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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挑剔村上译者时,我们在挑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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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挑剔村上译者时,我们在挑剔什么

谁的译作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不但要拭目以待,而且此后才能学会“站队”。

最近,因为村上春树先生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的中文版本上市了,一些关于村上和其作品中文译本的讨论(或争论)又在网上展开。看到网上有人似乎“重启”了讨论村上春树先生作品的中文译本的译者孰优孰劣的“模式”,尤以拿林少华老师和施小炜老师的译本作对比,我也忍不住想搅一搅。我觉得在网上开骂这方面,施老师作为学者来说,给后辈开了不大好的头。毕竟,网海也是鱼龙混杂,有些人骂人根本“不走心”,看着别人骂得“有道理”,立马也就卷进去乱骂一气;骂完了你问他骂谁呢,兴许还有人不知道到底该骂谁。在翻译界,没有谁是绝对权威。

我不是个“村上迷”,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村上先生的所有作品;我认真读过的只有两部:《挪威的森林》和《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也是为了写这篇文字所做的“必修课”。前者,现已成为“世界名著”,中文版译者是林少华老师;后者,中文版译者是施小炜老师。作为读者,我不太确定非要站在哪位译者的队伍中,就会显得我“懂事”,或懂村上的文字,更或者懂得文学。我只是认为,有人乐意坐冷板凳,也或者因为坐冷板凳而赚了些钱,能把外语作品译成中文,给广大的中文读者文字和文学上的“享受”,这就已经够了!至于谁翻译得好,谁翻译得不好,有点常识的读者都会明白,其实外语和中文是没法完全对等的。即便翻译界始终不移地坚持“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文字可以对译,而文化则完全没法对译。至于译者之间互掐,甚至在网上公开叫骂,我个人认为十分不划算,也显得很小家子气;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一个译者嫌弃另一个译者的水平,这其中的动机就多少让人怀疑。作为译者,不是说谁有最高等级的外语证书,或在某外语的母语国度留学深造过,就一定能成为行业老大。即便不懂翻译的读者,无论如何都能看出译者的水平,生搬硬套的翻译和经过巧妙处理的翻译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有些译者翻译的东西,读者怎么读都觉得像是在吃木头渣滓;而有些译者翻译的作品,只要看一眼,就让人欲罢不能。

比如说,王小波先生就曾以翻译杜拉斯《情人》的译者王道乾先生为例说明,他认为那样的译文简直就比原文还美,让读者完全能够领略到原作的精妙,也能读出译作的用心。《情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段落,或许就是这段: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外语系的学生应该都找过这段话的原版,不但在笔记本里做过中法对照记录,而且肯定还在微信时代来临后,用这段话发过不止一次的朋友圈(我至少就发过两次)。王小波先生说得没错,这句子读起来真的很美,就像在读自己的“情人”(假如有的话)那样美好。那么,这么多年来也没人提出异议,说什么《情人》的中译本不够怎样怎样;它就像原著一样,早已成为“经典”。同样,还是会有其他译者试着再去翻译《情人》一类的经典著作,因为王道乾先生生前并没有强调,他是这部作品唯一而且权威的译者。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林少华和施小炜两位老师对村上先生作品的翻译。先看林译《挪威的森林》,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是渡边和绿子之间的小对话: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 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到:‘你好,小姐,和我一块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读一读就会发现,其实你能想来的图画已经跃然纸上。兴许,译者中确也存在对原著理解不够彻底,造成误译的情况,但那毕竟是少数;很多译者都很负责任,绝对是严格按照原作来翻译的。尽管有人调侃说林少华就是村上的中文笔名,我觉得这说法对林少华老师不够公平。我仔细看过林少华老师自己的文字,特别是一些散文随笔类的文字(比如《异乡人》),林老师是个很有文学素养的作者,但作为译者,他绝对没有“篡改”村上原作的意图。因为他本人的文字和村上先生的文字之间存在很大不同,风格迥异。他能把村上的文字译出更多的文学性,只能说村上先生的文字更具文学性。林少华老师自己的文字,其实非常朴实,甚至很少那么有文学性。据我们翻译老师的说法,翻译是允许“再创作”的;换句话说,翻译并不是纯对等的字面翻译。除了那些需要精确翻译的科技和医学等类材料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需要译者“再创作”,否则,再美的外语,读者都难以品出中文的美来。

