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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炎凉 悲恨怨怒:一个年轻监工眼里的工地人生

他在工地里流转、虚耗、等待、跑腿,忙忙碌碌,与工友、外劳、槟榔西施、外籍配偶、性工作者等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彼此理解、关照,甚至相濡以沫,“在无光的暗处,弱弱不一定相残”。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按:“建筑工地多半由铁皮高墙围住,所有的劳作与脏污被一举隔离、遮掩在墙的那一头,看不见,也不给看。待拆墙亮相时,打地基、绑钢筋、砌泥作、拉水电、锯木作、刷油漆、清废料的劳动者们,恒常是隐身未见的。”即便我们知晓,一圈铁皮围起来的是这一群人异常辛苦的劳作,与异常微薄的薪水,确凿无疑且司空见惯,然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具体形象留存于文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文字当中。

或许正因如此,当《做工的人》2017年初于台湾出版时,曾引起不小反响,半个月内加印了五六次之多。作者林立青以工地监工的视角,在这本书中记录了工地工人的日常劳动与生存状态,他思考着工人作为人被尊重的可能性,并将劳工议题重新带入了公共视野。这位年轻监工在工地里流转、虚耗、等待、跑腿,忙忙碌碌,与工友、外劳、槟榔西施、外籍配偶、性工作者等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彼此理解、关照,甚至相濡以沫。在工地上,有被教育体制放弃、群居至此自谋活路的“八嘎囧世代”,他们被主流价值遗弃,却建立起了独特的认同与强烈的家庭观念,此外,这里还有下了工换装出游的年轻打工者、擅作调度的工地大嫂、只有背心数字而无姓名的移工、多次进出监狱的粗工……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林立青的记述中不仅有着工人间的差异与情感,有着在工地场域内的权力与关系的交互作用,更可贵的是,因贴近着底层的地位视角与切近的困窘伤痛,他虽不做评价,却有着清晰的情感与立场。作为写作者,他似乎未曾想要隐藏起一丝一毫。在作家房慧真为《做工的人》所作的序言中,她写道:“他的文章常总结底层工人的无奈与悲哀,在美学上或许能有更不着痕迹的处理方式,但作者从来就不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取材者,他身在其中,也得分担那悲恨怨怒的一部分。”

在工地上,“他看见公权力执法者倚强凌弱,也看见在无光的暗处,弱弱不一定相残,”他与工友的热血和世故并行于文字之间,有温暖有义愤,有理想也有失落,他保持距离又置身其中,他保持好奇又时刻反思。即便如此,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的无能为力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变得怎样,也最好不要去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恐惧。”“一如现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书的扉页上写着这么一句话:“若有雷同,请哀矜而勿喜。”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做工的人》一书中节选了两小节内容,一则是写工地上疾病缠身却没空也无钱医治的工人们,二则是写那些傻傻进过监狱而后再难立足甚至卷入更深的犯罪泥潭的工人们。世态炎凉,悲恨怨怒,道不尽这位年轻监工眼里的工地人生。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做工的人》(节选)

文 | 林立青    摄影 | 赖小路 

一、呷药仔

话说做我们这行的,有很多人只是在青中壮年时“吃老本”地打拼。到了大概五十岁以后,每个师傅身上都会开始留下一个一个不同的伤痕或是病痛缠身。工地现场的医药箱,优碘、纱布、棉花、绷带可以放到过期,最常被使用的,就是止痛药。

当然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其一。我也有和他人不尽相同的常备药品,即使现在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工务所,但我的随身包包以及公司车上,仍放有止痛药。并且在淋雨工作后那头颅发胀的状况下,我就会吞下一颗。另一个则是支气管扩张剂,随着自己逐渐有了运动习惯,倒是比较少用到。

