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因慰安妇言论再次引爆舆论的Ayawawa以及刚刚过去的“5.17”国际不再恐同日 。

5月18日，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发表了一篇关于Ayawawa的非虚构报道，再次将Ayawawa这一“话题女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篇报道不仅重复了Ayawawa各种关于男女配对的“经典理论”，而且还涉及一段关于“慰安妇”的言论，引发了各大官方媒体的纷纷讨伐。在Ayawawa的定义里，婚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她的理论在物化女性的同时也在物化男性？她对于女性性别优势的不断强调，又有何种危害？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ICD）大会决定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删除，联合国就此将每年5月17日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如今，这个日期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权利纪念日。到2013年第九个国际不再恐同日时，有120个国家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以期唤醒公众对于LGBT群体的关注，纠正对于他们的错误认知以及因此强加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偏见、歧视、暴力和不平等对待。到2015年，大会正式纳入反对双性恋恐惧，并将官网改名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以及双性恋日。在2018年第28个国际不再恐同日到来之际，一些媒体再次对这个话题予以关注：同性恋的生存现状如何？同性恋作为一种疾病的历史是怎样的？人们曾经对它怀揣何种偏见？作为边缘群体的同性恋，又是如何为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讨论打开窗口的？

Ayawawa：“慰安妇”更可怜还是战死的男人更可怜？

5月18日，“谷雨实验室”发表的关于Ayawawa的非虚构报道引起了巨大争论。作者采访了几位Ayawawa的粉丝（简称“娃粉”），其中既有首次走进Ayawawa线下培训课堂的新人，也有已经根据Ayawawa的指导找到“幸福婚姻”的老粉，还有“娃粉”中的网红。除此之外，还有男性粉丝。在作者看来，Ayawawa及其粉丝的故事，是关于我们身边最普遍的男男女女的故事，也是关于男权传统和金钱崇拜夹击下男性和女性正在遭遇的巨大压力的故事，同时，它还是一个关于“何为幸福生活”的故事。

文章中呈现了Ayawawa的许多“经典言论”，例如：2016年，34岁、怀孕7个月的中科院女博士因高血压子痫前期死亡，丈夫要求医院索赔的事件在网上被热议的时候，Ayawawa的解读是，“把自己打扮漂亮，早生孩子，不要高攀，不要找kinselection（凤凰男），遵循了我说的任何一个，哪怕是问个婚前五问，都不至于导致如今的结果”；当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输给特朗普时，Ayawawa则认为，希拉里的失败不是女性的失败，是因为她自己不够优秀，没有资格代表全体女性，“信不信伊万卡来参选，分分钟pk掉自己老爹”。

同时，文章中还曝出的一段涉及日军侵华时期慰安妇的言论，让很多对性别问题不敏感的人也大跌眼镜。Ayawawa问那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学员”：“你们觉得慰安妇可怜吗？那你们想没想过同时期的男人更惨，都被打死了，女人至少还能留下一条命。”慰安妇的非人道遭遇，给Ayawawa的启示就是，“就算遭遇战争，女性还是有性别优势的”。

微信公众号“隐蔽青年”的评论认为，Ayawawa之所以能吸引大量粉丝，源于其受众是对婚姻有需要的人群，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也有极少数男性。对婚姻的需要其实很复杂，但如果简单粗暴地拆开来看，可以大致分为精神的满足和物质的实现。

但Ayawawa和她的粉丝们所追求的婚姻，是一种更少“精神需求”、更多“物质需求”的婚姻关系，或者说，对他们而言，婚姻的意义在于帮助婚姻双方或一方跨越阶级。在Ayawawa的论述里，“跨越阶级”指的并不是嫁入豪门这种小概率事件，而是很简单的经济计算：一个月薪五千的女性和同样月薪五千的男性结婚，他们的收入总和变成了一万，但支出却不会翻倍（比如两个人只需要一套房子），结婚之后，两个人身后的家庭成为他们共同的依靠，许多年轻夫妇的房子首付就是靠父母出资支持的。