自打施小炜老师的译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面市以后,读者就开始“挑三拣四”,进而发展为说三道四。总归,网上“倒林派”居多,倒过去就变成了“拥施派”。事实上,这很可能是商业炒作的结果。目前,中国外语类人才不少,可是能坐着冷板凳搞翻译的却寥寥无几,因为普通翻译就像个机器,根本不赚钱。而在林少华老师和施小炜老师层面,他们作为译者不再是单纯的翻译机器,更是“摇钱树”——这其中的利益链,逼着两位文人不得不互轻互掐。而网上的吃瓜群众就趁着这股劲儿,开始不明就里地“站队”;孰是孰非,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弄清楚,更多的是按照个人喜好来评价他们的译文。在利益的驱动下,施小炜老师彻底“撕破脸”地指出林少华老师的“错译”,等等,在他那个角度看来很严重的问题。而喜欢施小炜老师译文的读者,自然也就跟着起了哄。很多读者可能在想,得亏出了个施小炜,要不然这些年读过的村上的文字,大都让林少华给“忽悠”了。再反过来想想,假如一开始翻译村上文字的不是林少华老师,而是其他某位老师,我们现在能看到也能想到的情况,其实都大同小异。如果中国有不少的“村上迷”,我反倒觉得应该感谢林少华老师;毕竟,阁下能成为“村上迷”,一开始还是人家林少华老师的“错译”给大家指了条路,或者替“村上迷”们打了打灯笼。

至于施小炜老师的翻译,我只读了“跑步”译本,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他跟林少华老师的译文有多大区别。我认为读者完全可以将两位老师的译作对比阅读,这样给我们反倒提供了足够学习的机会。上海译文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肯定不只为了赚钱才出版两位老师的译作,不管是林译还是施译,假如译文实在“驴头不对马嘴”的话,出版社绝对不会出版出来砸自己的牌子,更不要说靠“大卖”来养活自己的团队。好作者和好译者之外,其实更需要好读者;读者只管读,译者只管译,作者只管写,好的终究是好的,不好的很快就会失去市场;任何领域都有专家、评论家和批评家,我们把“骂账”的任务应该交给他们。

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有这样的段落:

我这个人是那种喜爱独处的性情,或说是那种不太以独处为苦的性情。每天有一两个小时跟谁都不交谈,独自跑步也罢,写文章也罢,我都不感到无聊。和与人一起做事相比,我更喜欢一个人默不作声地读书或全神贯注地听音乐。只需一个人做的事情,我可以想出许多来。

仔细对比阅读,其实也并没有发现施译一定比林译好,或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位老师的译文各有千秋,至于他们“开撕”非要搞清谁高谁低的事情,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反思吧!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开撕”还是越少越好,毕竟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百家争鸣”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却要强调“一家独大”,很显然非常不合时宜。学术方面的讨论非常需要,但是因为某个领域而开始翻脸,更多时候是因为利益问题,我就觉得反倒是种“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的愚蠢行为。大学教授还有抄袭论文的行为,甚至还有面上为人师表,里子禽兽不如者,我们要是对每一件事情都吵个不休,非要分出伯仲,恐怕一辈子的时间远远不够。当然,我很可能是个骑墙派,但要我个人来评判的话,我读谁的译文更加顺口就选择读谁,绝不会一边倒。哪怕两位老师看到我是个骑墙派,我的原则不变。其实单就文学性方面来说,我更喜欢阅读林少华老师的译文,而把施老师的译文当作对比学习材料;按照施老师评价林老师译文的说法,或许两者的译文可为互补,也可为读者“查漏补缺”,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不要说中外语言之间的翻译,就算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和今天的白话文之间,也很少有意思完全对等的时候;“此一时,彼一时”,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也总是在不断变化,所以译者也应该辩证看待翻译的问题。