说真话,我到现在还是搞不大懂那些止痛药的差异。师傅们也搞不懂。我们对这些药品的最大理解程度就是口耳相传。有些师傅非普拿疼加强锭不吃;有些人,例如粉尘甚大的木工、泥作,则是一定要吃专门的鼻塞喉痛胶囊。久而久之,每个人都有一些私传的口袋药品。男工们普遍相信,这些药品配上高粱酒后药力更强,因此,真的有师傅将高粱酒装入水壶中,和止痛药物一并服下。女工们则比较流行服用感冒糖浆,有一种甘草止咳水,据说可医治百病,从手痛脚麻,到任何呼吸道疾病,一饮见效,没有什么是“喝一罐”不能解决的。另一些女工则是长期的负重,一旦天冷气寒,便立即喘不过气。我因为有这类经验,备有支气管扩张剂,也帮过不少工地女工。往往在地下室晕眩,呼吸困难时,带到工地外吸入“备劳喘”,便会慢慢恢复。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其实,这往往是老工人或年纪比我长上许多的工人,那一辈分的人才会有的习惯。年轻的工人无须负起管理、指挥及调度责任,这时候就可以离开工地,请假跷头去就医。看医生也是在工地过劳时,跷班离开的一个好借口。但年长的师傅们受到养家的压力,以及其他师傅的期待,不能随便请假就医。每个人都想要健康。身为领取日薪的人,每一次前往就医的时间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更担心的是一去之后所得到的医生警语。

工地的现场工作量繁重劳累,所以食物的分量往往极大,味道也极重。工地便当不算好吃,很多准时送到的便当常是两小时前做好的,只是加了辣酱油和菜脯而勉强下肚。这些都让每个师傅有得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可能。酒精以及大量的饮用饮料,也都伤肝、伤肾,但天热时,不靠饮料无法舒缓一身燥热;天冷时,不靠酒精又无法升高体温。五年、十年下来,原先一身精瘦的鲜肉都会和我一样,成为两臂结实壮硕,但肚腹突出的大叔。

身为工人,要保持健康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任何人都会有身体上的毛病,但有钱人可以在病情恶化前得到良好的医治,中产阶级们往往有时间,给薪的休假和特休假是坐办公室的人可以运用的,下班后的诊所大门也随时敞开。

但真正的工人则是不愿前往。老师傅们不习惯于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且担忧慢性病的医治将要花上大笔开销。加上这些过劳的师傅们所得到的医生建议,千篇一律地难以和现在的工作互相配合。孩子上大学的生活费和膝关节开刀手术的一个月修复期,势必不可兼得,该牺牲哪一方面,不言而喻。做不到的医嘱转换为对医生的亏欠,从此不敢再面对医生。继续使用麻痹的药物配合高粱酒饮下,只能在庙宇前求告期待着儿女长成后,自己还能支撑。

有些则是转往偏方,迷信吃了某些来路不明的药物可以解决这些困境,然后陷入更严重的病痛和依赖。花费了大量金钱后,换来的是回到医院内被医生斥责的惭愧。

于是,从牙科到骨科,慢慢地,每一个医生的诊间大门都再也不敢跨入,无脸面对医生的内疚转为自我欺骗:看了没用。还是回到一些诊所中,自费注射一针止痛,再拖着身体前往工地现场施工,灌下甘草糖浆和高粱普拿疼。有些运气好的,等儿女渐长时,通常是孩子死拖活拉地带到医生面前,像个小孩一样招供生活作息。差一点的,就等到再也不能支撑的时候,一次倒下。一人倒全家哭,还能见得到面的,大概也无法再回到当时正常的身体状况。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有些人回到家里,成为一生中在最后几年拖累家庭的重担,然后痛恨自己失能的无能,变本加厉地饮酒,止痛解忧。有些人则终年闲晃,离开了家,毫无未来可言。

有的人甚至放弃一切,在戒治所旁寻找更强的、称之为“毒品”的药物。过去在西部沿岸,师傅都知道:某些称为毒品的药物注射后再饮下烈酒,即可结束一切痛苦。医生也会体面地开出死亡证明以让家属支领保险。这传言已久,我却不敢前往细问。

现在的健保已经不会锁卡了,我都告诉这些师傅,前往诊所好好看病,注射疫苗。但多数师傅一笑置之。他们能不看医生就不看医生。他们的车上以及包包内,依然放着他们私传的药品组合。

这些药方依然存在,完全没有比正规医疗便宜。只是舍不得见到身边的人,听到自己身体的真实状况时,那无比担心却又无能为力的面容。

二、进修部

以前刚去工地的时候,有一次,常配合的水车司机换人了,向新来的水车司机问起,他说“去进修了”,当下我还以为水车驾驶需要定期上课换照。

后来才知道,工地所谓的“进修”指的就是坐牢。

工地“进修”的原因很多,公务员也常被约谈。反正只要有工程案,从垃圾飞出围篱外到偷工减料被抓包,多多少少都能查出一些或大或小或无聊或真的缺失。至于大到多大,小到多小,从来就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是真的该死,有时候是检察官无聊,有时候是纯粹被扫到台风尾,当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公务员们大多数在约谈几次后就没事。

