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政治：宋代文人是如何通过游山玩水树立精英形象的？|界面新闻

按：“精英旅行在宋代士大夫的生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反映了国家和士大夫官僚之间在利益上存在某种一致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宋代精英们在旅途中专心于社会和文化活动，从来没有被朝廷视为是对其政治和社会控制总目标的一个威胁。实际上，宋代受过教育者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及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所到访的地方，弥补了国家对见多识广的、能干的地方官员的需求。因此，尽管官员旅行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很高，定期轮换官员政策的价值从来没有受到过朝廷的质疑。”

在《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一书中，宋史学者张聪（Cong Ellen Zhang）利用宋代的官方材料和宋人游记、笔记等，剖析了旅行在宋代文化及地方史上扮演的重要地位。作者综合旅行文学书写与旅行实作的历史分析认为，宋代在创造与维持一个士大夫精英集团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丰富的旅行经验强化了宋代精英作为国家政治、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地位。

《本籍、地方与朝廷》

文 | 张聪译 | 李文锋

故乡回首已千山，

上峡初经第一滩。

少年亦慕宦游乐，

投老方知行路难。

1170年的初冬陆游写下上面这几行诗句时，他已经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走了5个月了，离最后的目的地四川东部已经近在咫尺了。到那时为止他出仕20年了。他几乎不知道这次旅居西南会延续7年之久，直到1178年他才回到浙江的老家。

陆游也没能预想到他的仕途会延续到70多岁，但是他所担任过的官职并没有一个给他带来他所渴望的权力和声望，因此他哀叹“行路难”。他在这首诗以及其他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失望感丝毫没有减轻其广泛旅行对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回到家后，他深情地忆起自己的旅川岁月，并说他没有一天不怀念曾经待过的地方。晚年的陆游将他多卷本的文学作品集命名为《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这两个地名指的是他曾广为游历过的四川和陕西的大部分地区。

对他的同辈人来说，陆游的长途旅行算不得很特别。很多人非常清楚的是，由于朝廷政治斗争，以及合格举子数量过多、竞争激烈，通过科考并进入官府的人并不能保证会获得稳定而辉煌的仕途。当时的文学作品很娴熟地表达了士大夫们对仕途的不可预测感以及他们身上的弱点，但这并没有能阻止宋代受过教育者们投身仕宦之途的决心。追求科举功名一直是宋代之后的帝制时代人们非常热衷的事，科举的参与者人数有增无减，中国最聪明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一直把官阶地位当作最有吸引力的人生目标。这些宋代官员对官位的追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一入仕，都不情愿到了年纪就致仕；11世纪上半叶朝廷就此发布了至少4道谕旨，说明朝廷越来越关注日益庞大而老迈的官僚队伍。1002年发布的第一道谕旨只是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1026、1036年和1041年发布的另3道的致仕规定，从“文武官年及七十者……令自陈致仕”到“令臣僚年七十即致仕”，说明规定有所进步。

我们在其他前近代社会中几乎没有发现过有这样一个精英群体，一直效忠朝廷，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成功地履行职责，然而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男人追求官位的持续热情，不仅仅是因为国家能给予他们声望和特权。整个宋代，频繁地旅行是文官履职的重要方式，官员们通过这种方式，丰富了他们的文学和文化阅历，扩宽了他们的社会和思想境界，养成了文人理想。当时的文学作品从各个方面来强调旅行的重要性，旅行使他们作为坚定的历史和文化学者的形象更加突出，通过旅行结交了全国各地的朋友，自己也成为地方民情方面的专家。通过这些重要方式，作家旅行者牢牢地树立起文人精英的形象。

旅行者本身没有期待过有这样的演变，要求官员们进行长途旅行的国家也没有预料到有这种发展。精英旅行在宋代士大夫的生命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反映了国家和士大夫官僚之间在利益上存在某种一致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宋代精英们在旅途中专心于社会和文化活动从来没有被朝廷视为是对其政治和社会控制总目标的一个威胁。实际上，宋代受过教育者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及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所到访的地方，弥补了国家对见多识广的、能干的地方官员的需求。因此，尽管官员旅行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很高，定期轮换官员政策的价值从来没有受到过朝廷的质疑。

宋代官员并没有真的让自己远离国家。确实是因为科举苦读和进入仕途使他们不断地获得声望和特权，甚至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职业能从根本上确保这些人作为道德上坚定的儒家君子、博学的学者和国家丰富的文学和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身份。当时的文学作品验证了这些说法，因为这些作品在赞颂旅行的重要意义，通常那些不时抱怨官员旅行的人是最能忍受旅途的艰辛和危险的。对这种毅力的记载并非有意去凸显冒险精神。这些旅行者的诗词、散文和旅行日记是要强调他们完成其名胜之地的朝圣之旅的坚定愿望，甚至他们频繁提及的“倦旅”可以被理解为与其他人群有区别的、能向别人夸耀经历的标志。

宋代精英们的广泛旅行强化了他们作为政治、社会和文化引领者的地位，而他们在路途中的经历也使他们与所访之地紧密结合。这种结合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宋代精英们的生命中，京城及家乡之外的地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唐代及唐之前的朝代，京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一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被任命到京外当官的人要习惯性地抱怨一下他们不得不离京而去。实际上，在唐代文学中，提到远在外地的人对长安的思念使我们可以推想京外官员和落榜举子渴望返回京城的强烈愿望。相反，宋代特别是南宋的旅行者的聚焦目光，不再仅集中在京城和其他几个文化和政治中心城市。因为游历范围的广阔，他们也认同于自己所居住的或远或近的地方。

宋代精英们越来越多地旅居各地使他们的居住地不再局限于本籍。本项研究证明，新精英们感兴趣和活动的地方的变化越来越多，而这些地方的情况和历史差异也很大。这种变化是在长时段内发生的，但在宋末，我们看到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在夸耀本地的本籍和非本籍名人的遗迹和传说，这些名人一直是地方名气和自豪感产生的源头。就如陆游因为沉浸于对四川和陕西的美好回忆而用这两地的地名来命名其著作选集，他曾到访过的地方也不会忘了他。就如笔者对三游洞和苏轼在黄州的论述所揭示的，陆游的探访和他的文学作品被忠实地保留在当地历史中，同时也成为当地的地方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精英在创造和书写地方历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与文人精英一道提升地方自豪感。实际上，从宋代开始的地方志撰述都提醒本地百姓，几百年来，许多著名的访客不但在本地留下了足迹，而且还赞美本地的自然美景和辉煌的地方历史。名人访客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对记忆的丰富，他们在当地的旅居也有助于突显当地在文学和文化版图上的地位，尤其是像黄州和峡州等偏远和不大出名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史撰述、地方文学和地方文化景观的修建本质上绝不仅是地方性的，地方精英、官员和文人访客之间的共同努力反映了群体的共同利益。铭记本地官员和著名访客的传统是与对本地名人的赞颂密不可分的，这些本地名人包括中举的士子，地方望族，孝子烈女等。当地方志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古迹、名人、地方土特产的名单时，他们肯定不仅是要延续地方历史，而且也是要确认本地在国家历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