翻译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计,首先要译出字面意思,接着还要译出文字背后的意思,再接着还要译出文化层面的意思,最后可能还要传播思想层面的意思;而读者往往只看传播层面的意思,其实很少有人会对着原文逐字逐句地去研究译作。再说,就算读者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好歹还有个专四或专八证书,但在翻译领域,那些东西卵用都没有!一个普通的外语系毕业生,顶多就会两门外语,其中一门用来养家糊口,一门用来充当门户,若是上升到对照原文研究译文的地步,肯定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反正我本人就做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一时间“倒林拥施”的时候,不是认为中国的读者素质多高,或者多么有文学、外语和翻译等方面的素养,而多是“搅屎棍”一样,以个人喜好来挑剔村上作品中文本的译者。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和虚伪地较真儿的渊源太久,只不过在挑剔村上作品中文译本的这件事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类似“文化病”的蔓延和难以根治而已。

理性的读者,往往不会在网上凑热闹,说话作文都要实事求是;理性的译者,自然也不会在网上公开叫骂,除了让人联想到炒作外,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好处。中国网友为了村上先生的中文译本而吵得面红耳赤,而人家村上先生似乎只是“坐山观虎斗”,并没有听说非要指定林少华或施小炜两位老师中的其中一位翻译他的作品;因此,人家村上春树先生就具备了好作者的素养。

总归说来,我若作为“村上迷”,两位老师的译文我都喜欢!但是,谁的译作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不但要拭目以待,而且此后才能学会“站队”。唯一的关键是,但愿我能活得足够长久。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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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译作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不但要拭目以待,而且此后才能学会“站队”。

最近,因为村上春树先生的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的中文版本上市了,一些关于村上和其作品中文译本的讨论(或争论)又在网上展开。看到网上有人似乎“重启”了讨论村上春树先生作品的中文译本的译者孰优孰劣的“模式”,尤以拿林少华老师和施小炜老师的译本作对比,我也忍不住想搅一搅。我觉得在网上开骂这方面,施老师作为学者来说,给后辈开了不大好的头。毕竟,网海也是鱼龙混杂,有些人骂人根本“不走心”,看着别人骂得“有道理”,立马也就卷进去乱骂一气;骂完了你问他骂谁呢,兴许还有人不知道到底该骂谁。在翻译界,没有谁是绝对权威。

我不是个“村上迷”,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村上先生的所有作品;我认真读过的只有两部:《挪威的森林》和《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也是为了写这篇文字所做的“必修课”。前者,现已成为“世界名著”,中文版译者是林少华老师;后者,中文版译者是施小炜老师。作为读者,我不太确定非要站在哪位译者的队伍中,就会显得我“懂事”,或懂村上的文字,更或者懂得文学。我只是认为,有人乐意坐冷板凳,也或者因为坐冷板凳而赚了些钱,能把外语作品译成中文,给广大的中文读者文字和文学上的“享受”,这就已经够了!至于谁翻译得好,谁翻译得不好,有点常识的读者都会明白,其实外语和中文是没法完全对等的。即便翻译界始终不移地坚持“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文字可以对译,而文化则完全没法对译。至于译者之间互掐,甚至在网上公开叫骂,我个人认为十分不划算,也显得很小家子气;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一个译者嫌弃另一个译者的水平,这其中的动机就多少让人怀疑。作为译者,不是说谁有最高等级的外语证书,或在某外语的母语国度留学深造过,就一定能成为行业老大。即便不懂翻译的读者,无论如何都能看出译者的水平,生搬硬套的翻译和经过巧妙处理的翻译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有些译者翻译的东西,读者怎么读都觉得像是在吃木头渣滓;而有些译者翻译的作品,只要看一眼,就让人欲罢不能。

