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有两位作家曾拒绝了这一奖项。一位是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原因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并认为自己取得的成绩已经随风而去，只有“未来在吸引着自己”；另一位，则是被誉为“当代诗歌界的巨匠”的苏联诗人、作家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不过，与萨特相比，他拒领诺奖的原因却复杂得多。

1890年的今天（2月10日），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母亲罗莎莉亚·考夫曼是一位钢琴家，也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则是一名画家，也是一名大学教授。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帕斯捷尔纳克自幼便受艺术的熏陶。他还曾接触过对他影响深远的多位名家，其中就有列夫·托尔斯泰、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等人。

1909年，帕斯捷尔纳克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语文系哲学班。3年后，他去了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同未来派诗人交往，并在他们发行的杂志《抒情诗刊》上发表诗作。此时，离他的第一部出版的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的时间，还有3年。

与创作苏联红色文学的作家不同，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坚持个性写作，其精神的独立性首先表现在创作的主题上。他的诗歌多以反映知识分子的内心为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轰烈、混乱的外部世界。这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独特性，但同时也招致非议，甚至在1920年代后期受到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攻击，作品发表艰难。语言方面，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优美，巧用暗喻和意象来表达诗人内心所想。可以说，作为一位抒情诗人，他既热衷书写自己对大自然和爱的热爱，也会直面苏联的社会现实，从个人真实的感受出发，以自身现状反映世界万象。

帕斯捷尔纳克在世时出版了6本诗集，3本小说，1959年的《到天晴时》是他在世时写成的最后一部诗集。在这本诗集中，帕斯捷尔纳克多次流露出自己悲凉的心境，这似乎映照了他那落魄坎坷的晚年：作品受到严厉批评、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会籍、甚至受到各种威胁恐吓......而一切的不幸，都与帕斯捷尔纳克那本最负盛名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有关。

《日瓦戈医生》讲述了俄国医生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美丽的女护士拉拉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小说中的时间线从1902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横跨了约半个世纪。借这一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将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历史变动的复杂情绪感受、和对时代的多种思考写了出来。他还在书中批判了人性以及战争的残酷，还有社会的动荡与混乱。最后，小说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称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小说传统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幸的是，盛誉没有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暂时的光荣与安宁，反而被恐吓、威胁。最后，为使情人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他不得不发电报给瑞典文学院，表示拒绝领取诺贝尔奖。在那封电报上，他写道：“鉴于我所隶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

1960年5月30日，因癌症和精神抑郁，帕斯捷尔纳克孤独地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病逝。在弥留之际，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快乐”。个中的释怀与辛酸，也许也只有他自己能懂。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及经历，后世多有议论。写有《帕斯捷尔纳克传》的诗人德米特里·利沃维奇·贝科夫在这本书的开头写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在他看来，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像自己的作品一样，也是和谐的奇迹。“他置身其外，并为之骄傲。对天命的顺服与高于自我意识的创作意识，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世界观的基础。”

贝科夫出生于莫斯科，自1994年发表诗集《寄语青少年》后便一直处于“高产”的创作状态中。2003年9月到2004年6月，贝科夫仅用8个多月就完成了俄文原版将近九百页的《帕斯捷尔纳克传》。在写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沉闷及过于主观，贝科夫从一开篇就确定采取多种文体及多元的价值立场。同时，他还打破传记体裁那通常按时间顺序记叙的做法，将传记按帕斯捷尔纳克的经历与精神气质，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六月——姐妹，包含着时代的悲剧和乐观精神的逝去；七月——诱惑，有关斯大林的三十年代；八月——变容，与患难、忍耐与苦难同行。在《帕斯捷尔纳克传》里，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位文学大师在时代翻覆之下的抗争，以及包括他在内的那个色彩丰富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

《帕斯捷尔纳克传》传记出版后，不仅一举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和“大书奖”金奖，也成了作者贝科夫最为出名的传记作品。俄罗斯当代作家弗拉基米尔·齐布利斯基评论说：“阅读这部作品，令人‘在帕斯捷尔纳克之下得到净化’。”2007年，俄罗斯文坛长者尤里·哈尔芬也曾在《文学》杂志上夸赞此书，称其“创作分析与诗人作为个体的分析相得益彰”。9年后，这本传记的中文版由王嘎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国内读者关注。

