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年度单词”投票中，美国方言学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提名成年人（adult）的动词形式，亦即“长大成人”（adulting）为年度“最具创意”的新用法之一。该词在千禧一代群体中的兴起，道出了一整代人对于成长之意义的彷徨感——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对成年生活究竟关联着哪些行为仍感到举棋不定。这种彷徨体现出一种自我意识，它关乎何谓找对象、生儿育女、买房以及闯出一番事业的“正确”年龄段。从名词到动词的转换，则意味着“成为一个成年人”更多是一种操演（performance），而非无可逃避的宿命。事实上，类似凯莉·威廉斯·布朗（Kelly Williams Brown）的《长大成人：468个简单步骤助你成熟》（Adulting: How to Become a Grown-up in 468 Easy(ish) Steps）这样的书便在暗示：成年是个由一系列行为构成的过程，是可以选择或学习的。

不过，成年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则远不是一件自明的、价值无涉的事情。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成年人标志包括找份“正经工作”或购入不动产，那究竟哪些人才有渠道去达成这些目标？对哪些人来说，这两件事情又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选择，而是不得不面对的经济现实？在“在不确定的时代筑就成年生活”（Constructing Adulthood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一文中，社会学家珍妮弗·席尔瓦（Jennifer M. Silva）提到，在“当今这个后工业世界……传统的成年人标志已变得十分贫乏”。她访谈过许多20-30岁之间的工薪阶层青年人，考察了他们在一个经济机会缩水的年代如何去重新定义何谓“成年”。

席尔瓦发现，被访者为即将到来的成年生活建构了一套新的标准，该标准基于“集谴责痛苦过往与重构一个独立、完整自我于一体的自我实现观”——透过克服癖好或重新看待创伤，视其为一种为自我赋权的途径。正是这一座座的个体性的里程碑——以及彼此聆听并见证这类故事——使得席尔瓦的被访者们得以去主张“作为成年人的尊严与敬重”。

尽管传统的那套成年人行为模式仍可作为备选项，但与此不同的选择却有某种政治上的“酵素”意味。社会学家帕梅拉·阿隆森（Pamela Aronson）提出，五大“客观生活事件”（objective life events）在主流话语中仍频繁被用作衡量某人是否成年的尺度——“完成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取得财务独立、结婚、成为父母”——但其背后潜含的阶级与性别预设早已过时。例如，这套标准未能采纳女权主义视角，未能充分考量异性恋女性推迟或放弃以婚姻为人生目标之一的可能性。

上述两名学者都刻画了传统成年路径的式微，并视其为一种缺失。问题是，对于那些认传统路径为幻象的人群而言，谈论所谓缺失又有何意义？作家米歇尔·泰阿（Michelle Tea）在小说《黑潮》（Black Wave）——其背景设定为1990年代后期——当中写道：“对一名酷儿来讲，成年是件特别困难的事……他们根本不会结婚。他们也不会要孩子。他们既不会买房也不找所谓正经工作。对他们来说，权且可以当成目标的也就是学术职位，以及一个业已厌恶无分性别的滥交行为（sport-fucking）、甘愿和你安定下来的爱人，两个人租一间公寓房，养一只被人救下来的宠物。”

麻烦不仅在于由于《保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的影响，接待非异性恋客户的生殖诊所数目变少了；还在于泰阿小说里的各个角色——以及其他把酷儿作为自己的政治身份的人——倾向于拒斥“成年生活可以有异质化标准”这一神话。对他们而言，传统的成年生活不仅不可得，更是不可欲的。有鉴于此，他们发展了一种与时间自身的新型关系（relation to time itself），而此关系无疑又具有酷儿性质。

酷儿研究者杰克·哈勃斯坦（Jack Halberstam）在其2005年的专著《身处酷儿时空》（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中主张：“酷儿对于时空概念的使用，发展出了一种……与家庭、异性恋以及生殖等一系列制度相对立的东西。”酷儿性（Queerness）自身就是“一种由诸种奇特的暂时性（temporalities）、异想天开的生活计划以及古怪的经济实践混合而成的产物。”它受到多种时间扭曲（time-warping）体验的左右，如出柜、性别认同的流动以及定义着一整代人的悲剧，如艾滋病的流行。这即是说，构成着酷儿性的，乃是它与传统时间观及其律令之间的差异性。

“酷儿时间”的理念在传统观念之外开辟了一条新路，后者认定某人一旦“超龄”，便应当停止某项特定实践或行为。社会学家朱迪·泰勒（Jodie Taylor）在“中年酷儿社会身份中的酷儿暂时性与‘音乐场景’参与之意义”（Queer Temporalit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usic Scene’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Middle-aged Queers）一文里考察了一群年龄在40-45岁之间、自我认同为酷儿的受访者，受访者均住在布里斯班，此地为澳大利亚夜生活胜地，以酷儿与音乐著称。泰勒的受访者全然不去纠结所谓“五大客观生活事件”，他们从未停止过那些传统上认定为“不负责，因而也较不值得敬重”的情境性行为，如“组织或参与舞会及其它与音乐有关的活动，跟随音乐节拍玩耍或起舞，参与乱交，以及食用成瘾性药物。”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迈向成年”亦全无意识，反倒感到“行为应符合年龄”等教条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根本无关紧要。

