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胡安焉打过快20份工，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保安……其中短的不过几月，最长期的两年半。在北京送快递的两年，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在物流公司夜间拣货时，他感到：“这份工作还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以及过度劳累，人的情绪控制力会明显下降。”

和频繁换工作不同，他的写作十分长久，持续了十几年时间。2009年，他在南宁开的女装店生意倒闭，回顾曾经的生活经历，他觉得一切都了无意义，不再相信靠追求工作与社会地位获得自我实现。在那段抑郁时期里，他读了卡佛和塞林格，在写作中找到了更强烈的、曾被工作抹去的自己。

2020年，胡安焉开始在豆瓣上写一些工作随笔，其中一篇写的是在物流公司做夜班拣货工人的故事，意外受到了很多关注。后来，出版社编辑联系到他，问他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关于工作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这本书最后被命名为《我在北京送快递》，实际上，除了送快递，书中还有他辗转各地从事不同工作的经历，比如早年间做保安、面包店学徒，后来当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网店工作人员等。

正式职业身份只是人的一小部分，“快递员”的身份无法概括胡安焉是谁。他听摇滚、画漫画，是颇有野心的写作者，在乎的是“如何投入到一个艺术的脉络中，面对它去做出最佳的反应”。在采访中，他描述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像独白一样的文本，描写介乎在生存和生活之间的、一种中间地带的生活图景。”

介乎生存和生活之间，或许是胡安焉以及大多数劳动者的处境，而写作是他找到平衡、不令自己跌入单调生存的一根绳索。

【自述】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

我干了十个多月，在德邦的分拣厂里理货，是长期的夜班，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每个月休四天。工作地点在广东一个物流园，那里除了德邦，还有京东、唯品会、百世快递。干这个活也要有文化，可以不懂写字，但要能认字，否则就没法读出标签上的目的地。此外自己的名字也要会写，有时要签名。

面试基本上就是走形式，其实来者不拒，但入职前要无薪试工三天。这应该违反了劳动法，但我打听了一下，这里的物流企业都这样。你要是不能接受，就别干这工作。

从实践来看，试工也确有必要。来这里干活的人，很多其实并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怎么干。试工是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就我所见，试工后留下来的人还不到一半。有的人甚至试两个小时就走了。不过，理应给留下来的人补上那三天工资才对。

当然公司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很多从外地来打工的人，身上盘缠不多，所以入职干满二十天后，公司会提前发放头半个月的工资，而正常应该是次月十五号才发的。

分拣场就像一个大埠头，我们在一米高的工作台上干活。工作台大约有八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编了号的一个个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工作台停靠着，打开后厢门装卸货物。

我喜欢这份工作，虽然不是所有方面，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因为是在广东，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个把小时后，人就汗涔涔的了，直到第二天早上。

刚干这活的人都会掉体重，我有同事三个月内瘦了四十多斤。我原本不算胖，但也掉了近二十斤。

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早上下班前的两个小时会比较清闲，可以干一会歇一会，而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这段时间最忙，基本上一刻不停。

具体是这样的：晚上七点上班，干到九点，然后吃饭半小时。厂里有两个食堂，被不同的承包商承包，提供不同风格的食物。平心而论，它们价格公道，而且比较卫生。吃完饭后就从九点半一直干到早上七点。有些人会自带面包和饼干，半夜抽空往嘴里塞点。有些人就连着十个小时不吃东西，他们习惯了。我一般都带饼干，偶尔忘带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早上下班前要开个例会，总结当天工作中的问题，一般两三分钟讲完，毕竟革命不是耍嘴皮子。

下班后我们要吃早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大多数人每天就吃两顿。吃完饭就回住处洗澡洗衣服。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油渍，而且人累的时候会想：洗太干净没有必要，第二天还是会脏的。再说高效的去污品也不便宜，打打肥皂就行了吧。于是衣服晾干后，甚至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这种工作，自然而然地，就不会介意这种问题了。

睡觉是最磨人的部分，对于日夜颠倒的生活，每个人的适应力各不相同。在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半夜到了四五点就困得不行，站着随便往哪靠靠就能马上睡着，差点要摔到地上。干起活来就像行尸走肉，目光是恍惚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我把两包货物的标签贴反了，把重庆的贴上了北京的标签，北京的贴上了重庆的标签，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被追了回来。

每个晚上当我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就赌咒下班后一定要立即睡上狠狠的一觉。可是到早上下班后，人又变得不困了，而且刚刚长时间地从事完身体并不喜欢的劳动，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厌烦，渴望做一些身体喜欢的事情，以压制那种厌烦，使身体得到补偿，恢复活力。我看到有些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不是那种疯狂的人，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我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说早餐吃好一点，或者去超市买买东西，虽然那里的超市商品很少，然后听听音乐，以调节心情。

