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的拉丁名拼写错误得乱七八糟、云南樟被当成普通樟树、为了评A的标语“市民素质高一分，景区形象美十分”翻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public one point the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en point”，这是美国艺术家蕾切尔·萨斯曼与中国科普作家刘夙前往贵州参观时遇到的尴尬场面。

蕾切尔·萨斯曼是《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的作者，一位专注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国艺术家，她曾花费十年时间去往全球各地探索最古老的生命，她去过南美、北欧、日本、斯里兰卡甚至南极，却从没到过中国。刘夙是《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的译者，同时也是上海辰山植物园的科普作家。近日，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一年后，萨斯曼来到中国，与译者刘夙一道，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贵州的长顺县“拜访”“银杏王”，算是对“未来及走的路”的一次“弥补”。

长顺县的“银杏王”位于天台山上，是天然银杏树群中的一棵，已经有4000余岁，由两根硕大枝干组成，被当地人称为“夫妻树”。来此处旅游的人们会对树祈福，无论是烧蜡烛，还是系红丝带，都可祈祷“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原本有一个村子依树而建，后来当地为了将“银杏王”开拓成旅游景点，村庄拆迁，村民搬去了山脚下。

与萨斯曼之前环游世界时或忍受孤独、或冒着危险的旅程不同，这一次，她和刘夙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一路上，刘夙为萨斯曼介绍着当地的植物信息和地貌特征，却对于当地人讲述的建文帝藏身于此的传说无动于衷，他理解这个神秘故事是当地为增加旅游吸引力的一番苦心经营，也就没有提出怀疑——但为他们指出了两个沿途所见的错误——李家湾“银杏王”的学名写错了，卧龙古樟的学名和种的鉴定也是错的。 

无须担心这样的“尴尬”会给艺术家萨斯曼带来什么特别的负面影响。在长达十年的寻访、研究、拍摄古老生物的旅程中，与她曾遇到过的许多难以描述的情形相比，这已经是最轻微的“状况”了：在智利，她看到外行报道说有一棵3620岁的智利乔柏，但实际上，是那人误解了论文中一个树轮年表的汇总数据；在南非，她看见一棵超过2000岁的猴面包树枝条上被刻上了“beer”（啤酒），人们已经把古树变成了酒吧；在佛罗里达州，她第二次探访世界上最老的池杉，发现它已经死去了，只因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溜进树洞吸冰毒，为了看清毒品，他们点亮了打火机，这棵池杉3500岁的寿命就在烈火中完结了；在日本，已经7000岁的绳文杉也难逃被游客从树身摘取“纪念品”的命运，现在这棵树上已安装了摄像头。

在蕾切尔·萨斯曼与刘夙拜访“银杏王”的行程开始前后，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分别对这两位深爱植物的人进行了访谈，听他们讲述世界最古老的生命、深时间以及博物学的故事。

十年环球之旅：

不太浪漫，充满凶险

蕾切尔·萨斯曼的环球之行的缘起完全是一次意外。那时她刚刚离开库珀联合学院的艺术家住所，几乎是漫无目的地在日本旅行，正在毫无发现、越来越沮丧之时，她听取了朋友的建议，前往屋久岛探访绳文杉。

要去屋久岛，得从九州岛最西南端搭乘几个小时的邮轮。路上遇到的船客都好奇，她这个“盖金”（日语，外国人）为什么要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登岛之后，经过整整两天的徒步，她终于见到了这株岁数被估算为2000到7000岁之间的古木，瞬间感受到了“静谧之美和力量”， 她为这“壮硕的树干、虬曲的枝条和深刻着千年皱纹的树皮”拍摄了几张照片。回到纽约后，她与朋友分享了这次际遇，也突然明白了自己要做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寻找世界上最古老的生命。 

她为所谓“古老生命”限定了一个时间条件，只挑选2000岁以上的古老生命——单一的生物体和彼此相同的无性繁殖群体。为什么是2000岁？ 200岁太短，入选得未免太多；20000岁可能又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毕竟人类物种的存在也不过20000年的历史：人类农业起源于公元1万年前，人类书写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2000岁正是公元开始之时，或许是最合适的时间。

蕾切尔·萨斯曼的环球之旅没有依托大学，没有经济赞助，也没有科学指导——她本来想找一位科学家前来协助的，后来却发现科学家们的工作过于集中在一个小的研究范围内，而她的工作“范围很宽“，甚至“还没有定义”。