在译后记中，王嘎提到自2009年以来，花了6年时间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传》。宏大的篇幅、繁密的引文以及多样的文体使得翻译工作更具难度。在接受采访时，他还形容这本书“犹如一座诗学问题的迷宫，在繁复到几乎不留间隙的构架内，汇聚着极尽详细的生平记述、对作品的释读、对极端年代的剖析。”这些内容都让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同时，王嘎还强调，“这些（内容）不仅围绕诗歌艺术，也触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方面，在中国读者中间无疑是易于引发联想和共鸣的。”

以下内容节选自《帕斯捷尔纳克传》，德·贝科夫著，王嘎译，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第二十八章  镜中人：斯大林

有时候觉得，他这种人为数不多。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冠以他名字的获奖作品（指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都读遍，不可能掌握苏联主要作家言论与出版的动向，不可能一边阅读对他们的审讯记录，一边深更半夜给未及讯问的人士轮番打电话。这本来就是一个不轻松的时代——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恐怖和干部的轮换，已经够受了；况且还要指挥工业生产、向学员发表讲话、跟棉农们合影留念！看起来，哪还有从事文学的余地？索性让文学放任自流得了！但苏联作家是幸运的。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一个唯美主义者。

他可并非等闲之辈。那些将他描绘成一个蠢货及便秘患者的人们，无疑是愚蠢的。谁有什么样的疾患并不重要。每个二流作家都患有痔疮，没关系，这不妨碍跟各路神灵的交流。他很清楚，任何时代最终留下的都不会是工业化加集体化，而是真正的文学；关心永恒不死，归根结底是关心美。工业化和集体化算得了什么？这些劳什子为的是人民，而人民会灭亡，一堆白骨间会长出牛蒡。所以他对领导工业或农业之类的其他职责漫不经心；忠心耿耿的官员够多了，他们出于恐惧，无不有着超人的勤勉，随时准备挥舞拳头，安排夜间全体动员，从人民那里榨取一项项生产纪录。唯有文学不听命于领导。也就是说，决议出台了，组织成立又解散了，与形式主义展开了斗争，马屁也拍得很到位，可是写得却越来越糟。时代的纪念碑，大有沦为劣质品金字塔之势，垒砌它的一堆堆长篇小说的砖石，乃是依照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典范而打造。

他的马格尼特卡和集体农庄搞成了，在文学上却一无所获。许多头脑不失清醒的人，有的饮弹自尽，有的上了吊，还有的正在离开或请求离开这个国家。阿维尔巴赫没有提出申请，基尔肖恩在这里过得还不错，维什涅夫斯基、巴甫连珂和格拉德科夫哪里都不打算去，扎米亚京却出国了，如今，布尔加科夫也想出去。书刊杂志上充斥着劣等诗作，像样点儿的诗人们则无视时代特征，写着不知所云的东西。此外，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据说水平高超，写了一首对他的污蔑之作；好吧，写了就写了，可他不管遇到谁都读给人家听。应当对作者采取点行动，但要谨慎为妙，因为还能写东西的人本来已所剩无几……

三十年代，每一位生活在苏联的大艺术家同斯大林之间都有一段故事。当然，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往往会夸大其重要性，像布尔加科夫一样相信，当局恰恰是与他们保持着血肉的联系。这种夸大其词既可理解也有情可原：他不会迁就平庸的多数，却一心要亲自“引领”那些天才人物，尽其所能地予以监护。他并非只想着消灭谁。就连曼德尔施塔姆他也不会消灭，假如他意识到此人真实的水准。斯大林没有把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这些公认的大作家关进监狱，甚至还有普拉东诺夫“这个恶棍”。他倒是把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关了起来，却没有动她本人。什么，有人在搅局？是那个将多少有点儿才气的作家们纳入其中的“拉普”在搅扰“同路人”同志们吗？那就不要“拉普”，我们要摧毁“拉普”——难道谁有资格代替我们领导文学不成？我们自己将领导它，只是不能动用斧头！于是，他开始了对文学的领导；这也是唯一一个未能始终遵循他的路线而发展的领域。

帕斯捷尔纳克准确地将斯大林称作前基督时代的“巨怪”（或者“恶魔”。记下这一观点的格拉德科夫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曾经多次询问：也许是后基督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坚持己见：“前基督。”对于基督教而言，不存在所谓“后基督时代”，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无神论友人们却不理解这一点）。当须要处置简单粗陋的事物时，作为前基督时代公认的大牌领袖，斯大林的恐吓、动员和诡诈之举也是滴水不漏。所有看似死寂之物，他都能使其活灵活现；但文学才是真正活的东西。他感觉，文学正在悄然滑脱。所以他惦记文学，比惦记重油和棉花更多。帕斯捷尔纳克相信“大相径庭的两极之间，也会有相互的认知”，在这一点上他同样没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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