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5日，对帕西瓦尔（Arthur Percival）中将而言是无比黑暗的一天，他成了英国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事件的罪魁祸首——面对席卷东南亚、兵力未知的日本帝国军队，他选择率8万新加坡守军投降，加上此前被俘的5万人，一共有13万英军成为俘虏。而直到投降后，帕西瓦尔才得知进攻自己的敌人不足6万，并且补给不足，缺乏攻城炮弹。

山下奉文作为日军第25军司令官接受了这次投降，正是由于这位将领的大胆与勇猛，胜利来得如此轻易。他麾下的部队使用脚踏车突进马来半岛，仅以73天的时间和3000士兵阵亡的代价，便将大英帝国在远东最重要的要塞新加坡和整个英属马来亚收入囊中。

巨大的胜利将山下奉文的名望推向高峰，他于第二年晋升为陆军大将，“马来之虎”的威名闪耀在日本帝国皇军的每一个联队里，就连远在大本营的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也感到不安。5个月后，东条一纸调令将山下奉文遣往伪满洲国，直到1944年10月，山下奉文才在太平洋战争渐落下风时临危受命重返东南亚，就任第14方面军司令官。此时，东条英机已下台两个月。

新的战场在菲律宾，而敌人则是矢志复仇的美军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于麦克阿瑟，菲律宾具有特殊意义，他的父亲老麦克阿瑟曾担任菲律宾的军事总督，自己则在1941年在菲律宾被任命为美军远东军总司令，不久，这位以骄傲闻名于世的军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被挫败，乘坐一艘潜艇逃往澳大利亚。

此后的故事对于熟悉二战历史的读者绝不陌生：在美军空前的武力优势面前，即使是山下奉文也无能为力，从莱特岛战役到吕宋岛战役，日军一步步滑向失败。1945年9月3日，日本天皇下达终战诏书的两周后，山下奉文在菲律宾碧瑶投降。

早在1942年，盟军领导人就开始着手设计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与发动战争的罪魁同等重要的是那些对平民与战俘采取野蛮行径的军事将领。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将与其他盟国政府合作，建立一个特别战争罪委员会。第二年4月，美国国务卿赫尔通过中立国瑞士政府向日本转达警告，以免日本领导人误以为美国政府的愤怒只针对纳粹。

盟军早早开始对战争罪证据进行搜集，并投入大量专业人士对审判政策进行框架设计与技术性细节确认，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问题的惨痛教训。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上，战胜国承诺将在协约国军事法庭上审判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然而，荷兰政府拒绝了协约国要求引渡德皇的要求，司法遭遇惨败。最终，造成数百万人丧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中，仅有12名德国战犯被审判，其中6人被宣布无罪。

时过境迁，美国人并不乐意见到山下奉文毫发无损地回到日本，或者参与到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活。在山下奉文投降一周后，美军宣布将针对他进行审判。

选择山下奉文作为第一个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是符合逻辑的——他早已在美国的关押下，而山下奉文案件所需的证据很容易就能在美军占领的菲律宾获得。根据盟国此前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和《伦敦宪章》，次要战犯将被遣送到“他们曾犯下罪行的国家，根据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法律审判和惩罚他们”。

五名美国将军主持了对山下奉文的起诉。在起诉书中，美方控诉这位日本陆军大将“在马尼拉与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地区，非法懈怠职责且没有履行控制下属人员军事行动的指挥官责任，容许其属下对美国及其盟国与附属国人民，尤其是对菲律宾人民实施残酷暴行和其他严重犯罪”。

而其他具体的64项指控，则包括屠杀与虐待3.2万名菲律宾平民和被俘的美国人、强奸数百名菲律宾妇女以及任意破坏私有财产。在审判前三天，美方提出了补充议案细则，列出了对山下奉文的59项新指控，包括谋杀4500名平民、虐待菲律宾人和美国战俘。

令人疑虑的是，无论是全面覆盖的指控罪名，还是64项单独罪名，都无法证明山下奉文与那些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在漫长的证词陈述期间，检方证人两次试图将山下奉文与直接暴行联系起来，一次是日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傀儡纳西索·拉普斯指证这位残酷无情的大将命令手下“杀光所有的菲律宾人”，另一次是拉普斯的姻亲兄弟华金·嘎朗自称曾亲耳听到山下奉文关于杀光菲律宾人、摧毁马尼拉的谈话。

然而，在此后的审理中，这两次指控被证实为捏造，两位证人仅仅是为了通过出庭作证换取美军对其释放。

包括山下奉文、武藤章、横山静雄等战犯在内的辩方证人证明，第14方面军既没有打算防卫马尼拉，也没有计划摧毁它。“防卫马尼拉是愚蠢的。”山下奉文解释说，他进一步告诉法庭，当大部分暴行发生时，自己已经将马尼拉的日军交给横山静雄中将，自己则率军进入圣何塞西南山区。

横山静雄与其他证人证实了这一点。在暴行发生时的菲律宾，三支日本部队互相联系不畅，美军的海空优势与愈演愈烈的游击队给日军造成巨大混乱，横山静雄没有向山下奉文汇报马尼拉发生的暴行，因为即使他的指挥部就在马尼拉城东，他也没有获悉这些暴行的实施。

