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应是一个文人，”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说。他曾凭借两卷《纳粹德国与犹太人》获得了2008年普利策奖，“我真正喜欢的是文学。”

84岁高龄的他正在转而从事他真正喜欢的文学。最近，弗里德兰德刚出版了一本新书《记忆何往》（Where Memory Leads）。从这本新书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向《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致敬。

为了配合第二部《记忆何往》出版，弗里德兰德的第一部回忆录《记忆何来》（When Memory Comes）再版。这本书是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如一把刷子，轻轻拂去了大屠杀的面纱。弗里德兰德1932年出生于布拉格，书中叙述了他早年间在布拉格的生活，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法国巴黎，再后来又移居到法国维希。有一段时间，他藏身于一个天主教神学院里，那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信仰；他的父母原本打算逃到瑞士，最后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记忆何往》讲述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历史，是弗里德兰德1977年在以色列写就的。在以色列，弗里德兰德着力研究犹太人国家及其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这也是个永远都争论不休的话题。回忆录里还讲述了战后凄惨的时光，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弗里德兰德还把这个话题纳入了他所教的课程讨论中，因为除了在以色列和日内瓦教学，他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名誉历史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何往》讲述了一段历史，”弗里德兰德说，因为这本书更多讲述的是关于他父母的——因为他直到1994年才第一次到了圣金戈尔夫，那段旅程促使他去研究大屠杀——这才有了后面两卷《纳粹德国与犹太人》之《迫害的年代》和《灭绝的年代》。这些作品让弗里德兰德花费了近一生的时间，16年的写作最终让他获得了普利策奖。

“在这个课题上，我已经完成了历史研究，它贯穿了我的一生。这是一个自知的决定，因为我必须要将我知道的都说出来，尽我最大能力来研究这段历史。但我真的想把余下的生命用在文学上，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

弗里德兰德的下一本书将是站在普鲁斯特管家的视角所写的普鲁斯特回忆录，主要讲述“一些关于普鲁斯特的特殊回忆……他所作的工作，针对他的不同观点，他的童年、社会经历等等”。弗里德兰德说这本书“其实很早就在我的心中萌芽”，不论他离开书桌多远距离、多长时间，它始终都在那里。

剑桥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论《灭绝的年代》，认为它“空前的活泼生动富有力量，就像一部小说一样”。的确，它就是一部真实的《战争与和平》。这只有少数作品能达到，埃文斯写道，因为弗里德兰德广泛运用了受害者的信件和日记，而不是那些有时候并不太可靠的回忆。

“我已经写了两部回忆录，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它就是自我批判。在多年以后写回忆录，这个做法风险很大。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那样，战后立即收集现场日记，写出来的回忆录就会非常接近事件。而且，我不知道仅凭我的记忆能说出多少故事，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过去的记忆也会逐渐模糊。”

“伤痛的过去记忆深刻，但是尽管如此，你也已经熬过那段时间，你和很多人都这样说，绝大多数时候，你对自己也这样说。”

弗里德兰德伤痛的过去仿若20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面镜子，也让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变故中受到锻造。出生在布拉格的时候，他叫帕维尔·弗里德兰德（Pavel Friedländer），后来改名为帕弗立赛克（Pavlicek）。逃到巴黎后，他又变成了保罗（Paul）。隐藏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变成了Catholic Paul-Henri Ferland。在以色列参军时，他又叫沙乌勒（Shaul）。在欧洲和美国当大学教师时，他又变成了索尔（Saul）。他会说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法语、英语，使用的文字是英语，思维模式是法国人的模式。

据弗里德兰德所言，回家也是同样一段悲惨的经历。年幼的、被忽略的受害者在日记和信件中写到了“那次事件、那段历史、那次大屠杀”，甚至是与那支恐怖纳粹队伍有着密切联系的犹太委员会成员也记载了下来。“我的目的不是去证实这些事实，而是创造一种氛围。在你逃离那次大屠杀20年或30年后，不管遇到什么，你都无法将那段历史抹去。”

美国如今正面临着自己的不确定性。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楼上，美国的第45任总统正在摩拳擦掌。美国民众倒向了右派。弗里德兰德曾告诉一位记者，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他可能会离开美国。

“我知道，”他说，又笑了笑。“全世界都知道了，我都开始讨厌起邮件了。因为他们通过邮件告诉我，‘如果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立刻离开呢’诸如此类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人的话更糟。但是我还是觉得，造成这个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责任的。”

弗里德兰德谈到了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的不足之处，谴责自由派对他们自身背景、社会环境的依赖，低估了特朗普对普通美国人、女性甚至是拉美裔族群的吸引。他意识到了右翼民族主义在美国、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的再次崛起，但是却拒绝将其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这里不是魏玛（Weimar），”他说，他不能想象特朗普会对美国民主进行攻击。“但这确是一场大灾难。对于特朗普核心集团的所作所为见得越多，你越会开始思考未来还将发生什么。”

核心集团包括斯蒂芬 ·班农（Stephen Bannon），他曾是右翼新闻网站巴特（Breitbart）的CEO，很快将会成为白宫高级顾问。他主要负责扩大竞选广告和特朗普推特带来的影响，包括反犹太主义。

这种观点，弗里德兰德说，似乎“很接近纳粹分子，或新纳粹分子。”他补充说：“特朗普一方面不拒绝3K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将班农当作自己的首席顾问，而这个人的政治观点众所周知。”

“从这里可以看出特朗普有点白痴，不过我认为他并不像描述的那样愚蠢。如果他真的一点都不傻，那情况将更糟，因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带有邪恶目的的事情。把班农那种人当作顾问？真糟糕。”

他又笑了。

“你打算回英国吗？”

不。我妻子和孩子们都是美国人，而且我也没投票给英国退欧。“你知道吗，有些人问我，‘那你要去哪里呢？’我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肯定是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二人之中，你不知道谁是更可怕的恶魔。”

退隐的诱惑力真的很强。弗里德兰德年事已高了，他在耶路撒冷时写了《记忆何往》。他写到，“我只想坐着，脑袋放空，模糊的视线沉浸书海之间。”

现在他的脑袋还不能完全放空——他还要写书，还要思考特朗普的当选，还有记者和观众的问题要回答。但是，孩子们和孙子们在身旁嬉戏打闹，他的第二任妻子Orna陪在身旁，仿佛珍贵的时光又重新回到他的手中。

在新书中，他还写了他“不同寻常的工作程序”。他先手写，然后让别人将草稿打印成文，再手动修改草稿，如此重复，这样就能“同时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修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弗里德兰德所写的历史和回忆的暗喻：争论被抹掉了，但踪迹和影子还是保存了下来。事实上，弗里德兰德说，他写书的动机很简单直接，就只是因为他老了。他想通过《记忆何来》引起“普鲁斯特效应”（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他在书中描述了在牛奶吧喝到的一杯草莓奶昔，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和父母在巴黎所待的短暂时光记忆中的一杯饮料。

（翻译：汪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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