次)和其他激进分子一起唱圣歌时,梅丽莎心想,这太尴尬了,然后这么想着想着,她就挺过来了,其实也就这样嘛!我大概也希望读者能够有同样的体会吧——我们都曾满怀热忱地相信,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人人都安全的世界,不存在监狱,也不再有边界,我们或许也曾因这份热忱而感到尴尬不已,但最理想的是,在这本书走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问自己,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小说中是否有暗示,认为性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其实我并不想突出性和恋爱关系,小说里面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而性关系和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罢了,但是,这种关系具有一种指向性,它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展现了你的世界:你和什么样的人关系亲密?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的这个世界或许并不是举重若轻,但确实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梅丽莎就是个喜欢乱交的人,那很好;如果卡塔琳娜就是个专情的人,只想和她的男朋友永远在一起,那也很好。

作家克莱尔-露易丝·本尼特(Claire-Louise Bennett)说过,你讲故事的语言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你知道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的确发现在表达习惯方面会有一些错乱。我从小就习惯了MSN信息式的表达:从来没人使用句号,你只需要换一行,别人就知道你上一句话已经说完了。我爸爸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会在短信结尾加句号的人,但这让我感觉很有攻击性!我想要创作一本书,它可以在形式上打破你对小说的期待,但我又不想让它因此而变得难以阅读。或许你平时喜欢诗歌,也或许你平时就不怎么读书,都没有关系,你依然能够欣然地接受这本书,即便它读起来可能有点怪怪的。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瓜达卢佩·内特尔(Guadalupe Nettel)的新书《死婴》(Still Born)简直是太棒了!它所讲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像书名所表达的那样可怕,事实上,这是一本关于多父母家庭的的小说,表达了母爱是女性群体之间所共有的一种情感。除此之外,我也在读一些涉及到英国废奴主义者的书,比如Cradle(一个致力于废除英国监狱的组织)推出的第一本书《一砖一瓦》(Brick By Brick)。

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还记得你以前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可以说,我是读着扎迪·史密斯的书长大的。而她的《西北》是我的最爱。虽然她的作品体现出了那个年代下想象力的政治局限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喜爱。她所描述的伦敦正是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伦敦——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可能10个去了医学院,2个进了监狱,这就是当时的学校真实的情况。她的作品之所以精彩,就在于她向我们展示了那个真实的世界,但问题是,她从来不会引导我们去思考。读完她的作品,你不会产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那个世界”这样的想法和冲动,但这一点却是我所渴望的吧。

(翻译:刘桑)

来源:卫报

原标题:Yara Rodrigues Fowler: ‘Revolution – that’s what I’m hungry for’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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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裔英国作家亚拉·福勒:小说也有机会影响现实?

年轻的巴西裔英国作家想通过新英国脱欧时代的小说来鼓动读者,问题是,小说真的能够影响现实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 图片来源:Suki Dhanda/The Observer

29岁的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Yara Rodrigues Fowler)是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巴西裔英国小说家和活动家。2019年,福勒凭借处女作《固执的档案管理员》(Stubborn Archivist)入围了《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年度青年作家奖。《固执的档案管理员》讲述了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学会在身心创伤之中寻找自己定位的故事,是一部极具创造力的小说。同年,福勒还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鼓舞人心的30位年轻人”之一。此前在2017年,福勒参与合作开发了一款程序,推动了Tinder用户注册参与投票,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年大选中年轻人的投票率。

福勒的新作《事犹未了》(There Are More Things)同样讲述了2位来自于巴西、生活在伦敦的室友的故事,向读者们展现了梅丽莎和卡塔琳娜的政治觉醒。

英国脱欧前后的千禧一代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呢?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与他们有关的作品呢?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出生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人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那时的英国人都说,事情只会越来越好。当时是工党执政,人们改善了贫困的状况,这一点跟在巴西的情况相似,当时,巴西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左翼政府工党执政后,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改进。但是,问题来了:当你怀揣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念慢慢长大,最终看到的、经历的却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如何把我们带往一个法西斯主义崛起、世界陷入生灵涂炭的时代。经历过这样巨大落差的一代人,难道你不会感到好奇吗?