只是在工地现场,常常是真的被抓去关的,有的其情可悯,有的却不明就里。工人们对于法治的理解程度往往不足,有时候实在也难找律师,在一些证据确凿的状况下,也就笨笨地认罪了。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比较有意思的几个案例,其实说穿了也就是法律知识不足。

我记得有一个粗工表示自己因为出外工作,老婆跟人跑了,走的时候,还把户头空的存折、印章拿去卖人,赚得五千元。等他两年后在路边买槟榔时,才发现自己遭到通缉,被依诈欺洗钱共犯抓去蹲了半年。

其实这没啥问题,让他愤慨的是,到了监狱里面才发现有人是自己拿去卖,而且第一次被判缓刑,第二次才因为又被抓而入监。之后他每每说到这事,就认定法院判决不公,因为那人是在便利商店工作,感觉比较斯文。他认为早知道就自己卖,还有五千可以花用,对此认定是政府欺负他,直喊着要关他的话,至少也要给他五千。

有时则是铤而走险。曾听过开货车的司机,接到电话说要他载垃圾去倒,但那指定倒垃圾的位置隐秘而难行,等到倾倒完成,倒是领了现金。然而没隔几个月,警察们依监视器查出司机在水土保持地倾倒废弃物,而且那些碎石原来是炉渣。由于已过了数月,手机号码早已洗掉,不管再怎么联络也都联络不上,他只好愤愤不平地去坐牢。那几个月内,他用他破碎的文字写陈情书,翻每一座监狱都有的《刑法》,拼凑出根本没有人会接受的陈情信件。想当然耳,直到刑满出狱,都没有人回信。

这些案件无论如何都是罪证确凿。而这些口笨舌拙,完全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工人们很多连传票都没收过,直到在路边买饭买菜时,才发现自己被通缉了。接着到处问人,就是没花钱去找律师,等到判刑下来再被抓去关。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这也就是“进修部”的由来。没有被关过的工人,和被关过的工人,在法律议题上的态度往往完全不同。

被关过的工人,对于社会的黑暗面理解更深,毕竟同房室友聊上一阵,也就立刻清楚法律问题。没有什么法律见解会比活生生被判刑的人在你面前愤恨不已地骂官,更能让你质疑司法不公。有些人在被关期间,每天就是看着自己的自诉和判决书。

他们因此对法律再也没有信任,反正无论怎么比,这些学历低的劳工本来就不在被保护之内。他们倒是在监狱里面补课,慢慢地建构他们对于法律的架构和看法。有些是金句,例如:“有钱判生,没钱判死”“法律只保护懂他的人和请得到律师的人”“穷人参政冲第一的原因是,出事可以说是政治迫害”。有些则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例如:请“立委”关说,可以有特殊的方式救济成功;一审没用,二审可以开始准备红包给法官,抗告到三审时,要尽量塞钱改判决,等到更审出来才有机会──这还有理论支持,因为一审的法官年轻不敢收钱,二、三审的法官资历老了,出事还有同学、学弟、朋友罩着护着,所以才有信用,才有资格去改判决。

这些“进修部”出来的,对于司法的不公平已有定见,因为在监狱期间,更让人有如此体悟。

所有进去过的人都告诉我,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打通关节。没有官员不贪污,尤其是掌管狱政的:独立系统,独立作业,比警察圈子还小,比军人圈子还窄。只要够有钱,进去一样会有好日子可过。例如办个抽奖活动,也得让狱卒家里抽中才是上道的好方法。我从来搞不懂这些抽奖活动有啥意义,但他们似乎对此茅塞顿开,从他们发光的眼神看出,那是一种深信不疑。

他们对监狱生活的印象有多深?你可以看,等到出了狱,在你面前连几月几日第几字号第几庭都如数家珍地背得出来。除了背出判决之外,他们往往在监狱中花上大量时间背那教化的经文。许多出狱的师傅能完整背出《心经》《大悲咒》已不在话下,甚至基督教也通,我也遇过能同时背出《圣经》里《登山宝训》的师傅。能在工地现场默背这些佛经的,其实往往是“进修”过的,在那段时间中倒背如流。只可惜,这些经文在他们眼里起不了作用,只是带给他们对于人生更大的幻灭。每个人都告诉我,宗教只是把时间往后延,只要有审判的地方,不管判官是叫“耶稣”还是“阎王”,打死也没人信那会是公平的。