酷儿群体与正统“人生规划表”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呈现为这等样貌，不仅是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想要回避或逃离异性恋的婚姻与繁殖规范。酷儿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他们自幼以来便完全没有“时间规范性”（chrononormativity）。文学与性别研究专家凯瑟琳·邦德·斯托克顿（Kathryn Bond Stockton）的著作《20世纪的酷儿小孩，或成长中的异类》（The Queer Child, or Growing Sideway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提出，常人眼里的“成长”暗含着一套清晰的、线性的成熟观，而这是许多酷儿小孩未曾体验过的。

“原型男同”（protogay）小孩通常要等到长大以后，才会明白自己的欲望、快感与作为“男同性恋者”的体验；斯托克顿写道，“鉴于他们在经历完童年之后才是‘男同小孩’，他们从未‘是’（are）其潜在之‘所是’（were）。”那么，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男同小孩又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斯托克顿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乃是“幽灵”，无法在肉身层面去体认自己今后将可能身处的那种状态。他们在年少时甚至无法进入普通青年人的生殖发育轨道：“主流文化所定义的那些‘长不大’的孩子，其成长轨迹最终也偏离了主流文化的理想型。”

如此一来，酷儿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也可能会探索、赞赏或单纯地反映出某种酷儿-时间关系。泰阿的《黑潮》尽管有1990年代后期这一时间设定，但书中的世界从字面上讲就是即将终结的——它是一种对过去的灾变式（apocalyptic）重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面向未来的反面乌托邦。此外，在故事进行到一半之前，我们对其情节仍然所知甚少，它反复告知我们这并非“真实版本的”事件。为尊重某位前任不想被写进书中的愿望，小说的叙事者（与作者一样名叫米歇尔）调整了某些遭遇与事件的序列。例如，在重构过的叙事中，她独自从旧金山前往洛杉矶，并未有前任相随，而我们也被告知这才是“真正”发生了的事情。时间上的多孔性（porousness）、再创造、为灾变所笼罩的当下——种种叙事特点同样刻画出了”长不大的“酷儿的生活状况。

在泰阿的小说里，身为酷儿这件事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放可能：与时间发展一种全新的关系。不过，如哈勃斯坦所言，造就这一“新时间逻辑”的诸多历史、政治与经济条件——譬如艾滋病的蔓延——并未为某些向来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人群带来“对传统时间观的积极重塑”。例如，某些研究患有艾滋病的白人同性恋者的文献可能会强调，友人的早死彻底地改变了某人对未来的感知，其时间观随后也发生巨变。但哈勃斯坦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穷人与有色人种的早死”在美国人眼里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近来，一些兼具酷儿与有色人种身份的作家及其作品——如约翰·基尼（John Keene）的《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s）——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酷儿时间观的认识。基尼的故事集主要围绕美国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来展开，考察了时间如何影响非白人酷儿的身体。这些故事既有历史档案的意味，又有当代创意小说的特点，它们是在“展演”（performing）历史，而这又令人想起了酷儿理论家伊丽莎白·弗里曼的“时间阻力”（temporal drag）概念。

也许酷儿时间本身就是由矛盾构成的。我最近重读了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道林无法在肉体意义上“成年”且执着于青年人式的享乐主义等现象，或可解读为某种酷儿时间的表达。道林显然没有“朝成年方向前进”。文学研究者艾拉娜·葛梅尔（Elana Gomel）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道林“对感受力的疯狂追求乃是与情感与肉体上的日渐麻木相伴相随的”，“道林越是想要尽力去体验一切，他就越显示出自己的难以胜任：‘但我却似乎失掉了激情，也忘却了欲望。’”那么，道林是否希望自己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被允许不去“成年”，或肉体上不再成长，但总体上仍被承认为一个大人呢？

部分地是由于我的性别表现、个人风格以及偏瘦的身材，别人一般会认为我比表面上看来要更年轻——有时甚至可以说要年轻得多，我38岁的时候曾经坐公交车去给学生上课，公交司机向我问好说：“哈喽，小家伙。”错认年龄的背后，其实有一种潜在的恐同情绪，以及“以貌取龄”的狭隘思维。现在我已经为人父母了，当我跟孩子外出时，“妈妈”的外表似乎就表明着我的成年人身份。不过，当我以“妈妈”自许时，我并不认为他人所看到的就是我自己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所意谓的那些东西。我想，在游乐场上那些好心人们的眼里，我大概总算在“迈向成年”了，但酷儿时间仍是我与这个世界相处的真实节奏。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