最终，发生在八打雁省的两万五千人屠杀罪行被锁定在滕重正从大佐身上，藤重承认了是他下达镇压游击队这一命令，理由是他认为八打雁的妇女、儿童与男人一样具备潜在的危险性。他辩解称平民是作为游击队战士、而非无辜的非战斗人员被杀死的。山下大将和横山中将均没有命令他执行大规模屠杀，他也从未向上级汇报过自作主张的决定。

法庭上的山下奉文始终态度沉着，他以“我并不知情，但我不会说我没有责任”作为回答。1945年12月7日，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裁定针对山下奉文的指控成立，判处其绞刑。

在现代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指挥官因其军队的犯法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山下奉文之所以被判处死刑，其判决依据主要来自检方未能证明的重要假定，即假定山下奉文“一定知道或有途径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罪行”。麦克阿瑟手下的战区军法官奥利维蒂的看法具有普遍性：“毫无疑问，像日本军队在马尼拉屠杀八千民众这样的重要事件一定会被报告。”

辩护方曾推论，倘若法庭成员曾亲身经历过战争期间的指挥难题，也许能更有效率地理解山下奉文在混乱的吕宋岛战役中身处的位置。他们尝试直接向杜鲁门总统求情，1946年2月8日，杜鲁门拒绝对山下奉文予以行政赦免。

1946年2月23日，山下奉文被绞死在马尼拉。一名指挥官对属下士兵行为承担的个人责任就这样被确定了。但参与这一案件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莫非表达了异议，他预言说“美国未来的某位总统及其总参谋长以及军事顾问，都可能受到这项决议的影响”。

山下奉文案在最终环节曾被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进行讨论，在八名大法官中，莫非和鲁特雷兹均是明确的质疑派。在他们看来，山下奉文很可能正在面临不公正的审判。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对一个并无实际证据证实其直接罪行的敌国指挥官判处死刑，将在司法层面酿成巨大隐患：处于指挥官体系的美国军方人员，上至美国总统，都可能因其下属犯下的罪行而遭受审判。

两年后，在针对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中，美国检察官控告12名德国军官在东南欧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然而，三位负责审理的大法官没有采用在马尼拉被接受的“必定已经知道”的推论。法庭指出，在面临使指挥官无法得知犯罪或阻碍指挥官干预犯罪的特殊情况下，法庭不会因其下属犯罪而处罚他。

8个月后，另外三名美国大法官参与审判了涉及13位德国战犯的“最高统帅部案”。在裁决中，法庭进一步解释：“美国总统是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有美国军队犯下的罪行却不能根据从属理论而起诉总统本人。对指挥体系上的其他高级军官同样如此。”

这个推论实质上击碎了山下奉文被处决的基础假设。

1969年11月，越南战争中著名的“美莱村惨案”发生，美军士兵屠杀了超过100名越南妇孺及老人。威廉·凯利中尉下达了屠杀命令，并且亲自参与屠杀，然而，其直接上级麦地那上尉同样遭到起诉，对麦地那上尉的审判重启了指挥官是否应该为下属罪行担责的讨论。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媒体进一步提出，美莱村惨案的责任是否应由整个指挥体系上的文职与军事领导人共同承担。这起案件几乎重塑的指挥官责任这一概念。

最终，法庭再次拒绝了“必定已经知道”的逻辑与“本应该知道”的推论，军事法官霍华德上校如此解释：只有当陪审团确定他（麦地那上尉）确实知道他的下属正在非法杀害平民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时，才可以判处他有罪。

半个多世纪过去，日本帝国军队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山下奉文作为指挥官并没有以公平方式获得历史裁决也成为许多法律史界人士的共识。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加入当初审判者们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一诉讼案的资料，他们会意识到1945年在山下奉文直接控制区域内仅有135名平民死亡，而在横山静雄中将的辖区则有超过35000名平民死亡。并且绝大多数战争罪发生在2月，这时的山下奉文正在一百多英里外的山区苦战。

对于美国司法界而言，山下奉文案成为了一个教训，在此后的若干次审判中，法官们审慎地修正了由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产生的漏洞。最终他们得到共识：一名指挥官必须被证明，命令、帮助或煽动了战争罪行的实施，才应该被追究指挥官责任，而绝不能仅仅因为被审判者在战败的敌军中担任高级军官。

山下奉文案的另一大漏洞在于，对于山下奉文的起诉，被局限于菲律宾境内，这使得这位陆军大将回避了更多本应承担的指控，包括其部队在马来半岛造成的屠杀——新加坡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就差点成为遇害者的一员；在中国华北，山下奉文曾组织过反复“扫荡”，多次执行对中国军民的惨案。未能清算菲律宾以外的罪行，这成为山下奉文案中的一大遗憾。

山下奉文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同样风云一时的纳粹将帅，例如古德里安大将和曼施坦因元帅，他们在二战结束后停止履行军人职责，在短暂关押后，因并未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而未被宣布为战犯。不同的命运在历史中留下痕迹，这很容易提醒后世的指挥官们，如果他们不积极执行战争法，那么他们部队的行为最终会为自己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