但人们常说,政治和小说并不能混为一谈……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从来都不担心创作政治题材的小说——事实上,每一部小说都带有政治性。我只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所创作的政治小说怎样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我曾经听过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播客,他谈到过一封来自女性粉丝的信,信中写道:“我读了你的《鸟鸣》,书中的性爱场景让我意识到,我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亦或是真正的性快感,所以,我离开了结婚20年的丈夫。”对此,福克斯的反应是:哇!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也挺大的。我就在想,能不能写一本小说,会让人们感到充满了革命的可能和渴望呢?因为读了这样一本小说,他们会想要走上街头反抗,或许不一定是为了他们自己有生之年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是为了子孙后代。

你会关注其他同类型题材(关于千禧一代的经历)的小说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觉得,大家所表达的想法都是一样:现在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但凡是涉及到我这个年代的人相关的,包括那些有恐慌症的人,那些作品都是如此,像《良苦用心》(Good Intentions)、《乳牙》(Milk Teeth)和《奎妮》(Queenie)等。如果你写的书描述了生活有多么艰难,肯定就会有人说,是的,我当然知道生活有多艰难:生活就跟狗屎一样,看看房价,看看各种生活花销,从来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也根本不敢要孩子,否则必然会变成负资产。当然,小说可能都比较极端,会把所有的情况都糅合在一起。我很想写一部小说来探讨几个问题: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呢?而不仅仅只是表达一些“我只是一个付不起租金的千禧一代,我投票给了科尔宾,我不喜欢特朗普”这种表面的东西。

《事犹未了》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开头有一个注释,当梅丽莎和卡塔琳娜在激进分子会议上唱起颂歌时,要求读者们大声与她们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想给读者们制造一些难度吧,当他们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这本书真的很有教育意义”,说完就又把它放回去了。当梅丽莎和卡塔琳娜(第一次)和其他激进分子一起唱圣歌时,梅丽莎心想,这太尴尬了,然后这么想着想着,她就挺过来了,其实也就这样嘛!我大概也希望读者能够有同样的体会吧——我们都曾满怀热忱地相信,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人人都安全的世界,不存在监狱,也不再有边界,我们或许也曾因这份热忱而感到尴尬不已,但最理想的是,在这本书走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问自己,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小说中是否有暗示,认为性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其实我并不想突出性和恋爱关系,小说里面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而性关系和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罢了,但是,这种关系具有一种指向性,它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展现了你的世界:你和什么样的人关系亲密?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的这个世界或许并不是举重若轻,但确实是你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梅丽莎就是个喜欢乱交的人,那很好;如果卡塔琳娜就是个专情的人,只想和她的男朋友永远在一起,那也很好。

作家克莱尔-露易丝·本尼特(Claire-Louise Bennett)说过,你讲故事的语言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你知道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我的确发现在表达习惯方面会有一些错乱。我从小就习惯了MSN信息式的表达:从来没人使用句号,你只需要换一行,别人就知道你上一句话已经说完了。我爸爸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会在短信结尾加句号的人,但这让我感觉很有攻击性!我想要创作一本书,它可以在形式上打破你对小说的期待,但我又不想让它因此而变得难以阅读。或许你平时喜欢诗歌,也或许你平时就不怎么读书,都没有关系,你依然能够欣然地接受这本书,即便它读起来可能有点怪怪的。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瓜达卢佩·内特尔(Guadalupe Nettel)的新书《死婴》(Still Born)简直是太棒了!它所讲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像书名所表达的那样可怕,事实上,这是一本关于多父母家庭的的小说,表达了母爱是女性群体之间所共有的一种情感。除此之外,我也在读一些涉及到英国废奴主义者的书,比如Cradle(一个致力于废除英国监狱的组织)推出的第一本书《一砖一瓦》(Brick By Brick)。

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还记得你以前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吗?

亚拉·罗德里格斯·福勒:可以说,我是读着扎迪·史密斯的书长大的。而她的《西北》是我的最爱。虽然她的作品体现出了那个年代下想象力的政治局限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喜爱。她所描述的伦敦正是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伦敦——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可能10个去了医学院,2个进了监狱,这就是当时的学校真实的情况。她的作品之所以精彩,就在于她向我们展示了那个真实的世界,但问题是,她从来不会引导我们去思考。读完她的作品,你不会产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那个世界”这样的想法和冲动,但这一点却是我所渴望的吧。

(翻译:刘桑)

来源:卫报

原标题:Yara Rodrigues Fowler: ‘Revolution – that’s what I’m hungr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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