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有一幕场景令人心碎。电影男主角，一位名叫K的复制人，在反乌托邦的未来洛杉矶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他生命中的一抹亮色，来自他极富耐心和同情心的伴侣——乔（Joi）。他们在银幕中有许多深情瞬间，但电影中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就是乔在宣布她的爱情时惨遭杀害。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我（指本文作者、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法学院讲师John Danaher）流下了眼泪。

乔确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她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人工智能全息影像，被设计成为完美的伴侣。她从她和K的互动中学习，转变她的个性以适应他的情绪。她的“死亡”是因为她只能存在于一个特殊的全息投影仪下，当投影仪被摧毁，她便也随之湮灭了。

如果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公司也试图创造一个“乔”，那么她也许只不过是科幻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而已。日本公司Gatebox出售的逢妻光（Azuma Hikari）就是一个全息AI，被投影在一根圆柱形的管子内，旨在成为人类的亲密伴侣。在广告中，我们看到她以深情的语气唤醒了她的（男性）用户，并在他结束了一天工作回到家中时致以问候。她为数量不断增长的日本单身男性提供了模拟的婚姻生活，不仅仅是情绪上的支持——还包括性。虽然这并不是逢妻光的特色，但世界上的其他公司也正在争相创造机器人爱人和性伴侣。

这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发展趋势吗？一些评论家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认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是虚假虚幻的，受商业利益驱动的公司将这些感知技术强加在了我们身上。他们还担心这些机器人伴侣将如何代表真人，尤其是女性，以及它们将会带来的社会影响。

与这些批评意见相反，我认为，我们关于机器人关系的主流评论太过阴暗和反乌托邦了。我们夸大了负面因素，却忽略了一点：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可以补充并强化现有的人际关系。

在《银翼杀手2049》中，K和乔之间关系的重点存在争议。虽然看起来他们真的很在乎对方，但这可能只是一种幻想。毕竟，她的设计就是为了满足他的需求，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对等的。他拥有她并且能够控制她，没有他的意愿，她就无法生存。此外，还有一个潜伏在幕后的第三方：她是由一家公司设计和制造的，该公司无疑会记录她在互动行为中的数据，并时常更新她的软件。

这与爱的哲学理念相距甚远。哲学家强调了彼此承诺在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中的必要性。仅仅让你感受到你对他人强烈的感情依恋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对你有着相似的依恋。机器人也许能够表达爱意、说话得当、行动正确，但这样的表现还不够。正如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Eindhover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道德哲学家Sven Nyholm和Lily Frank所说：

“如果将爱情归结为特定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雇佣一个演员来‘通过行动表演爱’……但是，根据普遍观念，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无论这位演员多么有才华。‘内心’的波动才是判断彼此之间是否有爱情的关键。”

除此之外，就算机器人能够做出一些真正的承诺，那它在做出承诺时也必须是自由的。正如英国行为科学家Dylan Evans在2010年提出的：

“人们通常希望得到伴侣的承诺和忠诚，但他们希望，这些均来自于伴侣持续做出的选择……这似乎破坏了（人类）与机器人发展任何有意义的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机器人无法选择爱你，它们只是被编程为爱你，以服务于它们所属公司的商业利益。”

这看起来像是对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爱情可能性的强烈反对，但几乎所有反对意见的说服力都在渐渐减弱。毕竟，是什么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同胞已满足于上述相互之间自由选择的条件？除非他们经历了一些暗示过这些内容的行为模式，否则很难得到答案。这类行为可以是：它们表现得“似乎”是爱我们的，它们“似乎”是自由选择了我们作为伴侣。如果机器人能够模仿这样的行为动作，那我们不清楚是否还有任何理由能否认它们情感的真实性。哲学家Michael Hauskeller在2016出版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

“除了特定的爱的行为，我们很难说这种爱应该包括什么内容。如果我们的爱人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我们的需求，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如何能确切地说他们并非真的爱我们，只是这样做了而已。”

同样的担忧也存在于自由选择之中。当然，关于人类是否真的能够自由选择（而不仅仅是错觉），本身也是一则广为人知的争论。但如果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爱人自由地选择了对我们持续做出承诺，那么除了某些特定的行为暗示，例如他们显然愿意在我们不开心或失望时打破承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奠定这一信念。没有理由能够说明这种模仿行为超出了机器人的能力范围。在其他地方，我在“伦理行为主义”这一标签下为这种人与机器人关系的观点辩护。我认为，我们关于关系价值的最终认识，是基于我们伴侣可以被观测到的行为和功能模式之上的，而非取决于一些更深层的、形而上学的真理。

对于部分人来说，道德行为主义是一剂苦药。尽管Hauskeller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但我们可以举一个人机关系中的例子来从根本上予以反驳。他认为，行为举止足以让我们相信我们的机器人伴侣爱上了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些行为的诚意。但在机器人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理由去怀疑：

“只要我们有另一种解释为什么机器人会这样行事（即它的程序设计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去相信它的行为是有任何意义的。”

换而言之：（1）因为机器人和人类爱人有着不同的发展起源，以及/或者（2）因为它在根本上是被可能别有用心的他人所编程（和控制）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你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是有意义的。