但问题是我仍然不想睡，也睡不着。到了下午，我又开始为睡眠焦虑了。我住的屋子很热，白天室内有三十多度，吹风扇也不顶用。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安眠药我买不到，听说黑巧克力有助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服一片，这当然不管用。褪黑色素我也买了，也完全没有效果。最后只能喝酒。

超市里有四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太贵，我就买杂牌。几种杂牌都是四川产的，喝起来不像清香型的二锅头，而像浓香型的酒，不过价格倒是很便宜。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的酒，比如五百毫升装的老村长，十八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喝酒也要花时间，所以我一边喝一边看书，喝完后完全不记得看了什么，有时我要喝上二三两才能躺下。我晚上六点半起床，假如中午两点前能睡着的话，我就感到庆幸。但在有些糟糕的日子，我过了四点还不能睡着，于是更焦虑了。

另一个问题是，睡醒后的我还是醉醺醺的。幸好我走路上班，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每一脚踏下去，路面的高度都不相同，而且说不清楚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还是这个世界在摇晃。假如没有醉得那么厉害，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就像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路过一排出租平房时，闻到屋里传出饭菜的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深深感到这种休闲的时刻就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情况又和前一天一样，周而复始。

干这个工作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情绪控制力明显地下降，甚至丧失。我就跟组里的几个人吵过架，吵得很凶，有时我甚至想打人。所谓困兽之斗，是因为绝望而歇斯底里。反倒是那些经常偷懒的人脾气较好，大概他们也有点心虚吧。大家对偷懒其实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量和收入本身就做不到公平，偷懒的人只要别太拖累别人就行了。

干这个活偶尔也死人，每年都要死，整个厂大几百人，加上频繁的人员流动更替，一年下来保守估计有一两千人在这上过班，一般是有基础病的，因过度疲劳而诱发。我在的那年死了个装车工，据说他干活太猛，一晚上装了两辆车，回家躺下后就再没起来。

我离职后两个多月，听当时的同事说，厂里有人跳楼死了，从办公楼跳下来，就是我办入离职的那栋楼。猜测他是跟公司有纠纷，无处可诉，加上工作压力大，因而厌世。从他选择的跳楼地点看，可能有报复公司的意图，但我在网上搜不到任何报道。因为物流园地处偏僻，工人又都不是本地人，仿佛一个和周围隔绝的孤镇，消息很难传出去。再说附近的村民也不关心物流园里死没死人，我们和他们的生活是不相干的，仅仅是租了他们的房子，给他们增加一点额外收入而已。

假如我在那里干到今天，至少也是个组长了，这时候大概正愁得扯自己头发，对别人大吼大叫吧。但是长期熬夜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我已经不小了，这不是遥远的事，为此我很焦虑。实际上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从外表看，我成天面如死灰；从里面看，我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为了延缓大脑的退化，我开始吃坚果。考虑到性价比，我主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石洲村能买到多种花生和瓜子，我几乎都买来吃过。核桃能买到一种壳不厚不薄的，它不像小时候吃的硬核桃，硬得能把门的合页撬歪。也不像现在网上卖的新疆纸皮核桃，用手轻轻一掰就碎。它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我一般把它往地上用力一掼，它就从中间裂开了，我再把果仁抠出来吃。但是核桃也不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幸好后来我换了白天的工作，还是在物流行业，改为送快递了。

眨眼过去两年，我暂时还没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不过有些事情改变了，有些事情没有。比如现在我不再骂人，更不想打人。比如我还在坚持吃核桃、花生和瓜子。

【对话】工作抹掉我的独特，但写作可以强化我自己

界面文化：对你来说，工作和写作是怎样的关系？

胡安焉：我去德邦做理货分拣是2017年，我没有钱了，没有选择。德邦这个工作不用面试，去了就能干，我很快就入职了。我当时38岁，按履历来说，可以选择工作是很有限的，做这个相对回报高一点——4000多接近5000块钱。其次可能也有自我惩罚的心理，就像毛姆的小说《面纱》里有一个英国的医生，老婆出轨背叛了他，但他只能惩罚自己，最后感染霍乱死掉了。

我当时也和他有类似的心理，想做一个工作来惩罚自己，不是因为我恨自己，而是因为我恨当时的处境，或者说对社会有一些憎恨，但是我没有能力，也不敢去报复，我只敢靠伤害自己来发泄。

我不是一直干体力活的，在这之前我干过酒店服务生、做过生意，还做过美编、画漫画。送快递或者在德邦打包，我对工作的价值是认同的。显而易见，物流嘛，我们会说物流是没意义的吗？但是我会说一本杂志是垃圾，因为我不认可里面的内容，实际上，当时漫画公司做的就是垃圾，这跟有没有文化无关。对德邦和顺丰这两个快递工作，不是埋怨价值，而是埋怨它对待员工的方式，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

