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回溯战争,烽火本身已经面临解构主义,不管直叙、倒叙、侧写还是白描,时间长度越长,人们越需要广角镜头,宽视野、大景深。人们需要在纪念历史的过程中了解社会的颠沛与文明的坚韧,了解人、事、物在时间长河里微妙的联系。

雷达、计算机、手机这些至今都在造福人类的科技,都源自二战。可说,电子学在二战中度过了它狂野的青春期,展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电子技术最终能变为军民结合型的电子信息制造工业,也正因为电子学在战时的恣意生长。

青霉素的案例让医药企业们终于意识到,开发少量而有效的药物远比大量但效果甚微的产品更能产生收益。二战结束后,传统制药工业从生产导向转为研发导向,制药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一批跨国制药巨头成长了起来。

严格意义上,路虎(Land Rover)和二战并没有特别直接紧密的联系。这个品牌在1948年才出现,当时二战结束已3年。因为战后世界对吉普车的热爱,以及罗孚对在二战期间积累下来的巨大产能进行利用的需求,催生了路虎。

对21世纪的年轻人来说,能在日常中直接提醒他们,70年前那场战役与眼下之联系的,或许就是他们车库里的越野车了。作为世上最接近战争的汽车,战后世界对吉普的热爱经久未衰,更催生了家喻户晓的越野品牌与车型。

生产了黄鼻子德军Bf 109战斗机的梅塞施密特股份公司,在和平时期也生产过猫王的座驾。但在漫长的70年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并购重组,它最终融入了空客集团——一家超高音速喷气式飞机专利的持有者。

1954年6月27日,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它让普通民众知道,核能不仅只能用于恐怖的核武器,还能用于发电,成为能源。

二战对时装工业的影响远不止当时的中心欧洲,战后美国一大批高级时装公司的出现、日本设计师的突起,其实都和二战有关。

吴景平访谈:从经济角度看抗战

穆藕初死前留下遗言:“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需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称“这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损失”。正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国共产党元老董必武送挽联,上联是:“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下联是“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中,独留清白,堪作楷模。”横披:“衣被天下”。

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者。在抗战时期,面临日军轰炸,他指挥着被誉为东方“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挽救了中国工业、兵工业的命脉。

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经济史》中将1937年至1949年称为经济的崩溃时期,即将1937年的全民族抗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的地位在战时和战后都得到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