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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他是求索者 也是守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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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他是求索者 也是守墓人

陈映真离场之后,寂寥者将愈发寂寥。

作家陈映真昨日在北京病逝,台湾媒体报道中,给出的标题是"未能落叶归根"。然而,对于这位出生于日治时代的台湾新竹、毕业于淡江大学外文系的左派小说家来说,尽管现世论者往往尝试将他的政治观点与文学信念分开讨论,但是逝世之地,祖国的核心北京,仍然与他的一生立场,完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

陈映真早早写过,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知易行难,他不仅引领台湾文学创作潮流,办《人间》杂志成报导文学之先驱,更一生践行自己的追求,属知行典范。

时间回溯,当五四运动留下的遗产,在上世纪60年代台湾特定的脉络下开花结果,初入文坛、深受鲁迅影响,23岁的陈映真就已经展开了意识形态的求索之旅。他写下名篇《我的弟弟康雄》,化身为新婚的少妇,借细诉对自杀的弟弟的忏悔与哀思,表达出戒严格局下,身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对极左社会的渴望。

弟弟的名字康雄,闽南语中是熊憨的谐音。他曾经梦想乌托邦社会,却碍于充满肃杀的社会现实,使他只能在苦闷中等待,渐渐成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虚无主义者。他如同唐吉柯德与哈姆雷特的结合体,既耽于幻想又犹豫不决,发现难以逃脱内心宗教与道德的律束,最终背离初衷,陷于自我厌弃而仰药自尽。而小说中的"我",崇拜弟弟,却旁观了理想主义者的诸多痛苦而不得不回到世俗认可的价值判断中的姐姐,在康雄自杀、社会思想者的父亲投身宗教、画家情人卖身广告社之后,以"浮士德的悲壮"走向了对立面,选择与富足的男人结婚,"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流派告别",通过用财富解决这三个男人都无法摆脱的痛苦, 跃上了看似安于现状、充耳不闻的中产阶层,以"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为自己洗去歉疚,但是,她的内心却充满凄惶,因为"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低逐渐饿死了"。

相较于笔下的康雄,陈映真自身的活法要锐利许多。1968年民主台湾同盟案,不讳言"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的他,因组织阅读左翼书册罪被捕,判刑十年;至蒋介石故后特赦,他减刑出狱,在作品中反省知识分子的浅俗与孤绝,矛头直指美国透过知识输出让台湾成为其附庸的文化渗透。他自白"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1996年5月1日,陈映真参加高雄五一游行。

陈映真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地站在个人角度与世界博弈,而是选择了更为开阔的政治经济背景,笔下的人物包括政治犯、小人物、各个社会阶层,结合了世界体系、商业资本与大众消费,不同于许多感性先行的文人墨客,陈映真厚积薄发的背后是他大量的理性思辨。《唐倩的喜剧》就透过塑造周旋于台、美知识分子中的女人的爱情与学问,成为70年代"西化"之争的核心,也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旗帜,至1978年,他再次被捕,在白先勇、郑愁予、施明德等人的联署抗议下,36小时后获释。

与此同时,陈映真还是毛泽东"三个世界论"的信徒,在他创作后期,他将笔力集中于第三世界民众内心的颓废与扭曲、抗拒与挣扎,更尤为关注"四人帮"后一代人的作品和思想,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不少判词是颇具预言性的。所以当1983年在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中与真正来自活生生的中国的茹志鹃与王安忆母女相逢后,又过了二十年,王在忆述陈映真的《乌托邦诗篇》中写道: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

如隔岸观火,陈映真在置身其中的人面前,显得口干舌燥。他写道: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这个"并不激越的爱国者",2006年索性移居北京,后来加入作协,成为了组织内的第一个台湾人,这样的举动,让人想起蓝博洲曾引述的,白色恐怖受害人,郭琇琮遗言,"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将骨灰撒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卷心菜有所帮助呢",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一样有着粉身碎骨浑不怕的豪迈与决绝。

所以,在陈映真离场之后,寂寥者愈发寂寥,文学上立场相悖的陈芳明撰文,"向可敬的论敌遥遥致敬",约定要再写下一个十年的同道者黄春明,更是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映真其人与其文,连同他漂泊的实践、放逐的归宿,是冷战格局之下,台湾社会巨变下的产物,他为了左翼追求而放弃更广阔的现代主义道路的选择,或许于两岸而言,理解起来都稍显隔膜,但的的确确,前无古人,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台湾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焦虑与慷慨陈词,都凝练在了文字的琥珀之中,并对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问题,给出了标本式的答案,当时代的车水马龙穿梭而过,他是求索者,也是守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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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离场之后,寂寥者将愈发寂寥。