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婚姻叙事，结婚增强了收入不高的人抵抗风险的能力，成了很多人跨越阶级的必要路径。事实上，这是倾尽两代人的积蓄和努力，生出具有城市户口的第三代的“代际阶级转移”故事。

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婚姻的本质是交换，在父权制下，家庭和家庭之间通过交换女性而结成同盟，这与我们今天想象的自由人与自由人的结合相去甚远。Ayawawa干脆把这种交换化约为一个个数字，买钻戒、买包包明码标价不说，生孩子在她的理论体系里也有价格：50万（代孕的市场价格）。在这套理论里，不仅女性是商品，男性也是商品——男性的平均劳动价值是300万，这个数字不难计算，以年收入十万计算，婚后工作30年，刚好300万。

除了物化女性（也物化男性）之外，Ayawawa引发争议的另外一点是她对“性别优势”的解读。除了给女性追随者提供控制男性的方法，她还提供了一套朴素的价值观。在她的价值序列里，花别人钱优于花自己钱，生命高于贞洁。所以，刚刚进入社会的女性被中年男性请吃饭是性别优势，慰安妇相比于战死的男性同胞也是享受了性别优势。但事实上，在结构性男女不平等的语境下，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可以通过金钱、权力和暴力交换或占有的对象，这当然不能叫做“优势”，依然是赤裸裸的性别不平等。与此同时，如果女性真的有所谓的“性别优势”，那这种“性别优势”也应该被论述为一种反抗策略。在不平等的语境下，服从于社会规则，为的不是满足规则制定者的欲望，而是利用规则，赋予自己反抗的能力。

除了她一贯的老生常谈之外，这次Ayawawa被曝出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引起了舆论的更大波澜，甚至遭到了官媒的点名批评，《中国妇女报》称其亵渎慰安妇的“妖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评论指出，在Ayawawa的理论里，完全不鼓励女性独立自强、为国家做贡献，相反，还教唆女性不该有事业心，否则就得不到男人的喜爱。她的这套说辞，必然将女性引向自卑自贱、崇拜男性、丧失自我意志的深渊，把女性的幸福限定在“俘获”一个忠诚、多金的老公上，这“不仅与两性平等发展的文明潮流相悖，更与奋斗新时代的社会主流南辕北辙”。

《中国妇女报》将Ayawawa的理论定性为“对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极为不利”、“对女性发展极为不利”，并呼吁有关部门对其“邪说”进行清理，澄清性别平等的舆论环境。随后，“紫光阁”、“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等官媒也在微博上就此事发声，“紫光阁”称，“不能拿慰安妇消费娱乐，是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人类道德的底线”，“共青团中央”则称其邪说与时代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在官媒的“围剿”之下，Ayawawa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封道歉信，信中表示其关于战争中男女差别遭遇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但却将这种错误归咎为自己“长期运营情感类自媒体，对涉及军事政治的内容知之甚少”。随后她提出微博账号将停更一个月，“用这段时间学习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及互联网信息管理政策，进行全方位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树立正确的三观”。

但不到一天的时间，Ayawawa就删除了这条道歉微博，并表示要对微博中那些恶意中伤自己并散布谣言者诉诸法律。

国际不再恐同日：同性恋不是病，恐同才是

在第28个国际不再恐同日到来之际，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历史、现状等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洛杉矶书评”近日刊发了名为《经历了糟糕的一年后，LGBT群体权益争取之路通向何方？》的文章，回顾2017年全球各地LGBT群体的发展状况、遭遇的挑战以及产生的新机遇。作者首先谈到国家支持的恐同风潮有抬头之势，文章指出，政治上的恐同是独裁者的重要象征，也是针对LGBT人群歧视和暴力的前兆。国家机器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打压发生在埃及、印度尼西亚、车臣，坦桑尼亚等国家，这些政府对LGBT群体使用了逮捕、关押、刑讯等种种暴力手段，对LGBT群体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方面，LGBT群体的权利也时常因为他们的边缘化和隐而不见得不到保障。以坦桑尼亚为例，国内的LGBT权益人士及其他相关组织时常受到威胁。在埃及，媒体管理机构也禁止对同性恋进行正面报道。在这种LGBT群体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环境里，法律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成为压迫的新工具。

