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晚10时30分，翻译家高莽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其家人向界面文化证实了这一消息，称高莽昨晚因肝癌离世。

高莽1926年生于哈尔滨，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泰斗人物。1947年，高莽翻译了根据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2013年11月，他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荣获“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年近九旬时又因为翻译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一书而进一步为公众所熟知。

高莽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及编审，著有《久违了，莫斯科！》《枯立木》《圣山行》与《俄罗斯美术随笔》等随笔集，而他画笔之下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肖像也曾多次在俄罗斯展出，并为外国文学馆或纪念馆收藏。同为俄语译者的刘文飞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高莽能够做到文字和绘画互补、翻译和创作兼顾、翻译与编辑并重，的确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从事翻译、绘画、编辑工作几十年，高莽曾以乌兰汗等笔名发表译作，笔名多达数十个，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宋毓楠。1949年，最早译介普希金与高尔基的翻译家戈宝权去苏联出差，途经哈尔滨，顺便买了几份报纸，发现上面刊有9位当地学者翻译的有关苏联文艺问题的文章。他于是把这9个译者名字抄下来，向当地文艺界领导提出要和他们交流座谈。结果等了半天，只来了一个高莽，原来邀请名单上列的全都是高莽的笔名。

在刘文飞的记忆中，高莽喜欢开玩笑，玩笑中又有一种真诚。刘文飞回忆说，“八十年代初，我刚进外文所念研究生，他已经是《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副总编。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但是经常一起聊天，一起去食堂吃饭。”有一次，高莽把刘文飞叫到他狭小的办公室里，送给他一本《苏联当代诗选》，还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文飞兄指正”，“他当时50多岁，我20多岁，我吓了一跳，特别激动。”前两年刘文飞去高莽家中探望，刚一进门，高莽笑嘻嘻地迎上去说，“文飞兄来了”。

这些细节让刘文飞十分感动，“也有人说这是没大没小，可是我看到，他这么大的翻译家、作家、画家，不论是对权威人士还是对刚入学的研究生，都是很平等的。高莽先生尊重每一个人，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是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

高莽早年笔耕不辍，成名之后依然“见缝插针，一点儿时间也不愿浪费”（高莽女儿语）。在一个文学活动的开幕式上，主持人舒乙逐一介绍嘉宾，介绍到高莽时怎么也找不着他了，最后扬着脖子才看见他正躲在人群外画画。主持人说“他在那儿画速写呢！”观众席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和笑声。

画家丁聪曾经回忆说，高莽一来他家，除了聊天，就是翻阅书架上的画册。有一次高莽来做客，丁聪在厨房忙活，半天没听见动静。原来，高莽跑到了书房里正捧读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还掏出来一个笔记本说：“我得抄一句话。”

2015年，高莽记忆衰退，已无法记清自家住址，但一开始绘画、翻译及写作仍格外投入。因为翻译《锌皮娃娃兵》，他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中文版扉页上的作家漫画像也出自他手。在《锌皮娃娃兵》的后记中，高莽回忆了他与阿列克谢耶维奇见面的情景：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阿列克谢耶维奇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思，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每句话出口时，似乎都在她心中掂量过。”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后，高莽家中又热闹起来，电话采访和拜访者不断。

去世前一年，高莽形容自己全身是病，头脑昏昏沉沉，思维不能集中，走路晃晃悠悠，视力衰退，双耳失聪。可是，他在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画像时，突然觉得腰不痛了，浑身充满了活力和干劲。于是他写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活了32岁，其身残志不残、顽强拼搏的一生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仿佛明白了：人是否衰老，是否死亡，不完全取决于年龄，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他的事业、他的精神。”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高莽曾经表达过对翻译界现状的担忧。他认为过去翻译的水平高，报酬也高，可是现在“商业头脑太强了……翻译得不认真，可是认真了又赶不上商业的需求……这里面真是有好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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