比如说,王小波先生就曾以翻译杜拉斯《情人》的译者王道乾先生为例说明,他认为那样的译文简直就比原文还美,让读者完全能够领略到原作的精妙,也能读出译作的用心。《情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段落,或许就是这段: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外语系的学生应该都找过这段话的原版,不但在笔记本里做过中法对照记录,而且肯定还在微信时代来临后,用这段话发过不止一次的朋友圈(我至少就发过两次)。王小波先生说得没错,这句子读起来真的很美,就像在读自己的“情人”(假如有的话)那样美好。那么,这么多年来也没人提出异议,说什么《情人》的中译本不够怎样怎样;它就像原著一样,早已成为“经典”。同样,还是会有其他译者试着再去翻译《情人》一类的经典著作,因为王道乾先生生前并没有强调,他是这部作品唯一而且权威的译者。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林少华和施小炜两位老师对村上先生作品的翻译。先看林译《挪威的森林》,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是渡边和绿子之间的小对话: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 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到:‘你好,小姐,和我一块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读一读就会发现,其实你能想来的图画已经跃然纸上。兴许,译者中确也存在对原著理解不够彻底,造成误译的情况,但那毕竟是少数;很多译者都很负责任,绝对是严格按照原作来翻译的。尽管有人调侃说林少华就是村上的中文笔名,我觉得这说法对林少华老师不够公平。我仔细看过林少华老师自己的文字,特别是一些散文随笔类的文字(比如《异乡人》),林老师是个很有文学素养的作者,但作为译者,他绝对没有“篡改”村上原作的意图。因为他本人的文字和村上先生的文字之间存在很大不同,风格迥异。他能把村上的文字译出更多的文学性,只能说村上先生的文字更具文学性。林少华老师自己的文字,其实非常朴实,甚至很少那么有文学性。据我们翻译老师的说法,翻译是允许“再创作”的;换句话说,翻译并不是纯对等的字面翻译。除了那些需要精确翻译的科技和医学等类材料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需要译者“再创作”,否则,再美的外语,读者都难以品出中文的美来。

自打施小炜老师的译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面市以后,读者就开始“挑三拣四”,进而发展为说三道四。总归,网上“倒林派”居多,倒过去就变成了“拥施派”。事实上,这很可能是商业炒作的结果。目前,中国外语类人才不少,可是能坐着冷板凳搞翻译的却寥寥无几,因为普通翻译就像个机器,根本不赚钱。而在林少华老师和施小炜老师层面,他们作为译者不再是单纯的翻译机器,更是“摇钱树”——这其中的利益链,逼着两位文人不得不互轻互掐。而网上的吃瓜群众就趁着这股劲儿,开始不明就里地“站队”;孰是孰非,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弄清楚,更多的是按照个人喜好来评价他们的译文。在利益的驱动下,施小炜老师彻底“撕破脸”地指出林少华老师的“错译”,等等,在他那个角度看来很严重的问题。而喜欢施小炜老师译文的读者,自然也就跟着起了哄。很多读者可能在想,得亏出了个施小炜,要不然这些年读过的村上的文字,大都让林少华给“忽悠”了。再反过来想想,假如一开始翻译村上文字的不是林少华老师,而是其他某位老师,我们现在能看到也能想到的情况,其实都大同小异。如果中国有不少的“村上迷”,我反倒觉得应该感谢林少华老师;毕竟,阁下能成为“村上迷”,一开始还是人家林少华老师的“错译”给大家指了条路,或者替“村上迷”们打了打灯笼。