人类也拥有并控制过其他族类，最终看到了其中的道德错误

但对于（1）而言，我们很难判断这是正确的。除非你认为生物组织是有魔法的，或者你是身心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即人是由“心灵”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的坚定拥护者，否则没有理由怀疑，一个在行为和功能上均和人类等同的机器人无法维持一种有意义的关系。毕竟，也有很多理由怀疑我们通过进化和文化，被编程出了爱上他人的能力。对于我们被编程的过程进行逆向求源是很困难的，但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些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真实，尤其是当它们被编程为具有学习能力之后，它们便可以按既定的学习规则，来发展它们自己对于世界的反应了。

第二个因素（2）为更多人机关系无意义的怀疑提供了理由，但也出现了两点问题。首先，如果真正担心的是机器人会有隐秘的、别有用心的想法，并且可能在日后的某一天出卖你，那么我们应该记得，在与人类的关系中，也充满了相似的风险。正如哲学家Alexander Nehamas 2016年在《论友谊》（On Friendship）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脆弱性和背叛的可能，往往是人类关系之所以如此宝贵的原因。其次，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所有权和控制权，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记起，所有权和控制权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社会结构性事实，只要我们认为它在道德上是恰当的。曾经，人类也拥有并控制过其他族类，但我们（或者说至少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看到了这种做法中的道德错误。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拥有和控制机器人也是一种类似的道德错误，特别是当它们与人类爱人在行为上无法区别的时候。

上述观点仅仅是对机器人爱人的可能性在哲学上进行的辩护。显然，为了实现这一可能，我们需要清除一些技术和伦理障碍。一个主要的伦理障碍涉及到机器人如何代表（或者行为模仿）人类。如果你留意一下目前的机器人伴侣，它们的性别化假设中似乎体现了一些关于爱和性欲的本质问题。全息伴侣逢妻光代表了一种关于家庭主妇的性别歧视观念，而在性玩偶和性机器人原型的世界中，情况还要更糟糕：我们看到了物化和色情化女性的概念被表现甚至强化了。

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例如，从事网络可行性研究的温哥华律师Sinziana Gutiu担心，性机器人将女性的形象转化为了性工具：

“对于用户而言，性机器人的外观和触感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女性，是被编码为永远同意发生性关系的伴侣……”

Gutiu认为这将使用户能够“实现强奸的幻想并体验强奸的神话”。Kathleen Richardson作为莱斯特德蒙福特（De Montfort）大学机器人伦理与文化教授，同时也是反性机器人运动（Campaign Against Sex Robots）的联合创始人，也有着类似的担忧。他认为，性机器人有效地代表了女性作为性商品被买卖。尽管这两位批评家都将这种表征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联系了起来，但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则更关注于表征本身。从这一角度来说，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就像是长期以来关于色情道德礼仪的辩论一样。

现在，让我们先把对后果的担忧放在一旁，考虑一下关于机器人爱人本身，是否存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令人不安的忧患问题。他们是否必须传递或表达对女性（或男性）造成不良影响的态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象征性的行为和产品是如何承载意义的。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其内容的一项功能，也就是它们的相似之处（或者，更重要的，是它们被别人所模仿的内容），以及它们被创造、诠释和使用的环境。当涉及到意义时，内容和语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一种情况下，看似冒犯和诋毁的内容，也许会在另外的语境中具有力量和颠覆性。描述从属和统治关系的视频和图像在特定环境中可能是具有贬义的（例如，当赤裸裸的主流色情产品供应商生产和消费时），但在其他情况下却可能带有积极的含义（例如，当其产品被虐恋群体或“女权主义色情作品”支持者消费的时候）。

这对于评估机器人爱人的代表性危害具有影响，因为它们的内容和使用坏境都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前机器人爱人的外观样貌存在问题，特别是在它们被生产、推广和使用的环境之中。但这一点可以被改变。我们可以从“女权主义色情作品”运动的历史中学到这一点，这是色情作品中的一种亚文化，它认为色情作品不代表女性被贬低或具有从属身份，并且可以在性的自我满足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实现目的，女权主义色情作品运动的支持者们主要采取了三种策略：（1）他们试图改变色情作品的内容，让它们并不总是来自男性的视觉，从而使得它们描绘了更多种类的活动和形式；（2）他们试图改变色情作品的创作过程，使其更加符合道德并包含女性的声音；（3）他们试图改变消费环境，建立女权主义的性商店和讨论组的社会网络，以营销和解读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致力于改变性机器人的表现形式，使其包括多元化的女性、男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且遵循不会强调负面刻板印象的行为模式（通过预先编程或者学习实现这一点），甚至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还可以通过设法改变性机器人的制作和设计过程，鼓励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意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参照那些在性技术行业活跃的女性的做法。比如Cindy Gallp，她创办了“让爱不色情”网站（MakeLoveNotPorn），并在日前为性技术企业家创立了风险投资基金；Stephanie Alys，性玩偶公司MysteryVibe的合伙创始人，也在积极谈论性机器人在关于人类性行为中的作用；还有Kate Devlin，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计算科学讲师，她批判了Richardson主导的反性机器人运动（Campaign Against Sex Robots），并认为性机器人的技术可以让我们在“脱离人类限制”的情况下探索性行为，还可以为性机器人的营销和使用创造更好的环境。这需要我们在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等问题上提高意识，还要求我们在面对这项技术可能涉及到的代表性危害方面表现得更加敏感。

