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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在美国，站在财富金字塔最顶尖的1%的人在为哪些问题而烦恼？
克莱·科克雷尔（Clay Cockrell）是一位为纽约富人担任治疗师和顾问，《卫报》从他那里获得的信息表明，第一个问题就是，有钱是有罪的，富人们感觉必须隐藏自己富有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孤立。事实证明，身处那1%的人可能感到孤独，因为人们会觉得非常富有的人“与你我不同”。
该报道显示，穷人的抗议活动给富人带来了很大压力。“有很多钱真的感觉很孤立。人们对你的反应可能会很可怕。”金钱心理学专家芭芭拉·努斯鲍姆 (Barbara Nusbaum) 说，“我们都被教导不要谈论金钱，谈钱是不礼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谈论有钱比谈论没有钱更难。你完全可以说：我破产了。但你不能说：我有很多钱。”
竟然，有钱也是一件充满耻辱感的事情。这种心态还要追溯到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中产阶级。美国一度被誉为“中产帝国”——这是一种让中等收入群体囊括所有人的想法，一度给人们一种无阶级差别的印象，好像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大同小异。但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接着，美国福利国家政策走向终结，社会保障体系削弱，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萎缩。再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随着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对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对“1%”的批评在公共话语中愈加突出。尤其在这一时期，对于自己的特权，精英们有了一套新的感受和话语。
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会质疑富人的道德素质。企业家经常受到称赞，但他们也被描绘得贪婪无情。财富的继承者，尤其是女性，也往往被描绘成魅力四射但自我放纵的人物。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社会学副教授瑞秋·谢尔曼意识到，富人们都在试图避免这种耻辱，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尝试着成为富有且具有道德感的人。
[美]瑞秋·谢尔曼 著 黄炎宁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在《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一书中，谢尔曼采访了42个家庭的50位纽约父母，从对冲基金金融家、艺术家到全职母亲，他们的共性在于都属于收入前5%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每年的收入超过25万美元，有些人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资产在8万-5000万美元之间，且大多数人都在前1%-2%之列，其中一部分人受益于大量遗产。
钱比性更私密
为了避免财富带来的尴尬，一些美国人选择对财富保密。他们讨厌谈论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用谢尔曼一位受访者的话来说，钱“比性更私密”。2007年，盖茨基金会与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中心合作，记录了成为美国财富榜单上前1%人口的感受。研究人员调查了165个美国最富有的家庭，由此产生的研究报告《财富的喜悦与困境》长达500页。
“财富可能成为与他人联系的障碍，”一位年收入约8000万美元的科技企业家的配偶谈到，人们不觉得有钱人应该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压力。有钱人还会遇到的尴尬是：谁应该在餐馆买单。
不提钱，其实也是特权人士掩盖他们的特权及特权背后冲突的一种方式。富人有的时候会刻意隐瞒商品的价格标签，不让保姆看到自己买的东西究竟多少钱。然而问题在于，不论如何隐藏标签，富人拥有的特权无法隐藏；无论保姆是否知道雇主家具的价格，他们无疑都知道阶级差距的存在。隐藏财富和消费水平的做法，或许有助于富人缓解自己对不平等感到的不适，同时也使得这种不平等无法得到诚实的讨论或改变。
一方面，富人们很难在外人面前开口谈自己究竟有多少财富，另一方面，富人们在盘点和思考自己的财富时，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谢尔曼把他的访谈对象分成两类，一类人“一心向上”，一类人“心系下层”。前者的注意力聚焦于自己欠缺的特权，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优越条件。他们认为，和自己地位类似或比自己还富有的人还有很多，夸大在自己经济水平之上的人口比例，认为自己只算是“中产”，并用这种想法弱化特权地位。还有一些富人采取的方法是，把不如自己有钱的人等同于极度穷困的群体。一位总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受访者称：
“美国最穷的人可能在一些国家都算得上富人。他们还是有车、有房。你知道的，非洲人没有这些……但我会在日常生活中扪心自问，这个向我迎面走来的人比我穷吗？不会的。”
谢尔曼分析称，这样一来，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认为自己是中产的富人之间十分显著的差异被略过了。
与“一心向上”的人不同，“心系下层”的人承认，大多数人的焦虑来源于钱，而免于焦虑正是特权的一个重要部分。谢尔曼看到，这类人更多是从出生到现在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的人，也有靠自己赚取工资来实现阶级跨越的人，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拥有的优势，常常对这一优势感到不安，想要配得上自己的特权，因此会说想要做一个与财富相称的有道德感的人。
为拥有巨额财富正名
在批评“1%”的大环境下，人们很难觉得有钱和有道德是相容的，有钱人自己也很清楚。富人在阐释自己财富正当性的时候，常常借鉴强调消费和工作纪律的新教伦理。在富人眼中，正当地拥有财富意味着要努力工作。那些从事高薪工作的人会强调，自己如何为财富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即使是全职妈妈和财富继承人，也将自己视为生产者，明确反对“有钱闲人”的刻板印象。
自从一个多世纪前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创造了“炫耀性消费”一词之后，在奢华而无用的产品和服务上花钱被认为是“财富的证明”，富人也通常被认为是以炫耀财富来确认地位。但在谢尔曼的访谈中，富人们往往会谈到自己是如何谨慎消费的，自己是在为孩子和家人购买基本用品，而不是为自己购买奢侈品。他们经常描述自己如何讨价还价，但从不吹嘘自己花了很多钱。这样一来，他们就将自己与物质主义、炫耀性消费划清了界限，甚至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下一代，这些富人受访者也遇到了难题——即如何在将自身优势交给孩子的同时，也能够设定限制。他们希望确保孩子意识到自己拥有的特权，希望孩子们能够以尊重和互惠的态度对待所有其他人。许多人原则上支持公立学校的想法，但对大班、体育和艺术课程的缺乏以及之后的大学录取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将孩子安置在精英私立学校，只接触到极其富有的同龄人，又会扭曲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虽然父母没有限制孩子们的特权，但也试图调节孩子们对特权的感受。富人们一方面希望孩子们欣赏舒适的家、名牌服装、私人教育以及私人旅行，另一方面也强调这些特权是特殊的或是“享受”，希望孩子成为勤奋的工作者，而不是懒惰的混蛋，并试图限制孩子的消费和消费欲望。
当富人试图成为“正常人”、“好人”的时候，他们是在试图转移对财富的污名。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能够将自己和后代视为勤奋的工人和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就可以象征性地属于广泛而合法的美国“中产阶级”，同时保留物质上处于顶端的现状。
尾声：关注财富分配的道德
要如何看待富人拥有巨额财富且保持良心完好的说辞呢？看起来，似乎只要道德上无可指摘，拥有天文数字的财富就是可以接受的。但谢尔曼提醒我们，根据富人的个人行为来评判富人——工作是否足够努力、消费是否合理、对社会回馈了多少、如何教育下一代等——分散了我们对财富分配极为不平等的注意力。
在谢尔曼看来，应该受到关注的不该是个人的道德，而是社会财富分配的道德。有些人只要脚踏实地、不物质主义，就可以坐拥几千万甚至几十亿的财富，这样的社会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说，不管富人们看起来有多么温和或者高尚，还是应该有一些其他的道德准则，努力创造一个高度不平等无法被接受的社会？
参考资料：
Wealth therapy tackles woes of the rich: 'It’s really isolating to have lots of money'
Don't Envy the Super-Rich, They Are Miserable
https://www.wsj.com/articles/BL-WHB-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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