至于写作，因为它们工作时间比较长，情绪消耗大，我在送快递或者做打包工的时候是没法写作的。

我做过的无法兼顾写作的工作，一般平均工作时长在12小时以上。送快递的时候，我每天工作加通勤13个小时，在德邦做理货分拣是12个多小时，在上海做单车销售也是12个小时，但基本每天都会加班，算下来可能超过14个小时了。这些工作都是每周休一天，一周工时在70多个小时以上。如果有人帮我介绍那种每周休两天，每天上八个小时的工作，那当然很好，但是凭我的条件，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

最开始写东西是2006年，我做低端二渠道的公司经营很不好，收入也不高，就想着试试投稿挣钱。我买了市面上一批《故事会》和它的山寨书——《故事会》我没投，因为我知道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四五个月写了大概十篇，只发表了一篇，800块，怎么可能维生呢？

写《故事会》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完全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写的东西没有自我意识，现在看来，我不会把它们视为写作。到了2009年，我才开始尝试靠写作完成对曾经经历的消化，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并且把它看成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2009年，我在南宁开的女装店快破产了，加之我此前在酒店、服装专卖店，或者加油站工作，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赚钱，但钱也没有赚多少——那时感到很厌世，觉得什么金钱啊、社会地位啊，这些东西都是扯淡，都是在浪费生命。

我不再想通过社会的、或者工作的途径，去追求自我价值或者自我实现，而是想通过写作追求的更自我、更理想的精神，在文学里可以找到它们。工作总是抹除我作为人的独特性，而写作却可以强化我自己。而且写作也是最容易开始的，跟伍尔芙说的一样——只要有纸和笔就可以去做。

界面文化：快递员出书，你遇到过质疑的声音吗？

胡安焉：早期写在德邦做打包工作的文章，很多读者留言说我天生具有社会学意识，还有无产阶级意识，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无产阶级意识，这是政治书上的词。之前也有一个记者问过我，书里经常写资本家这些词，是不是要反映什么，很多人觉得我以快递员的名义出一本书，如果我都不能够反映社会问题，那有什么资格出书？但我当时写这个词，不过是为了制造一种幽默效果，别人在读我的时候可能会心一笑，仅此而已。

如果评价《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 “非虚构”，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有分量有难度的创作，没有一个作家的代表作品会是一本回忆录，它一定是一个更复杂、丰富和自由的文本。但靠写这本书，我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看清楚自己的本质，这也对我的虚构写作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处在那些生活里，人是比较麻木的，很难对自己的处境有什么深刻反思——否则我应付不了重复机械的工作状态。

我的任何写作得到关注、发表出版，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幸运的因素，比如说占了题材的便宜。一些活动会请社会学的老师来，而不是请一个文学的，很明显是觉得我是一个社会学现象，而不是一个文学现象。但老实说，这些对我没有坏处，它关乎我的收入，我是拿版税的，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还有人觉得，以快递员为标签出书就已经是不道德的了，这类题材是出版行业的盲目跟风，炒作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会导致一些什么不良的社会后果。但按照他们这样要求，书是根本就不可能卖出去的，有时候我会辩解一下，但是我相信，时间到最后会看清我写的到底本质是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要反映什么社会问题，如果我只是想反映现实，没有自己，我根本就不能跟文学或者说艺术形式产生融合。如果我没有自己，我只不过是一个道理，所以我必须先要有强烈的自己。

但我的写作也不只是为了作用自己，不管外在对我的评价，埋头写就好。刚上黑蓝文学论坛的时候，上面许多人喜欢法国的新小说，一开始是克劳德·西蒙、阿兰·罗伯-格里耶，当然还有贝克特。后来我发现很多“午夜文丛”的新生代作家实际上都在继承贝克特，虽然内容题材会更现实和生活化，但小说形式的根源都是在他那里，就像论文一样，他的影响因子是很大的。

福楼拜写的东西可能今天读起来也觉得很平常，所有小说都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但他是第一个不把所有笔墨围绕一个流畅完整的起承转合的作家。他会写静态的、物理的描写，把小说从故事提升到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他影响了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以及之后的作家。新小说的作家都是受到了福楼拜的影响，虽然福楼拜没有他们走的这么远、绝对、极端。

我说这些是想说，我的写作不是没有参照的，虽然追求的始终是表达内在，而非反映现实，但它不可能是孤立的表达，不是像日记那样只给自己看。我在乎的是跟文学发生关系和互动的方式，要如何投入到一个艺术的脉络中，面对它去做出最佳的反应。我们今天的写作者面对的挑战和要求，跟巴尔扎克、或者大仲马小仲马那个年代的写作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去回应它，而且是有力的回应，甚至是影响它，干扰它的流向。

文中图片由胡安焉提供，自述部分节选自《我在北京送快递》第一章，内容有删节，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