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广播四频道曾想在这个月的《阅读欧洲》节目中推送我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孤儿》。因为此事，我开始回顾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这些年我的祖国土耳其所经历的文化和政治变化。

2006年，这本书在土耳其出版。该书从整整四代女性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土耳其家庭和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家庭的故事。这个故事涵盖了被掩埋的家庭秘密、政治禁忌、性禁忌、讲述这些禁忌的需要、以及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冲突。整体而言，土耳其是一个充满失忆的社会。

这本书出版以后，根据土耳其刑法第301条，我以“中伤土耳其特质”的罪名被起诉，尽管没有人知道在这条法律中，“土耳其特质”以及“中伤”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这种含义的模糊性，使得当权者能够利用这条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也是第一次有一本虚构小说被以这条罪名进行起诉。当权者摘录出了《伊斯坦布尔孤儿》中关于亚美尼亚角色的词语，将之作为“证据”使用。最后，我的土耳其律师在法庭上捍卫了我在这本书中虚构出来的亚美尼亚人角色。整个过程波澜不惊，我被无罪释放了。

如今，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充满焦虑的日子时，我想起的既不是审判过程，也不是街道上的那些极端爱国主义群体所组织的抗议，不是他们在我的照片和欧盟旗帜上吐口水。我想起的是读者们给予我的暖心的、积极的、鼓舞人心的反馈。在土耳其，这部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女性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拉维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以及所有种族、文化和阶级当中的女性。在土耳其，如果女性喜欢一本书，她们就会将这本书传递给其他女性。书籍不是私人的物品。平均有五到六个人阅读的是同一本书，书上用不同颜色的笔画了各种不同的线条。虽然土耳其的写作文化、媒体以及出版业主要由男性主导，而且层级越往上，这种现象就越突出。但是，女性却是记忆的主要承载者，是女性让叙事的多种传统变得鲜活。

尽管在21世纪初，文学业曾危在旦夕。但是，如今作家和出版社的处境却是最为黯淡无光的。在过去的十年中，土耳其不断倒退，起初还较为缓慢，后来则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开起了倒车。专制主义、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以及性别歧视都开始抬头，这些退步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即便是土耳其的欧盟成员国地位动摇所产生的危机，也没有影响到这些势力的发展。

随着土耳其与欧洲的距离越来越远，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开始伺机利用这其中不断扩大的差距。如今，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越来越不民主、不自由、不具有包容性，越来越封闭。2017年4月，在充满争议的公投中，对立双方的所得票数大抵相似（51%：49%），这意味着土耳其将从议会民主制国家，转变为埃尔多安所把持的专制国家。

土耳其有力地证明了，投票箱本身并不足以保护民主制度。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治、没有权力分散、没有媒体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没有女性权利，那么民主也无法繁荣，甚至无法存活下去。

如今，我的祖国在政治上极度分裂，成千上万名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学者、记者、作家、思想者以及评论员的法律案件。土耳其最为著名的卡通漫画家之一卡尔特（Musa Kart）曾被关押了五个月，即便在司法监督下被释放，但他仍然面临着长达29年的牢狱生活。“国际漫画家权利网络（The Cartoonists Rights Network International）”组织曾发布声明，将此次审判形容为“使得土耳其人民对政府更为失望的一次令人尴尬的努力”。

在土耳其，最为艰难的职业是记者。自2016年血腥政变以来，超过160家媒体被关闭，媒体人士大范围地遭受迫害，超过150位记者锒铛入狱。还有许多人被列入了黑名单、被解雇、被污名化，或者是被没收护照。

针对学者的迫害也同样令人担忧，学术自由正被逐渐摧毁。在土耳其，超过4000名学者被从大学中驱逐了出来。曾在2016年签署和平声明的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而且也不可能再在另一所土耳其大学中找到工作。许多人被起诉，被禁止出国。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是一位重要的人权和和平活动家、商业人士、慈善家，受到了土耳其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及少数群体的极大尊重。他的被捕是土耳其最为令人担忧的案件之一。

随着自我监管迅速蔓延，公共讨论也愈来越少。在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几乎每周都有人遭受网络暴力。“国际新闻研究院”组织发现，在土耳其，有超过2000例网络暴力针对的是记者。

所有这些都对女性权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国家开倒车、逐渐滑向民粹主义的时候，女性失去的东西比男性更多。如今土耳其最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便是由女性发起的。

2016年，土耳其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强奸犯在强奸儿童之后，如果愿意与该儿童结婚，那么犯罪分子便可以免除惩罚。该法案令人憎恶，想出这条法案的议员们显然更有兴趣去维护“家庭荣誉”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非去关心数百万妇女和女孩的生命。在此之后，面对公众的强烈反应，该法案被暂时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这群议员却最终通过了另外一项法案，该方案允许穆斯林法学者（Muftis）主持世俗婚姻。在土耳其，每三个新娘中便有一个新娘是儿童，在这样一个国家，推出该法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十分危险。这会增加儿童新娘和一夫多妻制的数量，会使得保守派以及信仰宗教的家庭将自己的女儿在很小的年纪便嫁出去，而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监管。虽然有多个女性组织曾对该法案表示担忧，并有很多女性上街抗议，但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不管是你是否喜欢它”，这条法案都会通过的。

土耳其国内针对女性的暴力以令人惊骇的速度不断加剧，而且没有对妇女庇护所进行任何的投资。土耳其政府一直在强调母亲的神圣、婚姻的圣洁。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女性的权利逐渐遗失殆尽。同时，伊斯兰主义报纸上不断刊登反对女性庇护所的文章；一些组织发动请愿，要求在火车上设立“女性优先”车厢；与此同时，只能搭载女性的粉红色公交早已在数个城市开始运行。

性别隔离并不会减少性骚扰，也不会解决暴力循环。“当女性前往警察局或检察院请求保护的时候，她们要么会被送回家里，去与丈夫和解，要么就只能收到一张薄薄的保护令纸张而已，”盖尔萨姆·凯夫（Gulsum Kav）说道，他是“我们将阻止杀害女性”组织的成员。

同样令人警醒的事情还有教育系统发生的变化：新的课程体系中不再教授达尔文主义。在21世纪早期，大约有六万名学生在宗教学校（imam hatip）就读，宗教学校的目的是培养穆斯林牧师。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120万。为了避免国家教育体系的伊斯兰化，有经济实力的家庭都将孩子送到了私人学校中。在私人学校读书的学生比例从7%上升到了20%。还有人不断离开土耳其，土耳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流失。

许多学者、知识分子、活动家、记者、自由派以及世俗主义者都在离开土耳其，但仍有更多的人留了下来。他们试图鼓足精神，土耳其的公民社会远比政府要先进开明，土耳其的女性也没有放弃去争取她们的权利。

这里仍然是一个拥有鲜明反差的国家，这里仍然拥有着勇敢且美丽的灵魂。但是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孤儿》首次出版十多年之后，土耳其并没有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一现象令人心碎。历史并不一定会向前发展。有时候，历史也会倒退。土耳其曾经一度是欧洲和中东之间闪闪发亮的桥梁，曾是整个穆斯林世界中的榜样，但如今，土耳其却成为了一个不民主、不开心的国家。

（翻译：尉艳华）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