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前一天，波兰议会通过法律修正案，规定将对“第三帝国犯下的纳粹罪行归咎于波兰人的言行，或以其他方式明显解脱实际犯罪者责任的言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按照此规定，今后任何提及“波兰死亡集中营”或者暗示波兰对集中营负有责任的观点都将被提起诉讼，防止人们以为波兰人也作为加害者参与了大屠杀。

波兰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色列总统里夫林表示：“在波兰人中，也曾有人协助了纳粹的罪行。每一起罪行、每一次冒犯，都必须被谴责。它们都需要得到审视和揭露。”批评者认为，这项立法可能会遏制对历史的争论，伤害言论自由，为直接否认大屠杀埋下伏笔。

以德国通过“闪电战”占领波兰为标志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腹背受敌，1939-1941年之间，前苏联占领了波兰的东部，波兰公民大规模被逮捕和驱逐出境，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也遭到了系统性的迫害和毁灭。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被苏军集体屠杀。而纳粹的统治和剥削则更加残酷。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数据，纳粹德国在波兰将犹太人赶进隔离区，打死了至少20万人，此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杀死了100多万人。纳粹大屠杀成为了波兰民族记忆当中色调最为灰暗的部分。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发现，近20%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波兰失去了其少数族群——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因战后国界变动或人口迁移而离开，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

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波兰失去了首都和国土，而波兰流亡政府利用战前在国内构建的军事体系，发展出庞大的抵抗运动网络，逐渐在国内形成了一支被称为“国内军”的地下反抗军，展开游击战，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而且，波兰军队还出现在诸多战场上，不论是挪威之战、不列颠空战还是在诺曼底登陆的作战中，都可以看到波兰军队抗击纳粹、捍卫自由的身影。波兰人是二战的受害者，也是战争中的英雄，没有与纳粹合作犯下罪行——这是今天波兰政府的官方立场。

然而，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杨·T.格罗斯（Jan T. Gross）却在其2001年出版的著作《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中指出，今天波兰国家记忆当中的战时历史是不可靠的，二战史上的“弱者”波兰人是纳粹迫害的受害者，但他们也曾自发参与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其残忍程度不亚于纳粹。《邻人》揭露了一个被尘封了60年的惊人故事：1941年7月的一天，耶德瓦布内镇上的波兰人在镇长的带领下，集体行动，对镇上的犹太人展开了屠杀。在对犹太人进行了残忍的侮辱和折磨之后，这些邻人最终将他们全部赶进一个谷仓，点火烧死了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

主流分析认为，维系战时波兰-犹太关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纳粹和苏联人。在耶德瓦布内屠杀的这个例子中，格罗斯指出，憎恨制度化深深植入了波兰民众的反犹太主义中。波兰国家政治党派和波兰天主教会都公开支持反犹太主义，使得波兰民众更加容易接受纳粹占领者的反犹太宣传。格罗斯称，“在侵占者的严管下，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动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事情是人们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本可以规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们根本不必去做却做了的。”

在《邻人》的扉页，格罗斯引用了亚拉伯罕·林肯1862年12月1日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上的一句话：“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只能有一个集体传记，我们只能有一部历史。没有其他的。唯一可以替代的就是为我们祖先所做的对我们自己撒谎。这从来没有奏效过。”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邻人》一书中节选了《集体的责任》一节内容，以期与读者一同回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同时思考同胞之间残忍迫害的悲剧究竟缘何发生。

《集体的责任》

文 | [美] 杨·T.格罗斯   译 | 张祝馨 

虽然纳粹构想出的清洗犹太民族计划从核心上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我们对于“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不同机制已经有了不少认识。我们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特别行动队、德国的警察支队，以及那些曾经执行“最终解决”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谋杀。血腥的集体迫害不但被容许，甚至有时还被鼓励，尤其是在苏德开战之后——在那之后，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下达了一道特殊的指令，加剧了这种情况。许多关于犹太人的禁令也颁布了。比如，在被侵占的波兰，人们不得向躲藏在德方指定的犹太居民区之外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违者可处以死刑。尽管存在一些虐待狂，尤其是在集中营里，他们可能会强迫囚犯互相残杀，但总的来说，没有人是被迫去杀犹太人的。换言之，所谓的“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都是出于自愿行事的。

