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专家们就在讨论迪伦和济慈之间的对比。人们在做甄选，迪伦将自己所创作歌曲进行的诗化的转变，确实非常不同于约翰·济慈写作那首怪异歌谣《无情的妖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时的手法。

然而当人们评价迪伦的画作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将迪伦和约翰·康斯特勃相提并论是毫无意义的，一谈到作画，迪伦就变得跟那些布鲁克林区的冰淇淋店一样，透着股虚张声势的老古板的味道。

他所绘的都是他看见的事物，尽管他所见的可能是美国各方面的微妙混合，这在他最近于伦敦翡翠画廊(Halcyon Gallery）举办的画展中一览无余。美国的奇特本质就这样渗透而出。一群中西部居民正盯着一场描绘“后宫”偷窥的游乐场表演——这是迪伦梦里曾出现过的情景吗？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迪伦都凭借真正的洞察和耐心的工作，记录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陌生。

迪伦有时候这样作画：他径直来到一辆车前，为它画下速写，因为他喜欢这辆车停在快餐店前的方式。他画下乳酪和面包店、画下它们湛蓝和暖黄的光线；街头的涂鸦也逃不过他的画笔。他抬头看向天际，画下天空的广袤无垠；他画出曼哈顿桥的雄伟，也画出烈焰沙漠一般的霞光。

他懂得怎么去看。他的画作繁复而真诚，且充满好奇。他心里有一把鲜活而宽松的标尺，可以防止画作沦为纯粹迂腐之物。生活总是给他惊喜。他大部分素描的主题是城市边缘常见的破败角落，那些衰落的、体现出美国夹缝间本质的地方：咖啡店、汽车电影院、通宵体育场等。众多美国故事和歌谣在这些地方展开，神话萦绕期间，但如今它们都变得神秘而又难解。它们被一个来自外部的目光审视着，而审视它们的人却完全无意更改所见之物，既不多加一点，也不减去一点。

把迪伦称作“艺术家”是否合适呢？位于伦敦新邦德街（New Bond Street）的翡翠画廊，身处一片装饰华美的店铺中，其中陈列的展品散发着自我放纵的气质，这让人期待着去看一看。迪伦仅仅是在玩业余爱好吗？而奇怪的是，就在迪伦获得诺奖的第一天，批评家们却展开了对迪伦视觉艺术的无端攻击，内容大抵是这些画作如何如何糟糕。事实上，很难想象有人会不喜欢这些画作，迪伦描绘美国的笔触充满了感召力——除非你讨厌绘画，并且觉得这种古老艺术应该被禁止。

如果你瞧不上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和罗伯特·克鲁伯（Robert Crumb），并且认为只有前卫艺术才有价值，那么你可能会不太喜欢迪伦的作品。但如果你承认这些笔触细腻的艺术家的才华，那么你也就不会为迪伦刚好是个摇滚明星（却创作传统风格的画作）而吃惊了。迪伦和霍克尼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每一次展出上，迪伦的作品看起来都要严肃得多。在很多人眼中，他也变成了一个专心画画的诺奖英雄。

让他最近那场展出变得独特的，是他把草稿放大成大作品，像醉汉扔东西那样抛弃了色彩的力量。紫色的天空、妖艳的霓虹灯、潮湿的绿色和激烈的猩红——迪伦画作的颜色是微妙而丰富的，并且能给人们带来启示。

这是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来的作品。他们的正直令人信服。就凭这份对生命之美的敬畏和惊叹，他们也需要被看到。这样的画作，只能来自一位真正的诗人。

（翻译：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