作家陈映真昨日在北京病逝,台湾媒体报道中,给出的标题是"未能落叶归根"。然而,对于这位出生于日治时代的台湾新竹、毕业于淡江大学外文系的左派小说家来说,尽管现世论者往往尝试将他的政治观点与文学信念分开讨论,但是逝世之地,祖国的核心北京,仍然与他的一生立场,完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

陈映真早早写过,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知易行难,他不仅引领台湾文学创作潮流,办《人间》杂志成报导文学之先驱,更一生践行自己的追求,属知行典范。

时间回溯,当五四运动留下的遗产,在上世纪60年代台湾特定的脉络下开花结果,初入文坛、深受鲁迅影响,23岁的陈映真就已经展开了意识形态的求索之旅。他写下名篇《我的弟弟康雄》,化身为新婚的少妇,借细诉对自杀的弟弟的忏悔与哀思,表达出戒严格局下,身为知识分子的自己对极左社会的渴望。

弟弟的名字康雄,闽南语中是熊憨的谐音。他曾经梦想乌托邦社会,却碍于充满肃杀的社会现实,使他只能在苦闷中等待,渐渐成为一个有道德洁癖的虚无主义者。他如同唐吉柯德与哈姆雷特的结合体,既耽于幻想又犹豫不决,发现难以逃脱内心宗教与道德的律束,最终背离初衷,陷于自我厌弃而仰药自尽。而小说中的"我",崇拜弟弟,却旁观了理想主义者的诸多痛苦而不得不回到世俗认可的价值判断中的姐姐,在康雄自杀、社会思想者的父亲投身宗教、画家情人卖身广告社之后,以"浮士德的悲壮"走向了对立面,选择与富足的男人结婚,"向处女时代、向我所没有好好弄清楚过的那些社会思想和现代艺术流派告别",通过用财富解决这三个男人都无法摆脱的痛苦, 跃上了看似安于现状、充耳不闻的中产阶层,以"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为自己洗去歉疚,但是,她的内心却充满凄惶,因为"那种思慕的悲哀,仿佛和我富足的生活正相对低逐渐饿死了"。

相较于笔下的康雄,陈映真自身的活法要锐利许多。1968年民主台湾同盟案,不讳言"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的他,因组织阅读左翼书册罪被捕,判刑十年;至蒋介石故后特赦,他减刑出狱,在作品中反省知识分子的浅俗与孤绝,矛头直指美国透过知识输出让台湾成为其附庸的文化渗透。他自白"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1996年5月1日,陈映真参加高雄五一游行。

陈映真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地站在个人角度与世界博弈,而是选择了更为开阔的政治经济背景,笔下的人物包括政治犯、小人物、各个社会阶层,结合了世界体系、商业资本与大众消费,不同于许多感性先行的文人墨客,陈映真厚积薄发的背后是他大量的理性思辨。《唐倩的喜剧》就透过塑造周旋于台、美知识分子中的女人的爱情与学问,成为70年代"西化"之争的核心,也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旗帜,至1978年,他再次被捕,在白先勇、郑愁予、施明德等人的联署抗议下,36小时后获释。

与此同时,陈映真还是毛泽东"三个世界论"的信徒,在他创作后期,他将笔力集中于第三世界民众内心的颓废与扭曲、抗拒与挣扎,更尤为关注"四人帮"后一代人的作品和思想,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不少判词是颇具预言性的。所以当1983年在聂华苓主持的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中与真正来自活生生的中国的茹志鹃与王安忆母女相逢后,又过了二十年,王在忆述陈映真的《乌托邦诗篇》中写道: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

如隔岸观火,陈映真在置身其中的人面前,显得口干舌燥。他写道: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这个"并不激越的爱国者",2006年索性移居北京,后来加入作协,成为了组织内的第一个台湾人,这样的举动,让人想起蓝博洲曾引述的,白色恐怖受害人,郭琇琮遗言,"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将骨灰撒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卷心菜有所帮助呢",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一样有着粉身碎骨浑不怕的豪迈与决绝。

所以,在陈映真离场之后,寂寥者愈发寂寥,文学上立场相悖的陈芳明撰文,"向可敬的论敌遥遥致敬",约定要再写下一个十年的同道者黄春明,更是难过的说不出话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映真其人与其文,连同他漂泊的实践、放逐的归宿,是冷战格局之下,台湾社会巨变下的产物,他为了左翼追求而放弃更广阔的现代主义道路的选择,或许于两岸而言,理解起来都稍显隔膜,但的的确确,前无古人,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个台湾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焦虑与慷慨陈词,都凝练在了文字的琥珀之中,并对知识分子如何自处的问题,给出了标本式的答案,当时代的车水马龙穿梭而过,他是求索者,也是守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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