这样的结果很悲惨。司法对他们极为严酷,请不起优秀律师的无权无势者往往被法官羞辱,这样的感受转为对社会的不信任以及愤恨,如此所得的法律观点也往往偏颇,难以挽回。他们在牢内有很长的时间彼此认识,往往给予出狱后“互相提携”的承诺。这些承诺可能用不到,但许多人用到了也未必是什么好事,也就又回来了,直到再也无法入狱,或是再也不说、不提这段经历。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他们往往防卫心极重。被残酷对待的人,往往自己也会变得残酷起来。他们说话不加修饰,也不大存钱计划生活,反正社会已有标签,在“进修部”学到的技能也不知道何时会用上。这些人通常罚单也不缴,税金也不纳,弄台三万里程以下的代步车后,办个eTag到处冲啊跑啊。

上流社会的人坐牢后,还有一群人愿意接纳、保护,这些基层者,回家时可能妻离子散,连家中来接出狱的人都没有。那又何必照着社会规定走呢?久而久之,他们也不大能清楚表达,只知道现金在手保护自己最好。他们对着国家、警察以及这个社会是有恨意的。

当然,跟他们必须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后,才能慢慢知道这些愤恨的原因。有权有势者往往有更好的辩护团队,更多的法律攻防。而这些傻傻的工人往往什么也不知道,傻傻地就被抓去关了。等到出狱,发现再也不可能取得良民证,很多工作再也没有他们的机会。

因此,工程人力派遣公司常常也有专收更生人的,只是这种公司往往做不久,人力公司的好工人都会看有没有机会能被其他师傅相中,免去被抽成的可能。

有些人在工地是能适应的,终究学得技能留了下来,成为“半桶”或是师傅,逐渐忘却过去,重新开始。但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待遇。许多工人难以忘却监狱的羞辱,又因那段时间而无法求得更好的待遇,人生四处碰壁之下,找回狱友,寻求其他谋生的可能;接着再被抓进去。反反复复地,成为真正的专业犯罪者,犯罪糊口、逃亡被抓这种轮回反复上演......直到再也出不来。

我只有一次,在进场施工一阵后,发现一个施工质量甚佳的师傅出了问题。那是因为公家案件需要送交人员名册,我因此得知他因酒驾被发布通缉。当天我结算了他的工资,并告诉他,我不能让他再进场。他懂我的意思,道了谢直接离去。两天后,警察到场扑空。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逃亡是弱小生物的活命本能,超越人类历史。

我在工地学会不问他人过去,除非他们主动提起,否则只要工作能够做好,这些私德和过去的经历对我而言都不重要。

我也曾经经手一项军方工程,当军方表示,我的工人多有前科,希望全数驱逐出场时,我告诉那名军官:“这些人在这里工作正常,毫无问题。如果我因此而将他们驱逐,那他们要以何为生?”那个军官愣了一阵,之后没有再提起。我的工程一直到结束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军官坚持施压,或是我受不住压力而把这些人赶走,他们在这种状况下,会不会又去“进修”?

摘自《做工的人》 (赖小路 摄影)

这些更生人每每都告诉我,只要人间有监狱,地藏王菩萨就永远成不了佛。我至今无法回应他们。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我曾经想过,我们的社会有罪,因为我们让他们犯罪;这样一来,创建并且支持社会的我也有罪。可是后来想想,觉得这样的想法太痛苦了。改革社会需要整体人民关心司法,坚守程序,但无论怎么做,社会的正义还是针对性地选择对象──要么最弱最穷,能得到知识分子关注;要么最冤最错,能引起政治斗争;或者最凶最恶,来支持我们的现有司法,继续掩盖我们的社会残酷。

然而,我身边的这些人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我最常遇见的是在没有工作时,卖身份证和存折,或者是帮忙跑腿送货,这也是最常入门“进修部”的基础班,并且往往被依法办理。如此程序清楚、法条明确、责任分明的社会制度,让整个社会安心,毕竟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当然,这不是我能面对的。帮助他们是上帝的事,我还是顺从地认定他们罪有应得,理应受刑来得好。反正十字架上的不是我。

关键时刻不认耶稣,会让我活得轻松一点。

书摘部分与图片节选自《做工的人》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授权不得擅自使用。

《做工的人》
林立青 著  赖小路 摄影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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