至于施小炜老师的翻译,我只读了“跑步”译本,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他跟林少华老师的译文有多大区别。我认为读者完全可以将两位老师的译作对比阅读,这样给我们反倒提供了足够学习的机会。上海译文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肯定不只为了赚钱才出版两位老师的译作,不管是林译还是施译,假如译文实在“驴头不对马嘴”的话,出版社绝对不会出版出来砸自己的牌子,更不要说靠“大卖”来养活自己的团队。好作者和好译者之外,其实更需要好读者;读者只管读,译者只管译,作者只管写,好的终究是好的,不好的很快就会失去市场;任何领域都有专家、评论家和批评家,我们把“骂账”的任务应该交给他们。

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有这样的段落:

我这个人是那种喜爱独处的性情,或说是那种不太以独处为苦的性情。每天有一两个小时跟谁都不交谈,独自跑步也罢,写文章也罢,我都不感到无聊。和与人一起做事相比,我更喜欢一个人默不作声地读书或全神贯注地听音乐。只需一个人做的事情,我可以想出许多来。

仔细对比阅读,其实也并没有发现施译一定比林译好,或如何如何。我觉得两位老师的译文各有千秋,至于他们“开撕”非要搞清谁高谁低的事情,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反思吧!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开撕”还是越少越好,毕竟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百家争鸣”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却要强调“一家独大”,很显然非常不合时宜。学术方面的讨论非常需要,但是因为某个领域而开始翻脸,更多时候是因为利益问题,我就觉得反倒是种“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的愚蠢行为。大学教授还有抄袭论文的行为,甚至还有面上为人师表,里子禽兽不如者,我们要是对每一件事情都吵个不休,非要分出伯仲,恐怕一辈子的时间远远不够。当然,我很可能是个骑墙派,但要我个人来评判的话,我读谁的译文更加顺口就选择读谁,绝不会一边倒。哪怕两位老师看到我是个骑墙派,我的原则不变。其实单就文学性方面来说,我更喜欢阅读林少华老师的译文,而把施老师的译文当作对比学习材料;按照施老师评价林老师译文的说法,或许两者的译文可为互补,也可为读者“查漏补缺”,没有谁是绝对的权威。不要说中外语言之间的翻译,就算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和今天的白话文之间,也很少有意思完全对等的时候;“此一时,彼一时”,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也总是在不断变化,所以译者也应该辩证看待翻译的问题。

翻译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计,首先要译出字面意思,接着还要译出文字背后的意思,再接着还要译出文化层面的意思,最后可能还要传播思想层面的意思;而读者往往只看传播层面的意思,其实很少有人会对着原文逐字逐句地去研究译作。再说,就算读者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学生,好歹还有个专四或专八证书,但在翻译领域,那些东西卵用都没有!一个普通的外语系毕业生,顶多就会两门外语,其中一门用来养家糊口,一门用来充当门户,若是上升到对照原文研究译文的地步,肯定没有几个人能坚持下来;反正我本人就做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一时间“倒林拥施”的时候,不是认为中国的读者素质多高,或者多么有文学、外语和翻译等方面的素养,而多是“搅屎棍”一样,以个人喜好来挑剔村上作品中文本的译者。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和虚伪地较真儿的渊源太久,只不过在挑剔村上作品中文译本的这件事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一种类似“文化病”的蔓延和难以根治而已。

理性的读者,往往不会在网上凑热闹,说话作文都要实事求是;理性的译者,自然也不会在网上公开叫骂,除了让人联想到炒作外,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好处。中国网友为了村上先生的中文译本而吵得面红耳赤,而人家村上先生似乎只是“坐山观虎斗”,并没有听说非要指定林少华或施小炜两位老师中的其中一位翻译他的作品;因此,人家村上春树先生就具备了好作者的素养。

总归说来,我若作为“村上迷”,两位老师的译文我都喜欢!但是,谁的译作更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不但要拭目以待,而且此后才能学会“站队”。唯一的关键是,但愿我能活得足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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