虽然恐同话语与国家机器的结合对平权运动造成了不小的阻力，但文章也指出了过去一年全球各国在LGBT群体方面取得的进步。加拿大总理在一次对议会的演讲中，为过去对性别和性少数群体造成的伤害道歉，释放出政府可以纠正自身歧视行为这一信号。与此同时，一批国际人权专家联合制定了一系列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涉及国际人权法律应用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为愿意考虑LGBT权益问题的政府提供指引。在联合国内部，也出现了首位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暴力和歧视的专家。文章最后指出，应对目前LGBT群体全球图景的最佳方案，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策略，因地制宜，实施行动。

在“土逗公社”一篇名为《今天，为什么要支持同性恋平权？》的文章里，作者回顾了恐同的历史，以及美国、英国性少数群体的平权运动。文章首先梳理了关于恐同的一般偏见。例如，有人会认为社会主义就反对同性恋，这种想法实则是错误的。以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为例，现任国会议员、LGBT权利运动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侄女马丽拉·卡斯特罗（Mariela Castro）参加了今年在哈瓦那举行的“国际不再恐同日”游行。同时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7月新政府将启动宪法改革程序，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文章接着指出，马克思并不能为恐同提供理论支持。马克思反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最小单位——专偶制婚姻，而同性恋恰好是对这种父权和男权家庭生产关系的直接挑战。而在列宁时代，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在1917年就废除沙皇法典，使得同性恋合法化。

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西方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并不反对同性恋。即便在基督教里面，从历史角度来看，直到11、12世纪，城镇居民对于同性恋普遍抱有宽容态度，同性恋文学也十分活跃。虽然15世纪曾出现宗教上反对同性恋、对同性恋群体处以重刑甚至死刑的最黑暗时期，但时至今日，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了同性恋教父和主教。接着，文章聚焦东亚文化。日本文化从来没有极其强烈的恐同情绪，明治时代以前，日本法律并没有对同性恋明令禁止，直到西方文化进入日本后，同性恋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今年5月，东京宣布将立法禁止针对LGBT群体的歧视和仇恨。

通过以上种种梳理，文章认为，同性恋不是病，恐同才是。而恐同的原因有如下几种可能解释：第一，恐同是对于“男子气概”的维护，这种男子气概一般是关于如何在社会中做一个标准好男人的刻板印象；第二，恐同可能源于“厌恶”，恐同者常常提到说他们认为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第三，有人将恐同与“西方帝国主义”挂钩，认为是西方利用同性恋这一糖衣炮弹对中国人入侵。

在梳理恐同的误区和恐同的原因后，文章引出两个同性恋平权运动与左翼运动结合的例子。其一是1969年在美国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爆发的“石墙暴动”。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和警察爆发冲突，连续五晚聚集在酒吧附近抗议，这场赫赫有名的“石墙暴动”就此拉开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帷幕。运动之后，平权人士在1970年代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并发表诸多同性恋解放如何联合工人阶级获取成功的言论。在那时，LGBT积极分子不仅要求对现有法律进行改革，还努力探索和理解结构性压迫。平权运动和左翼运动在权力如何运作和要从压迫性结构中解放出来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同性恋运动自此与社会结构不对等问题相互渗透，构成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核心。

而在1980年代的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撒切尔政府强行关闭英国境内二十多处国有煤矿，导致矿工面临失业。在矿工发起大规模罢工但工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时，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发起募捐，帮助矿工反抗共同敌人——保守的撒切尔政府。矿工一开始也对同性恋群体抱有偏见和歧视，但最终，矿工们意识到自己和同性恋群体一样，都是备受社会压迫的群体，需要联合起来追求平等和自由。

文章最后指出了底层劳工和同志群体的共同之处：在市场经济逻辑中，工人的劳动力是可被贩卖、出售的商品，如果劳动者无法满足资本及其代理人的要求，则死不足惜。而在以异性恋婚姻和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氛围中，性少数群体被视为“变态”、“反常”，因此需要被矫正被治疗被规训，进入父权制下的异性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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