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Andrew Michael Spence）日前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在当前发展阶段出现放缓是“正常的”，增速放缓本身并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年近73岁的斯宾塞教授长期以来关心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问题，并与中国学术界保持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今年3月，他曾出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在8月19日回复界面新闻的邮件中，斯宾塞表达了对于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见解。他认为，若是全球经济增速更快一些，中国目前的增长率会更高。但全球经济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创造国内需求就显得十分重要。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进而推进经济转型并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斯宾塞认为，实现持续增长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采取措施，供给侧措施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促进或确保生产率增长和结构性转变的措施；二是处理过剩产能和坏账，并改革相关体制。

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包括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在内的资本市场改革，其中的最新举措是准备于年内开通“深港通”股市交易机制。斯宾塞认为此类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他提醒说，有两点因素可能使得这些改革需要谨慎推进：一是需要协调资本市场监管和改革的步调，二是要考虑外部失调和外部非常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针对外界目前比较关心的中国债务水平快速增长问题，斯宾塞认为，中国债务风险目前不大，但如果当前趋势继续下去，风险可能将会迅速上升。具体而言，他认为中国政府债务水平不高（取决于如何计算国有企业债务），但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和企业负债率较高。

中国社科院今年6月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债务总额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这项研究还显示，以国际通用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去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值。

斯宾塞在邮件中说，虽然中国金融债务水平并不是很高，但不良贷款水平较高。连同与不良投资相关的部分，企业债务水平较高“是一个切实的薄弱环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8月12日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企业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5%左右。

斯宾塞特别提到，在创造国内需求过程中过度使用杠杆可能带来风险。他说，过度杠杆无论如何都不是创造需求的可持续之道，因为“这通常仅仅是将未来需求转移至当前，使得未来的需求缺口更大。”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进程，关于中国能否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也持续激烈。大体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及时导致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不前。对此，斯宾塞认为中国总体上的政策和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他说：“如果继续实施持续的、务实的、逐步的改革和结构性转变，中国将会取得不错进展。”他同时告诫需要对此保持耐心，尤其是当前面临着全球不利因素。

斯宾塞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商学院研究生院荣誉院长。他还担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ission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主席一职，这个创办于2006年的独立委员会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议题。

由于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迈克尔·斯宾塞和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共同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为现代信息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以下是采访内容全文：

界面新闻：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步放缓至目前的6.7%，您认为这种程度的放缓是健康的还是令人担忧的？为什么会在近几年发生？

斯宾塞：当前这个发展阶段出现增速放缓是正常的，这本身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全球经济增长更快一些，中国的增速可能会更高。但全球经济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意味着，持续增长和需求侧的全部压力需要借由创造国内需求来解决。创造需求的过程中过度使用杠杆会面临显而易见的危险。过度杠杆导致的风险很大，无论如何都不是创造需求的可持续之道。因为这通常仅仅是将未来的需求转移至当前，使得未来的需求缺口更大。

界面新闻：经济增速放缓是不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您会用哪几个指标来评价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

斯宾塞：评估转型进程需要多个指标。生产率、朝着服务业的结构转型、公共及私人投资的回报，以及将储蓄分配至投资的系统，这些都是关键指标。

界面新闻：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总债务/GDP之比大幅攀升。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的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风险，您最担忧或最不担忧哪一个？为什么？

斯宾塞：债务风险不算大，但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风险将会快速上升。

在中国，家庭债务水平一点也不高。政府债务水平（取决于你们如何计算国有企业债务）不算高，但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较高。整个财政体制需要改革，并且也正在改革当中。金融债务水平并不高，但不良贷款占比较高，因为这些贷款在过去资助了低回报或负回报的投资，这意味着贷款不会得到清偿。企业债务水平较高，再加上不良投资相关因素，这是一个切实的薄弱环节。

界面新闻：中国目前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这一改革，政府试图解决产能过剩、库存过大和杠杆过高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问题出在需求侧。您认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该如何平衡？在您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核心任务应是什么？

斯宾塞：要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采取措施。供给侧措施有两个要素：一是促进或确保生产率增长和结构性转变的一整套措施，二是要处理过剩产能和坏账，并改革相关体制，从而让这种模式无以为继。

界面新闻：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您如何评估这一改革的时机和进程？您如何评估目前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现象？

斯宾塞：这些是如何做出判断的问题。汇率市场化的大体方向是正确的。但从两件事来看，改革最好谨慎推进。一是等待或协同资本市场监管和改革的步伐，以及资本市场的深化；另一个是外部失调和外部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潜在风险。

界面新闻：2012年您曾在中国出版了《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The Next Convergence：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您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完成赶超后，应该如何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为了继续保证长期稳定增长，还有那些优势可以开发和利用？

斯宾塞：大体上政策和战略方向是正确的。其他国家并不都是如此，这些国家曾犯下了明显的错误。如果以持续、务实、逐步的方式继续实施改革和结构性转变，中国将会做得不错。耐心是好事，尤其是目前全球存在不利因素。第二，重要的是关注就业，以及从多个不同方面去关注增长质量。过于追求达成过去设定的某些增长目标不是一个好的想法。第三，我们在很多国家看到，意识形态之争不利于保持政策稳健和连贯。这些纷争确实会出现，但需要得到解决以向前迈进。

界面新闻：在国际政经舞台上似乎也存在“信息不对称”，比如许多人对中国崛起有敌意、担忧和误解。在9月初的杭州G20领导人峰会上，您认为中国应该向世界传达怎样的“信号”以消除分歧和冲突，从而更好地参与未来的全球治理？

斯宾塞：全球经济目前面临着一些艰难挑战。对此没有谁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杭州峰会上可以出现的最好的“信号”是，G20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协同一致解决问题，并在增速、包容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提高全球经济表现。朝着这个方面切实采取一点措施、而不是说的更多，有助于使“信号”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