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够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这似乎不是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为历史上杰出的诺奖得主们，丘吉尔的修辞技巧即来源于他早年在非洲和南亚作为随军记者时为《泰晤士报》供稿的岁月；海明威的写作事业同样始于其神经质般的记者生涯；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干脆说：“即使像狗一样忍辱负重，我也找不到比记者更好的职业。”
10月8日晚，又一位以报道为生的热爱文字的人摘得了进入经典殿堂的桂冠。来自白俄罗斯的记者，67岁的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成为第11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晚这也是一伟大荣誉第108次被授出。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名单上已经盘桓数年，不少人认为，倘若要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非虚构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是最有希望的人选。
从历史上看，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偏爱历史与非虚构题材，但俄国的文学传统何等深厚沉重。100年前，头一位以历史学者身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显克维支，正是沙皇统治下的波兰裔俄国人。
对于中国读者，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 literature）不是陌生话题，尤其在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寻路中国》一系列作品火了以后。与何伟笔下看似海晏河清般的异国漫游不同，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所触及的题材里，随处可见俄语民族的历史创痛和苏联社会的苦难遗产。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生长在卫国战争之后的白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苏联加盟国至今仍是欧洲最为专制的国家。尽管苏联早已解体，但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的写作题材从未离开过俄罗斯大地和那个远逝的苏联时代。也许是生于俄语民族的诅咒，从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出版开始，她就要和许多前辈一样在无休止的被禁与解禁的斗争中虚耗年月。
她在作品里批判苏联的户口制度，挖掘二战中女性的命运。与偶尔涉及历史题材的小说家不同，亚历塞维奇作为调查记者深入苏联底层人的生活，数以百计的搜集第一手采访资料。1981年，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积5年之力推出的《战争的非女性面孔》终于在自己国家之外大获成功，这本对被卷入二战的俄国女性充满同情的口述史作品让苏联官方大为反感。和不少受欧洲推崇的边缘民族的杰出作家一样，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被攻击污蔑伟大的卫国战争。这本书依然没有摆脱被查禁的命运，直到戈尔巴乔夫启动政治改革。
在文艺评论家眼里，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的成熟时期始自《锌制男孩》的诞生。这一阶段，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的个人风格已经完全确立。这部作品以贯穿1980年代的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引发的战争为背景，这场不宣而战、耗时十年的战争，使苏联失去了大多数第三世界盟友，并最终消耗掉了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政治资本，在极简主义的《锌制男孩》里，参与这场战争的苏联人的生活以剪影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沙文主义的虚妄和战争的荒谬被放大到许多当事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在舆论看来，《锌制男孩》是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针对早期作品风格的“修正主义”的产物。那些描述卫国战争的作品，仍然在结尾处以战争的胜利所谓对付一切苦难的慰藉，似乎这样一来苦难便有了意义。《锌制男孩》的出现，标志着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摆脱了传统苏联作家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立场，终于同埃里希·雷马克、亨利希·伯尔站到了同样的高度，战争在他们这里走向彻底的无意义。
此后，在1997年，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出版了对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这部作品后来成为她最具知名度的书籍，在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非虚构作品中，这部口述史无疑早已是必读的经典。
由于题材只聚焦斯拉夫民族，作为记者的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并未进入被视为新闻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的视野。严格来说，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与兴起于美国、以杜鲁门·卡波特为滥觞的“非虚构写作”在技巧上有明显不同。但作为文学大国传统下浸润成长的写作者，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的文字自有其经典魅力。
她所完成的调查报道与采样经历令人惊讶，偶尔让人想起加拿大记者道格·桑托斯——他在全世界33座城市所做的田野调查足以替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关于移民和城市化理论提供案例。这样的记者即便不能成为一流的文学家，也会是杰出的社会学者。
今年3月，当俄罗斯当代最老资格的作家拉斯普京在昏迷两天后离开人世时，我们曾哀叹俄语文学“失去了守夜人”——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这个拥有一亿国民，领土跨过半个地球的国家，侦探小说、恐怖小说乘势流行，看起来失去了对于严肃文学的全部兴趣。而同为俄语民族一员的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让人们意外看到，这个诞生过果戈里、安德烈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族，尚不至于成为文字上的末流。
缔造《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如此形容投身新闻业的憧憬：“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对意识形态报以厌恶的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未必认同老卢斯，但她的写作题材从未远离政治。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身，标志着这位斯拉夫女性在她所指挥的“小小的区域”里，已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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