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这无疑会是一场艰难的战斗，需要更多的人努力参与其中。考虑到这一行动的困难性，人们可能会试图倒退回限制这类产品的时代，但这种审查没什么成功的可能。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技术实现性刺激和性满足，我们将来也依然会继续这样做。

机器人爱人带来的后果可能会一直存在争议

对机器人的代表性危害的担忧，往往会转化为对其后果的忧虑。如果机器人代表或传达了厌恶女性的态度，那么需要担心的是，这样的态度会被强加到用户和真实人类的互动方式之中。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性侵犯和暴力，不接受妥协，并且变得更加孤僻和厌世。

显然，机器人爱人的后果将与任何关于其愿景的争论密切相关。如果它们的后果非常清晰且是毫无争议的负面，那么这会增强它们可能具有的一切负面社会意义，并为限制其使用提供了充分理由。如果它们的后果非常清晰而且是毫无争议的正面（例如，现实世界中的性暴力因其使用而减少），那么它们的负面社会意义也将得以改变，我们可能就有足够的理由鼓励性机器人的使用。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两种可能性哪一种出现的概率更大。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机器人爱人影响的实证研究。我们只能从类似的辩论中得出推论，比如关于接触色情作品的现实效应。但这一类争论并不能提供太多指导意义。在最近发表的作品章节中，我回顾了关于接触色情作品的实证研究，发现从整体而言，结果模棱两可。有的研究表明存在负面影响，有的研究认为没有影响，而还有一些研究结果是积极的。最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对当前研究文献的低质量和偏向性感到遗憾。

如果你看看其他关于“媒体效果”的辩论，比如接触暴力视频游戏，那么你会发现情况大同小异。这令人感到沮丧，因为这表明机器人爱人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也会陷入类似的争论和不确定之中。这并不让人意外：复杂的社会行为现象，例如性侵犯或厌女症，其因果关系的断定可能过于确凿了，不同环境下的个体差异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我们认为机器人爱人的使用与其他人际关系行为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线性因果关系——这将会有效指导关于其使用和发展的公共政策——那这其实很可能只是一种天真的设想。相比之下，现实会更加混乱，并且不那么具有说服力。

到目前为止，我对批判者们的言论进行了反击，认为建立真正的人机关系是有可能的，并且这种关系的负面结果可能被夸大了。基于人与机器人伴侣可能拥有的不同未来，我希望能捍卫更加积极的立场。

认为人与机器人能够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的说法，会直接带来一种可能性。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就意味着我们目前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商品，也适用于和机器人的关系之中，这可能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因为会使得我们能够更广泛地使用这些与“关系”有关的商品。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哲学家Neil McArthur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与性关系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有很多人被排除了与他人发生有价值的性关系的可能。如果我们承认性生活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说性行为是一种权利，那么这应该被视为一个问题。此外，这个问题还超越了性：有的人也被排除在其他关系之外，例如陪伴和关怀。为每一个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类伴侣，来解决关系分配中的这种不平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需要大规模的强制或压迫，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机器人关系伴侣来实现这一目的。

机器人爱人普及的后果之一，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正常化

除此之外，总是将机器人视为人类爱人的替代品，其实是一个错误，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对现有关系的补充。理想的人类亲密关系，是我们应该在平等的前提下相互联系，但这往往是不可能的。一方可能会对另一方要求过多，导致对方终结关系或心生报复。这种动态会在一种关系中始终存在并此消彼长，在这个时间点这一方要求过多，而在另一个时间点则是另一方过度苛求。机器人伴侣可以通过提供对人际关系破坏性较小的第三方途径，来减弱这种不平衡，因为它们不太可能被当作是竞争对手。

对此，一个典型的情景是关于解决欲望差异和需求的。但是，再一次，这一可能的场景不仅仅只是性。人类、机器人和其他人类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可以缓解许多关系方面的紧张和压力。当然，这是否成立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回应亲密环境中机器人爱人的存在。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经济学家Marina Adshade所认为的那样，机器人爱人普及的潜在后果之一，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正常化，以及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位，以减少对性和情感排他性的关注，并更多地着重于陪伴、关怀和共同的人生规划。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人们几乎都会和更精密复杂的机器人建立关系。爱上一个机器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错误，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爱在某种形式上可以补充和增强人际关系。同时，这种关系也可能具有社会破坏性，更重要的是，这是可以预见但不被鼓励的。那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阻止这一切发生，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容忍和鼓励怎样的人机关系。

本文作者John Danaher系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法学院讲师，也是博客《哲学论辩》（Philosophical Disquisitions）的作者。他的最新书作是2017年的《机器人的性：社会和道德影响》，与Neil McArthur合作而成。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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