她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起初，在搜索引擎上寻找她要找的信息，然后“一头扎进”许多专业和次专业的科学论文中，再试图与写作这些论文的科学家取得联系。“只要有兴趣，你就能发现那些信息，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论文写得很枯燥，但真正跟这些科学家交谈时，每篇论文背后都有精彩的故事。”萨斯曼说。很多时候，她联系到的科学家为能与她分享信息而感到兴奋，因为在平日里，这些古老的生物几乎无人问津。在做功课之外，她利用各种几乎去场合结识科学家，有时甚至是鸡尾酒会或咖啡馆。她能去格陵兰岛找到黄绿地图衣，就是哥本哈根咖啡馆中偶遇的一位演化生物学家促成的。当她表明自己是找寻世界上最古老生物的艺术家时，她经常会接受到科学团队的邀请，于是她就动身出发，到当地加入他们。

即使有科学家的协助，有些旅程仍然困难重重。去格陵兰岛寻找古老的黄绿地图衣时，她与接应的考古学家船队失联，孤身一人在茫茫荒野之中，无法呼叫任何人，也没有补给，不知道接应的考古队是否到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她来了，在孤单和恐惧之中独自徒步了8个小时，“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来没有这么孤单。我可以感受到周边的寂静给我鼓膜的压力，听到心脏在胸膛里大声跳动。……总计起来，我走失的时间可能也就8个小时，但现在它常常让我想到，真正的孤独——也就是一个生物体和同类的其他所有生物体都分开——是件多么稀罕的事情啊！”

寻访古老藓类的南极之行也十分艰难，她在船上待了整整三周。在海上的第一个早晨，她呕吐得直不起腰来，只能服用药物，在昏睡中度过，留给拍照的时间少之又少。到达象岛之后，她发现1987年第一篇发现这种针叶离齿藓类的论文把考察时拍摄的照片搞错了方向，还认错了背后的陆地，而她是在这二十多年间发现这个错误的第一人。萨斯曼感慨道：“这些可以理解的人类错误表明，要在南极这块广阔而处处相似的大陆上保持准确性是多么困难，特别是GPS得到应用之前。”登岸造访这些藓类时，她与体型巨大的象海豹和海狗狭路相逢，在它们的嚎叫声中，萨斯曼感到“心脏砰砰直跳”，因为“其中任何一只都可以用粗笨身体的重量把人碾压其下，就像几名愤怒的橄榄球员笨拙地扑向共同的睡袋一样”。

“深时间”：

在宏大的时间维度面前，人类暴露了自己的短视 

在亲身路过这些古老生物时，人们可能浑然不知，但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生命却见证了“深时间”的流逝，印证了生存与死亡、生命力与灭绝的故事。如萨斯曼所感慨，“它们生存在世界上一些最极端的环境中，忍受着冰期、地质变迁和人类在这行星上的迁徙……两河流域的轮子和楔形文字标志着文明的诞生，它们在大约5500年前出现，而象岛的针叶离齿藓也是这个岁数……加州的130000岁的帕默氏栎在一生中见证了宛如科幻电影造物的大型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的绝灭……”她很清楚自己的寻访并不是单纯对于古老生命的记录，而是一个有概念贯穿的、融合科学、艺术和哲学的项目，而这个概念就是“深时间”。

“深时间”这个词语并不是萨斯曼的新发明，而是地质时间的同义词。刘夙解释说：“如果把地球到现在的45.4亿年时间压缩成一天的话，那么中国的3700年历史就是这一天最后的0.06秒，所以深时间真的是非常深。”但在此处，这个词不再是科学术语，而被赋予了诗意，“古老的生命体现了‘深时间’，一种更深远的时间维度，而这种时间维度通常会超过人们的理解能力，与日常生活的‘浅时间’或者说‘日常时间’是相反的。”萨斯曼对界面文化说。