如果说在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当地波兰人杀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这么做，而不是迫于无奈才如此，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那么犹太人必然会认为，波兰人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一个身穿制服的刽子手在执行命令时，终归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人们甚至可能会假定他对自己所服从的命令是持保留态度的或是不认可的。然而，对一个自愿杀害另一个人的平民而言却不是如此—这样的作恶者毫无疑问，只能是一个杀人犯。

整个“二战”期间，波兰人在与犹太人的频繁交互中不断伤害他们。这不仅仅是指人们在对那个时期的回忆中所强调的屠杀。你可能会记得，在今日波兰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米哈乌·格沃维恩斯基（MichałGłowiński）所写的令人震撼的回忆录中，有一篇自传式散文《点心店里过去的一刻钟》，文中描述的一些妇女就是对此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德国侵占波兰时期，格沃维恩斯基还是一个小男孩。某天，他的一个姑姑把他独自一人留在华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待了15分钟；她哄他在桌前坐好，桌上有一块点心，她则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姑姑一离开咖啡馆，这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儿就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对他投去审视的目光，还有一大群妇女不断质问他，她们本可以不打扰他的。在这则逸事与耶德瓦布内屠杀事件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所有交集，尽管场合、情景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隐含着对犹太人而言致命的后果。

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我们绝不能将责任推卸给集体。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才能记住，要为每一起杀戮负责的，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群特定的凶手。但我们可能不得不去调查，是什么使一整个民族（比如“德国人”这个词所代表的共同体）能够犯下这些罪行。或者，这些暴行会被暂时甚至彻底遗忘吗？我们能随意地从一个民族的遗产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并宣布其为唯一的传统吗？还是说恰恰相反：如果人与人之间果真有精神的羁绊——我能想到的是某种扎根于世代共通的历史经验的民族自豪感——他们难道不该为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成员所犯下的罪恶负责吗？今天，一个德国青年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时，能忽略他的国家在那12年间（1933—1945）的所作所为，能忽略他祖先的历史吗？

即便在构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人无可避免会做出一些选择（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事”都刻入自我形象中，因为没有人知道“所有事”，况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出发点是好的，要回忆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但就此—为了保持—而出现的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疆界，也必须永远保持开放状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应有权挑战这种身份的结构，应有权质问某起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或自先祖历史中的一个时代是如何融入一个民族的“自我形象”设定中的。

通常来说，集体性的身份认同来自一些特殊的、惊人的或异乎寻常的事件中。换句话说，集体身份是由超越常规的、异常的行为构建起来的。虽然他们只是区区个体，是某个弗莱德里克，某个简，或某个米科瓦耶，某个确实参与了事件的人，但作为集体身份的组成部分，他们也都属于那个集体性的“我们”。因此波兰音乐理所当然会为“我们的”肖邦骄傲；波兰科学为“我们的”哥白尼骄傲；波兰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堡垒”（przedmurze chrześcijaństwa），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扬·索别斯基国王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场重要战役中打败了土耳其人。因此，我们有理由发问：像劳丹斯基和卡罗拉克这样的人所做的种种恶事—这些事也同样是惊人且不寻常的—是否也成了构成波兰集体身份的一股力量？

显而易见，我的问题是个反问句，因为我们很清楚，规模如此之大的屠杀行动会在长久的时间里影响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波兰最大的日报之一《选举日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曾引发的一场公开讨论。作者在文中讨论了1944年夏天，在“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期间，若干犹太人被一支波兰家乡军支队杀害的事件。公众反应十分激烈—文章刊载后，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编辑部—这足以说明，一群毫无良知的年轻人所犯下的恶行，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波兰人。那么耶德瓦布内发生的大屠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可是超出了我们先前关于战时波兰—犹太关系中阴暗面的所有想象啊。

书摘部分节选自《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一书，经三辉图书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