她所说的“深时间”，指的是在人类狭窄的经验和日常生活时间之外的时间。人类的烦恼，在这个宏大的时间维度对比之下，显得急功近利又微不足道。在克里特岛，她看到一株见证了古希腊文明、已经3000岁的古油橄榄树，仍然在发芽结果，每隔四年要贡献枝条给奥运会的桂冠，甚至还在充当“鸡笼”。如果能够将这课树的经验与自身的经验联系，我们就会明白，人类在自己的时间维度里根据岁数来判断生育力衰退明确标志的观念是多么地立不住脚。在加州，三齿团香木从单一的老茎向外扩张，几年才长一厘米，而在格陵兰，黄绿地图衣每一百年才长一厘米，这样的速度令她惊叹，“从人类的角度想象，就是一个人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只长了一厘米。”

“人类是短视的动物，总是被当下的需求搞得匆匆忙忙，总想着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而当人们满足了眼下的基本需求，食物、房租等等，是不是应该要眼光更长远一点？将自己的个人经验置于更高的时间维度之中？”萨斯曼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当人们看到古老的生命，就产生一种联系心理，就会想如果自己是那株古老的树，又会怎么样？这像是在日常忙碌中的一个提醒，让你从日常时间和烦恼中拉出距离，会有更长远的想象。”而她为这些古老的声明拍摄照片就如同一种捕捉时间的工具，“让一种生命的千万年岁月浓缩在一秒钟的短短片断里。”

失落的博物学：

以好的原创和好的翻译维护博物传统

萨斯曼不光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全球寻找最古老的生物的经过，还将未能拜访的古老生命一一列出，在书中专门撰写一章，名为“未（来得及）走的路”（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首诗的名字），由此形成了一个地球古老生命系统。

在刘夙看来，将2000岁以上最古老的生命成系统地汇聚在一本书中，是典型的博物学做法。“博物学的定义有很多，在我看来，它的精髓就是对于同一水平现象的事物，进行尽可能多的广度的搜索还有分类，然后再这基础上再作出规律总结，”刘夙提到，“而现代科学会以几种生物作为范例来发现所有生命的运行规律，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例如研究 ‘拟南芥’，就要把这个植物弄得通通透透，由这个基础去理解其他植物生命活动如何展开。”

博物学是原始形态的科学，在人类开始总结世间万物的知识并把知识进行成体系化之时，博物学就已经形成了。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研究者刘华杰所说：“人生活在世界上应该先有自己本能的博物学知识，然后再进行专门性的知识”。在西方，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于15世纪出版，被视为博物学的滥觞；18世纪，林奈的“分类学”体现了博物学对于自然秩序的追求；布封的《自然志》以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自然界进化的图景，被视为伟大的博物学成果；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认为是博物学传统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早在《诗经》《尔雅》之中，对草木虫鱼的细微观察就已被记录下来；明代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搜罗百草，确定植物药性；清代时，康熙年间编撰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为文人创作诗词收集植物，以及吴其濬所作的《植物名实图考》重视实际考察，对各地所见植物予以记录，都可以视为博物学的杰作。

自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生物学研究分枝不断细化并走向微观领域，传统的博物学逐渐式微。萨斯曼或许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与珍视古老博物传统的理由——她不仅仅是把古老的生命当做拍摄对象，更欣赏着植物奇特的美，感受着生命的活力，还有深刻于树木肌理的流淌的时间，“我要寻找的是引种‘相关性’（interconnection），就像我们是活人一样，活着的生物也能给我们一种联系感。”

在中国当代，像《最老最老的生命》这样能够被称为博物学著作的原创好书十分稀少，或质量低劣，刘夙提到：“我看到的国内博物学著作，有的是从网上扒拉出来的七拼八凑的介绍，有的存在植物种类鉴定错误，还有的植物分类系统跟不上国际上的最新进展，总之都缺乏系统，而且欠缺准确性。”即便是译介到国内的外国博物著作，翻译质量也时常存在问题。刘夙最近在看一本讲北美橡木的书，有一段对植物的介绍里夹杂着“好的绒毛”的说法，让他一头雾水，“什么叫‘好的绒毛’？译者一定是把‘fine’翻译成好了”，而不是“精细的绒毛”，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刘夙对于蕾切尔·萨斯曼《最老最老的生命》的翻译，也是将这些全新的、有趣的语言引入中文世界的过程，“这本书里面有些植物连中文名字都没有，所以需要重新起一个中文名字，我基本依据《中国植物志》的规范来命名，比如不以人名命名植物，毕竟植物命名的意义不是让某个人流芳万世。”于是，“三齿香团木”和“密生卧芹”等等中文世界从前“闻所未闻”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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